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第一生产小队有二十多户人家一百二十多口人。二十多户人家分住在北山和南山的三个山坡上，小队部设在距三个自然村都差不多远的东坪上，因此村人都称小队部为“东坪”，那是个远离住户的独立院子。“东坪”原来住着一户人家，据说是因为风水不好而导致人丁不旺家道不兴，入社前就搬走了，遗留下了分作两口的三间北屋、一间低矮的西棚屋和一个很大的院子。生产小队成立后，在三间北屋的两头各建了一间牛棚，东面新建了两间厢屋，西棚屋南墙外垒了个露天牛圈；再后来又将小西屋翻盖成了一间像样的西屋。
　　 小队部虽没有亭台楼榭，小桥流水，却是绿树环绕，宁静祥和。东牛圈墙外有一棵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杏树，树头遮掩了大半亩地，花谢时如落雪纷飞，杏熟时串串翡翠玛瑙；院外东南角有棵大枣树——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枣树之一。因为主人家吃枣心切，整个树干被刀砍石砸得伤痕累累。枣树前有两个方形池子，那本来是响应号召沤绿肥用，但早就成了青蛙们的乐园；西屋后面是一片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的香椿树，像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大门口还有几棵桃树和李子树，春来红红白白满树繁花，夏至果实累累压满枝头，但等不到成熟就被“顺手牵羊”，或有几个熟透的高挑在枝头，招惹得它们干弯枝折。
　　 虽说小队部是一队之家，但成年人忙着参加生产劳动，还要起早摸黑打理家里的事情，没有工夫去那里闲逛。白天牛出了圈，羊上了山，除了会计有时去算几天账，多数时间只有保管员兼饲养员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夜间则只有几头牛一群羊和守护它们的两个小青年，偌大个院子显得有些冷清。
　　 我们小孩子时不时会去那里玩。
　　 那时，我们村几乎家家养羊，少则三五只，多则七八只。每个生产小队都有一个放羊人，各家的羊在夏、秋两季白天由放羊人统一赶放，夜间赶到小队部的羊圈里宿夜。冬、春两季山上草少，各家的羊白天由放羊人赶放，傍晚下山后，各户将自家的羊领回家中喂些草料，然后集中到就近的小羊圈里过夜。各家的羊不论多少，所有羊粪和羊绒羊毛全归生产队所有。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生产队就指派专人梳羊绒。小孩子好奇心强，总想去看看自家的羊换装时的模样，当看到大羊小羊一个个被捆绑着躺在地上，无可奈何地任凭梳毛者用铁耙一样的梳子一下一下把柔软的绒毛梳得干干净净时，不免有些恻隐之心，但当看到它们浑身轻松地跑进羊群后，心情便一下释然。也许，它们并不讨厌人们的帮助，大概像小孩子被大人按着用剃头刀剃头差不多吧。
　　 捶羊很残忍。我们生产队捶羊都是由放羊的仁大爷经手。平时说话低声慢气的仁大爷那会儿变得果断绝情，两块木板一个棒槌硬生生将羊蛋子一下一下慢慢捶软，听着被捶的羊歇斯底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们的胯下都隐隐作痛，怪不得有人吓唬小孩常说“不老实我把你捶了！”听说骟羊并不多么痛苦，只要捋紧羊的睾丸，用小刀一划一挤，那球球就出来了，甚至不用缝合消毒，前后不过一分钟的工夫，手术完后手一撒，小羊就没事似的吃草去了，但我没见过。我想，那只是看着轻松罢了，羊遭的罪人不知道。
　　 冬天，我们会去那里捉麻雀。生产队的过冬牛草，都集中垛在小队部院两侧，一垛挨着一垛像片密密麻麻的蒙古包，那里是麻雀喜欢聚集的地方。雪后，麻雀们饿得急，飞飞跳跳围着草垛转来转去找吃的，我们便趁鸟之危，在草垛就近扫出一方地，将带去的筛子或篓子用系好细绳的小木棍支撑起来，再撒上一把刚刚从队部仓库里偷到的谷子或高粱，然后就躲到草垛后面等着愿者上“钩”了。
