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夜长，天早早地落黑了。妻子正刷着手机，忽然传出一阵熟悉的旋律，我惊讶地问：“你在看南斯拉夫电影？”她笑着摇头，说是一段短视频的配音。那金属冷冽质感的音符，一下下叩击耳鼓，猝不及防地把我拉回从前看电影的日子。
　　 如果说起“南斯拉夫”这个已沉进历史的国名时，你能颔首会意，提起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时，你能顺嘴接出“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说明你一定在1973年之后看过这部电影，且留下深刻印象。1973年我刚满十岁，未必就是这时初识它，但往后数年里，翻来覆去看了不少遍，许多经典台词至今都能脱口而出。1977年，南斯拉夫另一部电影《桥》在大陆上映，同样堪称大片，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唱响大街小巷，到现在我还能哼唱出来。
　　 在从前，看电影是一种很时尚的文化活动。那时和文化沾边的消遣，无非是翻小人书、读《红小兵》杂志、啃《高玉宝》《向阳院的故事》，或是守着收音机听评书连播。唯有看电影，是实打实的“高大上”。胶片机转动时，发出“嗒嗒”的声音，一束光柱从墙壁上的方洞里投射出来，光柱穿透浮尘，直接把那些爱恨情仇的故事呈现眼前，令我们看了还想看，总也看不够。
　　 最初，我们这群小娃都是跟着大人去看露天电影。离我家不远的五四花园，一到夏天就成了天然影院。没有短信微信提前通知，全靠邻里间口口相传：今晚花园放电影《五朵金花》。没人说得准是几点开演，天黑下来就放映。晚饭后，男女老幼带着自家的小板凳，慢悠悠踱进花园，找个地方坐下，唠着家常，等着电影开演。“银幕”是白色四方的幕布，用几根绳子扯起来，系在电线杆或树干上。风吹过的时候，幕布便微微晃动，银幕上的人物也就跟着扭动；风吹鼓幕布时，人物的身形便扭曲变形，活像站在哈哈镜前，惹得我们笑个不停。
　　 等再长几岁，我们便瞧不上这免费的露天电影了。好在我们是座工业城市，大大小小的国企不少，俱乐部就多得很，隔三差五就放电影。看电影依旧免费，属于职工福利，尤其是春节企业工会总给职工发电影票，大人忙着走亲访友做家务，就把票都塞给我们这帮半大小子了。那时我们口袋里，除了鞭炮、糖果，就是花花绿绿的电影票：有机车厂俱乐部的，有起重机厂俱乐部的，我兜里最多的是造船俱乐部的，谁让父亲在造船厂工作呢。这些印着不同字样的票子，在小伙伴的眼里，可比过年贴的大红福字还要惹眼。
　　 那时候年纪小，哪懂什么文艺片，就爱“打仗的”，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部部都看不够。街头巷尾遇见别的娃，听说他刚看过某个电影，便问：“这片子打不打？”另一个回答：“老打了，从头打到尾。”能够“从头打到尾”的电影，绝对是我们的超级喜爱，如果还没看，便惦记着搞到票。搞到票的途径就是交换电影票，你给我一张《平原游击队》，我换你一张《铁道卫士》，互通有无，把想看的片子都补上。
　　 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看电影，在当时叫做学生包场。那个场面还是相当壮观：全校出动，排着队，一个班级跟着一个班级，绵延好几里地。看完电影，语文老师必定让我们写观后感，这是最令我们头疼的事情，总不能真写“这部电影太打了，从头打到尾”吧。后来经过老师指点，同学之间互相“借鉴”，才算勉强凑出几行感想交差。
　　 为了多看几部电影，我们人小鬼大，曾经合理地钻影院的空子——蹭电影。那时候电影院有规矩，身高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票，但需要成年人陪同。父母都上班，没时间陪同我们，况且成年人的影票要花钱买，家长不舍得掏这闲钱。“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就蹲在影院大门外，瞅见没带娃的大人过来，就凑上去甜甜地喊“叔叔”“阿姨”，盼着人家能捎上我们。还别说，这种办法成功率挺高，尤其是年轻的恋人，多半会点头答应。然后，我跟在他俩身后，到影院门口，他俩验票，回头一指我说声“我带的小孩”，就顺顺当当地进去了，这电影就看成了。谢过叔叔阿姨，自己找座，如果当场人满没座位，就只能在最后一排或是两侧通道，站着看完一部电影。虽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但一点没觉得累，散场时带着满心欢喜走出影院。
