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月一号要开学，这在老姜夫妇心里是一件大事。儿子树伟已经六岁多了，虽然有些瘦，但很机灵。孩子岁数够了，必须得送到学校去，这养娃，就跟种庄稼一样，不能耽误了时候。
　　 老姜三十多岁，蟠龙镇的农民。正月的时候，他把树伟送去过办在村支书家里的幼儿班，但是这段学习没有坚持上完两天就结束了。老姜自己琢磨了一遍，这也在情理之中，缘由首先得从老姜的房子说起。
　　 老姜的房子建在蟠龙镇外大约一公里远的地方，一字排开七间土墙房，六间盖着青瓦，剩下一间盖稻草，原因是当时烧那一窑瓦就只有这么多，要再烧当然是扯淡，烧瓦毕竟是大工程。老姜房子周围没有人家，要找人唠嗑都得去镇上。那时镇上的家庭基本都是农村户口，老姜房子前面一大片土地就是他们的自留地，全部种满蔬菜，绿油油望不到边。老姜屋后是一大片青翠的竹林，风一吹便唰唰作响。
　　 他每天一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莴笋、白菜、萝卜、菠菜等等，它们在风中摆动着叶片，绿浪此起彼伏。那些蒜苗、香菜、小葱散发出的浓郁的香气，在空气里飘着。树伟从能站着走路到上幼儿班前，小的玩伴是菜地里的蚂蚁、螳螂、蚯蚓，大的只有家里的牛。
　　 幼儿班里鱼龙混杂：有淘气拿家里旧银元出来玩的，上面有袁大头那种；有家里专门骟猪，一身骚气的；有跟着大人上山挖药、摘蜂包，脸上身上被蛰得大包小眼的……但共同的特点是个个都生龙活虎，一会儿张三打了李四的脸，一会儿王二麻子的裤头又被扒了，肢体动作很丰富，哭闹声此起彼伏。当然，姜树伟不在这些孩子之列，在大人眼里，他一直都很文静。
　　 全班只有一套教材，就在幼儿班老师的手里。老师是村支书的女儿，十六岁，胖胖的，但不憨。她爹把她送到县城念了几天培训班，便摇身一变成了幼师。她有两根教鞭，都是用老姜屋后的竹枝修剪而成。镇上只有水泥路面，没有树，也没有竹子。这两根教鞭使用频率太高，上午打断了一根，下午快放学的时候，剩下那根也莫名消失了。
　　 姜树伟默默地坐在桌子前，面前是一个新发的拼音本，一只新铅笔。铅笔是削好的，铅笔的钱还是欠着老师的——老姜以为这些都包括在学费里，就没多带钱。在女老师绕着他的桌子追了那些淘气鬼三圈后，姜树伟写满了拼音本的第一页。那些不说人话的玩伴这里都没有，老师累得气喘吁吁，也没注意到他，他便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干什么，只得呆呆地坐着。
　　 第二天上午幼儿班照样热火朝天，一个小胖子被老师打了手板，有些气，就对着姜树伟的胸膛擂了两拳。其实也不是很痛，因为胖子手背上肉多，但姜树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哇哇大哭起来。
　　 中午休息的时候，老师把他送回了家，算是顺带，因为没有了产自老姜家竹林的教鞭，那帮牛鬼蛇神实难降伏。吃过午饭，母亲牵他去支书家，树伟将手挣脱出来，去院外的柏树上寻找蝉蜕去了。
　　 八月三十是奶奶生日，没有空余时间；二十九，镇上的老刘家娶媳妇，装猪食的木盆要拿去装潲水，毕竟那天好吃的东西多，洗碗水就多，但给猪吃的量并不会增加，多出来的部分便会装到木盆里。因此，姜家在开学前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必须在八月二十八进行。
　　 二十八那天下着小雨，四处都是滴答滴答的声音。母亲在烟熏火燎中点燃了灶膛里的火，她小心加进去几根玉米芯，火光越来越明亮，映得她的脸都是红通通的。她从屋外抱进来几块槐树劈成的木柴，一股脑儿往灶里塞，有一块长了些，她试了两三次都塞不进去，只得把它拿出来，丢在一边。
　　 灶房里的温度升高了好几度，父亲把木盆搬到屋檐下，用淘红薯的水把盆洗了一遍，又用清水清一遍，搬回灶房。地方有些狭小，他把一旁的几摞煤球搬开，才放下木盆。