　　 我们也喜欢看饲养员喂牛。冬季和春耕时节，都要用干草料喂牛。我们常常看到饲养员和大爷坐在一大堆草把子旁，像择菜那样精心挑选着牛草。草把子都是秋天割下后就捆起来再晒干的，外面一层虽然枯黄干硬的样子，但里面还是青绿青绿的，一打开，就散发出多种山草的混合香味，那颜色，那味道，一下就把我们带进蚂蚱蝈蝈满天飞的山坡草场里。有时会遇到何大爷和当会计的顺大爷正在铡牛草，顺大爷叉开双腿站在铡刀后面，不停地将铡刀掀起压下，和大爷蹲在铡刀侧将草把子快速而均匀地塞进铡刀下，随着一阵阵有节奏的“嚓嚓”声，铡好的草段儿一会儿就漫过铡刀槽，顺大爷用腿脚向外拨一拨，就又开始了下一回合。我们也喜欢看喂牛和牛吃草。喂牛时，和大爷腋下夹着盛满草料的筛子，一把一把将草料添进牛槽，像极了我们课文里的《饲养员》，我们便异口同声地朗诵起来：“饲养员，真勤劳。睡半夜，起鸡叫。草和料，准备好。细心喂，能上膘……”就把和大爷高兴地直呵呵，夸我们背得好，并说让我们长大了也当个饲养员。我们只是“嘿嘿”一笑，谁都不作回答。
　　 小队长云大爷常去小队部。云大爷自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就任我们生产小队的队长，一直干到1983年生产小队解散。他不仅德高服众，责任心强，还特会精打细算。有一年秋生产队刨地瓜，他担心有人不负责任落的太多，就独自一人去收完地瓜的地里翻找查看，结果几镢头下去，一个近两斤的大地瓜滚了出来，他登时火冒三丈，手托着那个大地瓜，扯开嗓门朝着正在河对岸刨地瓜的队员们吆喝起来，一口气喊了十几分钟。有一次我俩一前一后去小队部，走在前面的他突然蹲下身去，像看到了什么，我走近一看，原来是砂石缝隙里有十几粒黄豆，他边捡边对我说：“你别看不上这几粒豆子，种到地里第一年长出十几棵，到第三年说不定就能种一两分地呢！”他把那些豆粒带到小队部后，郑重其事地交给了保管员。之后，他就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见有不规整的东西就顺手整理一下，然后才对保管员和大爷交待工作或说说南山的玉米北山的地瓜。
　　 冬天农闲时，也有人去找和大爷玩，因为那里每天都要烧饮牛水，又有的是柴草，烤着火吸着烟拉拉家常，难得的享受。有几年，邻村的李老汉夫妇借住在我们小队部。李老汉的儿子不是很孝顺，常惹他生气，正好他们生产小队有几亩地在我们村后的山坡上，他搬出来图个清静，我们生产小队也有了个不用记工分的看门人。他们的入住，让平时有些空旷的院子有了烟火气。
　　
　　 二
　　 小队部里每年都有两三次热闹的时候。
　　 当时，养猪养羊是农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生猪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定价，但养羊没有收购指标，变现的途径一是去集市售卖，二是村人合伙宰杀后做成大锅全羊，各家自愿“随份子”。“随份子”是一种购买者自由组合的方法，购买活羊的金额由“随份子”各户平摊，因为要考虑到家家都能吃的起，一般每份控制在1.5元—3元左右，即是那样，大多数人家都拿不出现钱，直到年底才能凑齐还给卖羊户。
　　 农历八月十五至霜降那段时间，是羊最肥、味道最正的时候，一般都由生产小队牵头组织宰杀，各户“随份子”。那年月，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平时买点儿猪肉，也主要是为了炼点儿猪大油炒菜用，所以买猪肉都喜欢要肥的，瘦肉再好也少有人问津，不是不想吃，是吃不起。
　　 听说生产队杀羊，我们那些比猫还馋的小孩子早早就跑到小队部，“路上行人早，更有早行人”，炕沿上早坐上了几个半大小子，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去啃羊骨头的。沂蒙全羊是真正的全羊，活羊宰杀后，将羊身分成几大块，连同收拾好的羊腿（小腿）、羊头、羊肠、羊肚、羊肝、羊肺一同下锅煮至适宜的火候后，分别捞出拆切成小片或小段，最后连同提前处理好的羊血放入老汤锅中小火煮一会儿，出锅后配上香菜等调料即成。
