酸是一种味道，有食物的酸，有生活的酸，还有各种各样的酸，它们经常纠结在一起，时刻提醒我们，酸甜苦辣咸，诸般滋味酸为首。
　　
　　 一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我“打酱油”的年纪，农村物质仍极度贫乏，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门七件事，某一天如果变成了八件，多出的一件肯定是非常奢侈的事，甚至是改变家庭运行规律的事。出不起事，实在是出不起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就连我这个能“打酱油”的孩子也不能光“打酱油”，还要跑去捡柴、烧火、干农活、打下手的龙套，小小年纪，就要参与家庭温饱大计，可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做父母的，更是整日与土地打交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只有倦意，没有诗意。饶是如此，日子依然过得捉襟见肘。
　　 捉襟见肘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有一年，地里的玉米还在棵上绿意盎然地长着，正是嫩得能掐出水的时候，也是弄熟了当零嘴最好吃的时候，母亲背着粪箕子，让我挎着小篮子，到地里掰玉米。母亲一边挑一边掰，我负责整整齐齐地把它摞放在母亲的粪箕子和我的篮子里。我一边摞一边想，母亲这是不过日子了吗？无论煮着吃还是烧着吃，也用不了掰这么多呀！一边想我还一边偷偷地乐，这几天晚上不管到哪里看电影都不缺零嘴了。做晚饭时，把嫩得淌水的玉米埋在柴灰里面，吃完饭扒拉出来，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一粒粒剥下来装在挎包里，一边看电影一边用黑乎乎的手往嘴里投送焦香软糯的玉米粒，太美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一种叫瓜子的零嘴，待后来看电影吃瓜子，我感觉比看电影吃烧玉米差老鼻子了。遐想正美的时候，手上的动作就慢了半拍，母亲把一穗玉米忽一下子扔到我头上，大喝一声：快点装！于是，我的梦醒了。美梦毕竟是梦，醒了就不美了，我有点埋怨母亲。但接下来，我才知道我想得太美了。
　　 把玉米弄回家，母亲并没有把它们放起来，而是让我一穗一穗地把皮扒掉。很明显，这不是当零嘴吃的节奏。当零嘴吃，应该带着皮存放，那样可以放好几天也不老。我扒一穗用指甲掐一下，扒一穗用指甲掐一下，一连扒了好几穗，没有一穗能掐出水来。母亲在地里挑来挑去，原来挑的都是老的。我的怨气一点点地冒了上来，故意把扒完皮的玉米往地上摔得砰砰响，有几穗越过满地的玉米皮滚到了院子的地面上。要是在往常，我这是明显的找揍行为，少不了挨几笤帚疙瘩，但母亲今天竟然无视我的挑衅。有时候，忽视也是一种威力很大的惩罚工具，我不得不在母亲的忽视下乖乖地败下阵来。
　　
　　 二
　　 其实母亲不是不想揍我，她是实在腾不出手。她的手在干什么？她的手在一个盛满水的大盆里一片一片的清洗地瓜干。这个动作我很熟悉，因为一年当中母亲要无数次地清洗地瓜干，清洗完了，弄到村里的石碾上压一压，压得囫囫囵囵的，再泡在水里，第二天一大早到电磨坊里把它磨成糊子，然后用大半天的时间把糊子烙成煎饼。烙煎饼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滚，一个是摊。纯地瓜干糊子在鏊子上摊不成型，要想烙完整，必须把糊子团成一个大面团儿，放在烧得滚热的鏊子上转着圈儿滚几圈，滚得速度要快，还要压茬，挺考验技术的。滚出来的煎饼薄得像纸，美观有余，压饿不足，一个人一顿饭要干掉好几张。烙煎饼费工夫，要是三天两头地烙，谁也受不了，所以，但凡家里有点别的粮食，也不烙纯地瓜干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地瓜干的基础上，加点麦子，加点玉米，加点高粱，如果存粮丰富，也可以好几种混在一起。地瓜干算不上粮食，有正儿八经的粮食加入，才可以用摊的方法。摊比滚慢一些，用勺子舀几勺糊子倒在鏊子上，一边倒一边用竹篦子刮平刮匀。摊的煎饼比滚的厚很多，因为有粮食，又香又压饿。
　　 家里没有陈玉米了，但还有一些麦子。母亲不用麦子，却用还没熟到时候的新玉米，这是过日子熬煎出来的精打细算，是一天一天数着日子计算出来的，很精准。我不再想着吃零嘴了，却又想着吃带麦子的煎饼，带麦子的煎饼可比带玉米的煎饼好吃多了。我再次冒着挨揍的风险，不甘心似地明知故问：“缸里不是还有麦子吗？”我不指望手忙脚乱的母亲好好给我解释，只做好危险到来随时跑的准备。还好母亲懒得搭理我，没有好气，又带点不耐烦地说：“麦子，麦子，你就知道麦子！八月十五吃什么？过年吃什么？你不吃馍馍了？你不吃饺子了？”我无言以对，馍馍是要吃的，饺子也是要吃的，比起带麦子的煎饼，馍馍和饺子更好吃，更有仪式感，当然也更重要！
　　 除了粮食青黄不接，“腰包”更是瘪得连空气都挤不出来。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句经典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个时代，把托尔斯泰的名言反过来说倒也贴切，“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这样的日子，能解决了温饱、顾得上冷暖就不错了，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多一点事都是节外生枝，宁可硬生生地掰掉，也绝不让枝长出来。所以，小时候的我，我们那些孩子，也可以说不论什么时候有过苦难环境生活经历的孩子，都不太喜欢表达个人的主观意愿，我想啊我要啊这样的字眼，都在心里憋着，一般不轻易说出口。不过，不说出口不代表没有呀！越是没有不是越想得到嘛！幸好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肉眼可见的诱惑少得可怜，否则面对这也想那也要的花花绿绿，小小的心里怎么能憋得住呢？