　　 锅里的水开了，白雾弥漫在灶房里，母亲用春天从街上买回的铝制水瓢把水往盆里舀。
　　 老姜从屋外的菜地边捉回儿子，三两下扒掉了他的衣裤。正月的时候也扒过，那时树伟上身穿一件秋衣、一个毛线背心、一件毛衣、一件去年缝的今年穿着仍然显得很大的单衣和过年前刚缝的棉袄，下身穿秋裤和棉裤。虽然穿得层层叠叠，但老姜剥光这些也没花两分钟时间，毕竟那些衣裤都大，是预备要穿两三年的。这次单衣单裤，简直是小菜一碟，更加没有难度了。
　　 母亲往盆里掺进去几瓢凉水，用手背探了探，她皱了皱眉，又从锅里舀一瓢开水，倒进盆里。
　　 她把树伟抱进盆里，让他坐下，父亲递过来一块用了一半、滑溜溜的肥皂，出屋去了。
　　 树伟坐在盆里，热水像针扎一样，皮肤上有些瘙痒，他呲牙咧嘴叫了两下，不再做声。母亲像过年前屠夫烫猪那样用瓢在他全身均匀浇上水，开始抹肥皂。
　　 锅里的水舀完了，父亲往里倒猪食，里面有红薯藤和姐姐割回来的猪草。量很大，他倒完往里掺水，盖锅盖。锅盖被顶得很高，他抓住上面的把手，把它往下压了压，看起来就差不多盖严实了。
　　 灶膛里的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树伟坐在盆里，看到父亲的脸上也被映得红通通的。
　　 “怎么还没洗完？别搞感冒了。”父亲吸了一口旱烟，问道。
　　 母亲回头看了他一眼，道：“你不知道有多脏，搓掉一层又一层！”
　　 父亲疑惑道：“正月送幼儿班前洗过，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洗了两回，怎么还会这样？”
　　
　　 二
　　 九月一号上午，树伟姐姐拉着他去学校给他报名，顺便也给自己报名。树伟姐姐大他好几岁，快上初中了。
　　 学校是一座由一间一间的瓦房围成的大院子，那些房子离地一米的墙面刷着水泥，再往上全部刷石灰。操场在中间，半边是水泥地，半边是泥地。泥地里有一片暑假偷摸长出来的野草，在风中摇曳着。
　　 交过钱，老师在一张表上简单填了些信息，姜树伟便正式成为了蟠龙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查老师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四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几，魁梧，头上留着寸余的头发，额头微微凸起，亮闪闪，看起来学识渊博还很严肃的样子。
　　 一年级当然不允许再打闹了，也有一些还抱着自由主义想法的调皮蛋，就被查老师叫上去，在讲台旁站着。查老师会在讲课的时候，不时瞄两眼被罚站的学生，他们站的时间长短往往取决于他们在老师眼皮下的表现，那些上去就老老实实的往往几分钟后就会被允许坐回去，那些上去还不以为然的，会一直站到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当然，也有在别的老师课上作乱的，凶一点的男老师便冲过去打手板；有些温和些、老家跟调皮鬼住得近的便会在回家的时候找家长告状；还有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女老师，就只有把人带到查老师办公室，由他处理。到了那边，又进入一个类似的流程，查老师一边改作业，一边不时瞄两眼……
　　 班上有两个同学，一个叫邓寒，一个叫赵霞。这两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他俩是亲兄妹。他们的父亲是镇上的干部，母亲是政府里面的干事。邓寒是跟着父亲姓，赵霞随了母亲的姓。