　　 杀羊切肉通常由会炒菜做饭的玉大哥主理。玉大哥用两根树枝条做成的长筷子，不时穿插翻动着大锅里的羊肉羊杂，看到哪块煮好了，就用笊篱捞出来放在锅台上的大盆里，然后再分别剔切。羊肠、羊肚、羊肝、羊肺里没有骨头，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玉大哥刀下的美味咽口水。好不容易盼到开始剔骨，一个个眼珠子瞪的大大的，生怕错过了每一块骨头。玉大哥那会儿特别认真，好像不将骨头剔干净就对不起“随份子”的人家，结果递到我们手中的骨头段多是只剩点儿很难撕下的筋皮或是只能吸点儿骨髓的白骨，空让我们沾一嘴膻。门外的狗倒是不嫌弃，捡起一块骨头就抱着就啃起来。剔骨切肉的功夫，家家户户拿着瓷盆瓦盆纷纷赶来，等玉大哥全部收拾停当，大盆小盆早摆满了屋子，玉大哥先用大秤称了总重，然后再用小秤一份一份平均分给各户，最后将锅中的羊汤均到各盆，那时，早就等在门外的盆主人们就可以端着香喷喷的羊肉欢欢喜喜回家享受了。
　　 收成好的年头，生产队也会杀一两头羊犒劳大家。记得有一年秋收秋种完后的一天，队里早早就收了工，每人回家拿了碗筷就去了小队部。开吃前，小队长乐呵呵的讲了几句：“今年光景好，粮食收成不错，麦苗也长得齐整，大伙儿的力没白出。今天杀了两头羊，换了10斤地瓜干酒，咱们也庆贺庆贺。在大队干义务工和放羊的打石头的人家，也不能落下，都分个份子给他们。”
　　 一碗羊肉汤半碗地瓜干酒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但大伙热热闹闹在一起吃喝的感觉不亚于一顿丰盛的宴席，有蹲在地上围着边吃喝边说笑的，有嘻嘻哈哈猜拳的，有独躲在角落低着头只顾吃的，还有爬上院墙边喝边吃边看风景的。我们小学生虽然没资格享受吃喝，但那场面已经足让我们兴奋，当然，我们不馋不着急的原因，是因为锅里还有足够我们大吃一顿的半锅肉。
　　 那次回家的路上，我和堂弟一直兴致勃勃，一路讨论着以前人民公社食堂的情景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样子。
　　 生产小队的三个自然村虽然相距不远，但社员们凑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二十多个成年整劳力中，有的在大队水利队、山林队、苹果园、木匠铺等干义务工，有的当石匠做石磨卖钱后买工分，还有民办教师、卫生员等，真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整劳力也不过十二、三人，要想商量个什么事，必须晚上才能凑齐。其实，真正开会一年只有年终决算一次。那个晚上，二十几个人挤在会计记账算账的小屋里，像三年寒窗的学子等待宣布高考成绩一样，静心憋气地听着辛劳一年的结果。那些扣除口粮钱后还能剩个几元钱的人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而忙活了一年还要倒拔钱的人家，只能强作笑脸掩饰无奈。我们看热闹的小孩子品不出里面的酸甜苦辣，虽然看到平时嘻嘻哈哈的面孔都变得严肃凝重，但我们不关心那些，只感到挤满了人的会计屋子很热闹，那满屋子的旱烟味倒让我们想到人多热气高干劲大。
　　
　　 三
　　 山村都是山岭薄地，加之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即使70％的土地栽种产量最高的地瓜，加上没白没黑的辛苦一年，半数人家的口粮往往还是吃不到来年春后，种点儿大豆、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也是为了满足农户的需求和交公粮，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因此，各生产小队的日工分值都很低，我们生产小队属于中游，每年的工日值在0.2元左右。为了增加点儿经济收入，生产小队利用队部那几间房子，尝试着搞了几年副业。