　　
　　 三
　　 诱惑虽然少，可还是无处不在。冬天过去，虽然过了个年，嘴巴却没得到满足，一到春天，新的诱惑的种子又种下了。山上的杏花开了，杏花刚败桃花又开了，村子后面果园里的苹果也开花了，粉红的，洁白的，一朵一朵，一簇一簇，漫山遍野，即使闭上眼睛也往眼里钻。这么多花，赏花呀！不，我不赏花，花似乎与我无关，透过花，我看到了累累果实。但果实再怎么累累，与我关系也不大，因为果实是别人的，他们花钱承包了它们，要像看紧自己的腰包一样看紧果实，少一颗，腰包里就眼睁睁地流失了一沓钱。桃子红了，杏子黄了，看山的人居高临下，上山的人离他们的摇钱树还有八丈远呢，看山的就大声吆喝，随着吆喝还有狗吠，搞得人去自家山地里摘点南瓜豆角都不好意思。果园里的苹果熟了，那么大的园子，那么多的果树，数不清的果子，一个个都害怕埋没了自己，争先恐后地把香气散发出来，争艳一般地争香。看园子的人，更是把果子当成自家香艳十足却又不怎么安分的女人，看得结结实实，连一只蜜蜂都不放过。这些桃呀、杏呀、苹果呀，看上去真好，真诱人。每到这个时候，我的脑袋里都有一个声音自问自答：想吃吗？想吃！想吃怎么办？花钱买！有钱吗？没钱！没钱怎么办？不想了！
　　 果实与我关系不大，倒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山上杏树多，桃树少，我家的地头上就长着几棵歪着脖子躬着腰的杏树，但即使歪着脖子躬着腰，我跳起来也够不着它们的果实。春天压地瓜苗的时候，树上的果实一嘟噜一嘟噜，翠绿翠绿的，像水头极好的翡翠。父亲用独轮车推着两个大水包，母亲用扁担挑着两个大水桶，我挎着装满地瓜苗的篮子，一起到地里压地瓜。这个季节，漫山遍野都是干活的人，对于那些杏树，看山的不怎么管也没必要管。干活歇息的时候，父亲会操起扁担，往杏树上抡几下，树上就会噼里啪啦掉下一些青杏。父亲把杏捡起来，将我的两个衣兜装得满满的。父亲和母亲大概不屑于吃青杏，他们用浇水的舀子舀凉水喝，一边喝一边看着我咯吱咯吱的啃杏蛋子，看我啃得津津有味，父亲便问我：“酸不酸？”青杏当然是酸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酸，别说吃了，一想到青杏的样子嘴里都淌酸水。父亲明知故问，我却觉得青杏也好吃，便顾不得嘴角的汁水，一边啃一边回答：“不酸。”一颗接一颗，母亲大概看不下去了：“别吃恁些了，光酸倒牙喽！”其实我也舍不得全吃光，剩下的还要慢慢享用呢。说也奇怪，小时候吃了那么多青杏，居然不倒牙，如今吃带点酸口的水果，吃一点就倒牙。
　　
　　 四
　　 青杏就能吃那么几天，等压完地瓜，气温一上来，青杏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黄，看山的便看护得严了。吃完青杏，过上一两个月，就可以吃青苹果了。和杏一样，苹果青绿青绿的时候，看管的也不太严。果园外围种了一圈带刺的灌木作篱笆，篱笆外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玉米长高了，风一吹，连吼带叫，密密的青纱帐里，我和小伙伴们在逞英豪！我们挎着篮子，分头行动，一边拔猪草，一边人不知鬼不觉地向果园靠近。潜行到篱笆下面，找一枝“红杏出墙”的苹果，用手里的镰刀勾住枝条，然后徐徐采摘。我们牢记薅羊毛的原理，不可在一个地方摘，不可在一个枝条摘，不把“红杏出墙”的苹果摘光，很长时间倒也相安无事。摘完苹果，我们找片远离果园的玉米地，把苹果藏在草丛里，每次拔猪草的时候取两个吃。青苹果又硬又艮，除了酸没有别的滋味，但它又大又多汁，吃起来比青杏好得多。我们越摘越顺手，越摘越大胆，这样下去怎么可能不暴露呢？终于有一次，我们被看果园的打了个伏击，路银和海被抓了，我顺着青纱帐溜了，抓路银和海的看园人，正是路银的爹。路银的爹不揍海，逮着路银狠揍，我躲得远远的，大老远还能听见路银鬼哭狼嚎。
　　 对于水果，小时候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苹果和杏，我不知道它们还有一个叫做水果的共同名字。它们给我留下的口感，就一个字：酸！酸一旦占据了我的味觉系统，别的味道就被自动屏蔽了，以至于偶尔吃到熟透的杏或苹果，吃完后我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酸甜苦辣，大概酸是我的味觉启蒙者，我觉得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酸、需要酸。
　　 一年四季，青杏、青苹果不常有，当然酸酸的味道也不常有。久不知酸，口里简直能淡出鸟来！人的饥饿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肚子里没有一点饭食，这是实实在在的饿；一种是精神上极度需要某种感觉而没有，这是说虚也虚说实也实捉摸不定的饿。味觉当然属于感觉，这样一说，我的饿竟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挺值得骄傲！精神上的饿也很难受，饿的时候，我只能拜曹操为师，学他的“望梅止渴”，尽情地脑补一嘟噜一嘟噜的青杏，耐不住寂寞的枝条上的青苹果……
　　 食酸经年，遇甜方知好滋味，但甜久会腻，解腻仍需“望梅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