　　 姜树伟个子中等，座位被安排在第五排，赵霞跟他差不多高，但老是戴一顶粉色的毛线帽子，给人感觉人也小巧了一些，被安排在四排，姜树伟正前面的座位。邓寒是哥哥，一般头胎的孩子都会矮一些，就安排在了第一排。
　　 一年级每天七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三节。课程有语文、数学、自然等等，姜树伟觉得很充实，时间也就过得飞快。
　　 别的年级都是开学第一周就选班干部，但一年级的选举定在一个月以后，那时已经经过了两次考试。毕竟在这之前，同学们互相不认识，老师也不知道每个孩子的性格如何、成绩会怎么样，那时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上过幼儿园，直接进的一年级。
　　 选举班干部的时候，孩子们也不太搞得清楚流程，主要是大家都没有经验。那些调皮的，往往也对选举这样的大事不感兴趣，于是选举这项工作，似乎很难顺利开展下去。
　　 真实情况当然不会这样，查老师在班级管理上经验丰富，选班干部也很有办法。他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同学的名字，当然都是成绩好的，一人一行，然后全体同学依次上去，在愿意给他投票的人名后面写“一”字，毕竟大家还没有达到写“正”字的文化程度。虽然大家写的“一”长短不一，有误差，但几十号人都写完之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姜树伟名字后面的那排字最长，当选为班长；赵霞的第三，当选为文艺委员。
　　
　　 三
　　 学校里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课间休息十分钟。校长办公室前面的树上挂了一口钟，上下课信号均由钟声传递。
　　 吃得本来就不多，除了有时候内急，下课就往厕所冲，大部分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会找熟悉的、关系好的一起玩。那时候男孩子流行扇箔，箔其实就是香烟里的锡箔纸，叠成三角形，双方把箔放在地面上，依次用手掌去扇。当然手不能接触地面，不是游戏规则不允许，而是那样手会很痛，毕竟扇箔要用力。如果把对方的箔扇翻过来，就成赢家，对方的箔就成自己的了。由于锡箔纸数量有限，于是烟盒的包装纸也成了这项游戏的替代品，反正那时候香烟都是软包装，没见过硬盒。
　　 没箔的就抓石子儿，男女同学都有玩这个的。还有踢毽子的，那毕竟是小众游戏，主要原因是每家每户养的雄鸡少。
　　 扎毽子必须用雄鸡的尾毛，虽然一般人家都会养几只鸡，里面有公有母，但往往只留一只雄鸡打鸣，兼职配种，别的公鸡会请人阉掉，只有阉掉的公鸡才会长更多的肉，并且脾气温顺，不打架。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阉掉的公鸡羽毛颜色会变深、暗淡，甚至比雄鸡的长得短一些，于是好多孩子都没有毽子，并且光有鸡毛也没用，还得有铜钱。
　　 康熙通宝那时在毽子上用得最多，树伟就亲眼看到过姐姐用布条把一枚康熙通宝包起来，当然布条得用很长的，包完两头还要各余一拃多，再把一撮雄鸡的尾毛用线扎在一起，把它们的根部塞进铜钱的孔里，最后用包铜钱剩下那部分布条把鸡毛跟铜钱牢牢固定，一只毽子便大功告成。
　　 一家人一般一年养一只雄鸡，在过年杀掉吃肉的前提下，可以扎两三只毽子。如果家里把鸡拿去卖钱，希望便落空，虽然也敢偷摸拔几根毛，但买家也很精，有毛光闪亮的，自然就不会要拔得乱糟糟的。凡是商品，都讲究个品相。一户人家往往有几个小孩，岁数相隔又不大，于是一人一只毽子的希望常常落空。
　　 班上只有五六个女生，她们很少踢毽子，只是经常凑在一起抓石子儿。她们每天早上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到学校，辛苦的同时也有了更多选择石子的机会，她们的石子往往更加圆润、更有光泽。