　　 头一年是单纯的磨面。那时机器磨面山村还没兴起，磨面是用双磨眼的大石磨，为此，队里专门买了一头驴。可怜那头老驴，拼尽全力每天也只能磨六、七十斤小麦，记得当时是一斤二两小麦换一斤面，生产队也就赚点麸皮而已。第二年由保管员和大爷和心灵手巧的玉大哥二人做挂面，也不知他们俩什么时间学的那门手艺，做出的挂面虽然不如市面上的好看，包装也及其简单，但口味口感都很好，居然供不应求。
　　 吃碗面条现在是家常便饭，但那个时候在寻常百姓家还是稀缺之物，只有家中去了客人或是走亲戚时才能偶尔享受一餐；平时走亲戚看朋友，也不过是提着二斤挂面二斤点心，能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吃一顿，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期盼。有一次，我和几个初中同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了挂面的事。起初，大家议论一斤挂面能煮几碗，后来扯到一人能吃多少挂面上。我和几个大些的同学都认为我们那么大的未成年人吃不下一斤挂面，可两个年龄较小的同学坚持说能吃上，双方各持己见，争的面红耳赤。年龄最大的福同学提议说，咱们现在就去一小队的挂面房，称上二斤挂面现煮现吃，如果他们两个吃的下，账就记在我们的名下，如果吃不下就由他们自己负担。双方一致同意。
　　 挂面房的玉大哥听了我们的去意，笑嘻嘻地刷锅烧水，一会儿的功夫，一锅白生生的面条就捞了出来，那两个同学刚开始还是狼吞虎咽，可两碗下肚后，就越吃越慢，最后一碗时，不得不又摸肚皮又跳高，但是，他们俩赢了。
　　 第二年，挂面房改由何大爷和会计顺大爷经理，不知什么原因第三年停了。我高中毕业那年，小队又要在那里打旋饼。麦收后的一天，小队长云大爷对我说：“队里想着打旋饼，大伙商量着让你和玉大哥来办。和大伯负责给你们磨面，你兼记账员，就用你大伯算账的那间小屋。”
　　 挑了个吉利的日子，旋饼房开业。打扫卫生，盘炉灶，劈木柴，一天就绪。等第一张大饼放进平底锅中时，才想起应该将饼面美化一下。我以前刻过印章，顺便找了根干透的红杏木，学着人家旋饼上的字样，阴刻了个茶碗口大的“香”字。当玉大哥工工整整地将“香”字印满旋饼后，那张饼登时有了“商品”的模样，好像香味也随之而出了。
　　 山里人家手里缺钱，想吃旋饼多数用小麦换。时麦收刚过，很多人家想“犒劳”一下自己，所以生意很红火。考虑到那头老驴每天只能磨出六十多斤面粉，玉大哥决定采用“饥饿营销法”，每天只做五十多斤。就那样，我们上午做饼，下午挑出去换卖，几个月下来，黄澄澄的小麦赚了一平囤。年底分小麦那天，社员们个个喜上眉梢，那年春节，没有人家为吃不上饺子而发愁。
　　 秋后，家家缸里的麦子渐少，精打细算的人家都要节省出些过年，当然走亲看喜也都要用到。队长见好就收，又把打旋饼改成了用鲜地瓜旋粉皮。山地的地瓜含淀粉量高，三、四斤地瓜就能出一斤淀粉。做粉皮的工艺比打旋饼复杂的多，切地瓜、模糊糊、过滤浆、制粉坨都是些力气活，好在都在室内，无需受寒风冷雨之苦。
　　 粉皮的赚头很小，主要是剩点儿粉渣、浆水等喂牛饮羊。没记着那一季赚多少，等收完地瓜天气寒冷时就停下了。
　　 那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刚出校门的我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不仅学会了打旋饼、做粉皮的手艺，还学会了怎样与客户和税务人员打交道，更难得的是培养了我挑着旋饼粉皮沿村叫卖的勇气。现在想来，如果我这辈子留在村里，说不定那就是谋生的一个选项。
　　 我自从那次走出小队部，就再没回去过。如果不是有一次父亲说起打旋饼的事，我几乎要把那个地方忘记了。前些年回家时，那个院子还在，只是已经荒废；去年清明节回去时，特意向那个地方看了一眼，只见一片平整的土地静静地睡在夕阳下，好像那里什么也没发生过，脑子里浮出的片片记忆，就像是梦境。只有那片香椿树还是原来的样子，寒热不惧，风雨不惊，旱涝不萎，默默地守望着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