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三十若不回老家，就来家里一起过吧。”这两天，马大姐和农庄主大姐先后发来邀请。正是这一声声召唤，治愈了我数十年的顽疾——年前综合症。
　　 患上年前综合症，原因有二：一是老家习俗，二是婆家实情。
　　 老家有个旧俗——也不知该不该称作陋习——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过除夕和大年初一。传统观念认为，正月初一是家人团聚之日，出嫁的女子已是夫家之人，不宜在娘家守岁。老一辈觉得，女儿回了娘家就像客人，会“吃空娘家”，影响兄弟的运势。说白了，还是过去日子穷，普通人家三餐温饱已不易，逢年过节才吃得上几口好的。粮食本就有限，若出嫁的女儿再带着孩子回来，饭菜就更不够分了。哥嫂弟妹心里不痛快，家庭矛盾也容易产生。
　　 如今生活早已天翻地覆，吃喝不愁，甚至不少人开始追求减脂轻食。可母亲脑中的旧观念根深蒂固，不是我三言两语或给点脸色就能改变的。
　　 记得有一年除夕，姐姐刚出月子，婆家又远，便自作主张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谁知母亲没等她进门，就将她劝了回去。姐姐不但没争执，事后反而向母亲道歉，说不该事先不征求她的意见。说母亲固执也罢、守旧也罢、不近人情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底线，或许本无对错之分。
　　 “妮，不是娘狠心，想想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该多盼着和大孙子一起过年啊。这孩子可是他们老张家的长子长孙。”母亲从未后悔劝回姐姐。她说，如果她是姐姐的婆婆，也会希望孙子陪自己过第一个年。
　　 如今父母年事已高，更没必要与他们争辩是非。中国崇尚孝道，古人讲“孝顺”，或许“孝”字当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顺”——顺着父母的心意。
　　 有一次，我故意逗母亲：“娘，明明（我侄女）结婚了，不也回咱家过年吗？”母亲说：“耀宗（我侄子）还没结婚呢，等他成了家，明明也就不回来过年了。”我不知道母亲说得对不对，因为侄子一直在部队，至今未婚。
　　 其实，我只是逗逗她罢了。
　　 因此，过年我若回去，只能住姐姐家。可姐姐一家要回婆家，我仍然是一个人，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离母亲稍近一些。等到姐姐回来，也已是闺女回门的大年初二，才能随她一同回娘家。母亲像待客一般，熬大锅菜或包饺子——这是她待客的最高礼遇。去年国庆回家，母亲说：“你吃了大锅菜和饺子，第三天我都不知道给你做什么了。”“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呀。”“你们在城里吃得好、花样多，家里哪有那条件？就算过年，也比不上啊。”
　　 上周末和母亲通电话：“妮，过年回家不？……那还是初二回吧，路过你姐家时捎上她。”我爽快答好，没告诉她姐姐已邀我放假就去她家，一起守岁，一起聆听新年钟声。我不愿让母亲有丝毫心理负担。
　　 我和孩子爸爸走到一起，是因为公公生病，我按单位安排去陪伴婆家小妹燕子。第二年公公脑出血复发，昏迷三周，醒来后除了意识清醒，全身再不能动。从那以后，家里就没过过一个好年，或者说，没真正过过一次年。尤其是三年后小妹意外身故，全家便笼罩在悲伤之中。为瞒住失去语言能力的公公，我们都强装无事。可“每逢佳节倍思亲”，老年丧女的婆婆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我也再不好提回娘家过年的事。这一坚持，就是十五年之久。
　　 小妹走的那年，为掩饰她没回家过年，我和孩子爸爸早早商量对策。
　　 “爸喜欢热闹，咱们在家写春联，热闹点儿，分散他的注意力。”
　　 “孩子刚好一岁半，会咿呀几句，咱教她给爷爷拜年，向爷爷讨个红包。”
　　 ……
　　 说实话，这些哪瞒得过公公的眼睛？他不时望向门外，眼神从期待转为疑惑，最终归于失望。公公什么也没“说”，可我们悬着的心始终未能放下。后来，公公眼里不再有期待，过年，跟平常日子一样，不但掀不起任何喜庆的氛围，内心反而更加压抑。而婆婆的身体和精神却每况愈下，之后又查出乳腺癌晚期。每一个年都如履薄冰，每一次团聚都味同嚼蜡，只盼着年快点儿过去。
　　 就这样，过了十五年。第十六个年头，孩子爸爸又去了外地。他曾随我回娘家一次，因为不习惯旱厕、吃不惯农村饭菜，加上与姐姐一家多年不往来、无话可说，便再也不愿回我老家过年了。
　　 有一年除夕，孩子爸爸跟我们到了姐姐家，只打了个照面，饭也没吃就离开，直奔开封找同学去了。为此我们大吵一架，从此再不提回我家过年的事。可每到年前，心里总有些异样，像得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无药可医的病——我称之为“年前综合症”。后来，孩子去外地上大学，有时勤工俭学不回；再后来，她出国留学，作息只能随当地的节奏。剩下我一个人，不想回家掺和进姐姐一家的团圆里，像个局外人。
　　 疫情期间，北京封控，我回不了家。马大姐和农庄主大姐发来邀请，我在她们家过了几个温暖热闹的新年。农庄主大姐是蓝天救援队队员，朋友众多，常有回不了家过年，也来她家的。
　　 记得有一年，两个人没抢到票，我们一起过年，和面的，拌馅儿的，擀面皮的，弄凉菜的，大家说说笑笑，热闹极了。他们还美之名曰集体过年，共享喜庆。在她们的感染下，我慢慢打开心结。她们的接待与热情，像一剂对症的药，渐渐治愈了我的年前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