　　 赵霞从不玩石子，也不踢毽子，更多时间是跟树伟一起玩翻皮筋。这个游戏在赵霞看来很简单，一个人用手指把皮筋绷好，另外一个人用手指去挑，直到把皮筋按照原样翻到自己手里。树伟对此几乎毫无兴趣，但耐不住赵霞的磨，只得硬着头皮学。有时候他翻成功了，赵霞便不吭声，继续从他手上很快翻回去，更多的时候，姜树伟越翻越乱，赵霞也不管他，只默默地看着。
　　 邓寒不玩这些，他喜欢打乒乓球，一下课就往乒乓球台冲去，那里总是有球友们在等着他。
　　 班上有个很调皮的孩子，到处惹是生非。他父亲在外地开火车，母亲降不住他，班上的孩子多数都不愿意跟他玩。那个孩子说脏话，还对女同学动手动脚，请家长就成了家常便饭，还好他家离学校也近。
　　 下课的时候，那人没有玩伴，教室里也没几个人，讲脏话都没有听众。他在寂寞的煎熬中，自己发明了一个游戏，就是把赵霞往姜树伟怀里推，看到赵霞倒在姜树伟怀里便哈哈大笑。姜树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玩的，赵霞气不过，威胁那个坏孩子，说要找他家长，那人才有所收敛，有时忍不住，还是推一把。次数少了，赵霞也就不去计较。
　　
　　 四
　　 第二学期开学后，班上转来两个同学，一个是蒋丽，一个是刘学军。蒋丽是因为父亲复员，上面给她父亲安排了一个到镇上的供销社煮饭的差事，她才从很远的村小转到镇上的小学来。刘学军转学的原因就很简单，父亲在北方工厂工作，厂子里刚好有空缺，他的母亲便进了那个厂子，家里没有人照顾他，干脆由村小转到镇上的小学，住到镇上的姑妈家里。
　　 蒋丽不太会玩抓石子儿，性格也内向，时间久了，她慢慢和赵霞熟了起来。姜树伟松了一口气，从那以后就没再玩过翻皮筋。
　　 赵霞还是会像以前那样，从家里带糖到学校。那些糖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她更多的时候会分给树伟一些，有时也会拿一点给蒋丽。
　　 三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赵霞看起来心不在焉。姜树伟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了摇头，没吱声。
　　 最后一堂考试前，赵霞转过头来，对姜树伟说：“你明天上午到学校后面的那棵大树下，我有东西给你。”
　　 考完试，放了寒假，姜树伟回到家里，想想自己从来没送过东西给赵霞，还吃过她给的糖，用过她给的一块橡皮，便决定明天不去学校后面的那棵树下。
　　 领成绩单的时候，姜树伟专门四处看了看，只看到邓寒，没有见到赵霞的影子。
　　 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大年十七开学，天上下着小雨，不用打伞，但头发上会落满密密麻麻的小水珠。树伟跟姐姐一起交完学费，感觉班上似乎少了什么，仔细一琢磨，原来赵霞没来报名。
　　 蒋丽也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她去问邓寒。
　　 “她去县城的小学上学了，住爷爷奶奶家里。”邓寒告诉蒋丽和姜树伟。
　　 “那你怎么没去呢？”蒋丽问道。
　　 邓寒低下了头，轻声回答：“我的成绩不达标，过不了那边的摸底考试。”
　　 发完教科书，老师简单交代了一些新学期的注意事项，便放了学。
　　 那天姜树伟没有等上初中的姐姐一起回家，他独自背着书包，慢慢向家的方向走去，纷飞的细雨落在头上、身上。他抬手抹了一把头发上的雨水，有几滴顺着额头流到眼睛里，他两眼一热，视线也模糊了起来。几只鸟儿在寒风中飞过，雨声似乎又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