　　 后来，五四花园悄无声息地告别了风中的幕布，隔着一条街的“红星电影院”却渐渐热闹起来。这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国内外电影百花齐放，像一道道大餐摆在电影院里，惹人注目。我和发小磊都参加工作了，他在工商局工作，办公地点就在“红星电影院”侧面一条服装街上。我下夜班后，常和他看电影，这搁现在说不定要被人打趣俩大男人总凑一块看片，但在那时候再正常不过。电影院实行“敞门入场，对号入座”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买票后，进影院时不验票了。我俩想起小时候蹭电影的经历，悄悄说，那时如果这样敞门入场，我们就不用大人带了。
　　 早年电影院的红火劲儿，怕是现在的院线看了都要眼红。电影院虽说大都是老建筑，但都比较有特色，各有各的气派：楼宇高大，门脸敞亮，还都坐落在闹市区。大门口立着木制广告牌，贴着手绘的电影海报，每家电影院都有专门的美工，负责为正在上映的电影绘制海报，海报画得各有千秋，绝不重样。售票窗口前，人们攥着钞票排着长队，眼睛盯着窗户上挂着的小黑板，上边用白粉笔写着场次。卖完一个场次的影票，售票员起身擦去一行，队伍里便响起一阵小骚动，没买到的人免不了发出几声惋惜的叹气。
　　 那时候的电影全是胶片，缠在一个个圆铁盒子里。一部电影的胶片分成好几卷，得靠传片员骑着大摩托在两三家影院之间串片衔接，轮流使用。有时候，电影正放映在关键时候，忽然没了影像，银幕上打出一行大字：影片未到，稍候。这要么是上家电影院放映推迟了，要么就是传片员路上耽搁了。此时影院里就会响起一片嘘声，确实这种“断片”很影响观影的心情，大家正为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揪心，片子却戛然而止，刚酝酿起来的情绪直接归零。
　　 那段日子，我和磊看了好多片子，很多都成了后来的经典。我们从《望乡》里咂摸苦难的滋味，从《巴黎圣母院》里辨明美丑的边界，从《佐罗》里迷上侠客的潇洒，从《流浪者》里读懂底层民众的善良，还认知了高仓健、中野良子、阿兰•德龙等国际影星，和童自荣、丁建华、向隽殊、刘广宁、乔臻等一大批著名配音演员。前两天，不知道啥原因，妻子在手机上看老电影《悲惨世界》。我循声歪着头看，竟然发现故事情节大多忘记了，但那些熟悉的镜头、经典的对白，依然会触动记忆深处的印记。这些已经很有年代感的老电影，就像我葱茏青春里的齿轮，虽然已经有些锈迹斑斑，只要滴入几滴熟悉的旋律当润滑油，便轻轻转动起来，带出老旧的画面一帧帧划过脑际，如同当年爱不释手地翻阅《大众电影》杂志一样。
　　 1985年，我刚调入企业团委，就参与筹划给全厂团员青年放电影的事。我向俱乐部主任提议，最好能安排一场新电影。第二天，主任兴冲冲地告诉我，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的拷贝下周一到，全市电影院周二上线，他与电影公司商定，拷贝一到，当晚先给我们放映一场，就是租片价格高一些。我和领导汇报后，一口答应了价格。我知道《黑郁金香》是根据大仲马的小说改编的，书早就读过，却不知道这片子1964年就拍摄了，这时刚由上影厂译制完成，正在全国公映。
　　 “厂团委将于X月X日下午五点，在俱乐部放映《黑郁金香》。”消息传出，全厂都炸了，一时一票难求。这主要得益于主演阿兰•德龙的号召力，他在不久前因电影《佐罗》而赢得观众的喜爱。放映当天下午，我与厂办协调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拉着放映员和市电影主管部门的人一起去火车站接片。可等到四点半，吉普车还没影，后来才接到电话说火车晚点了。一直等到将近六点，才看见放映员捧着一摞拷贝急匆匆地上楼，老张头拉响了电铃，大家都坐到座位上，我从放映室外看了一下剧场，好家伙，座无虚席。大伙饿着肚子等了一个钟头，终究没白等，我们厂这批职工，成了全市最先看上《黑郁金香》的观众。
　　 再后来，电影渐渐没了从前的荣光，多元文化涌进来，早已不是它一家独大了，我看电影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是偶尔选择大片去影院凑凑热闹。去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决定去看电影《动物王国2》。手机上点几下选好座买了票，驱车十分钟就到了影院。观影环境极度舒适，IMAX巨幕清晰到能看清小动物们的睫毛，杜比音效震撼无比，片子情节也够曲折精彩，可满场数下来，连大人带孩子才8个人。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旋律还在屋子里低回，我望着沉沉夜色，沉浸在看电影的故事中，那些和电影有关的日子，一帧帧在脑海中连起来，成了我人生里最珍贵的一卷胶片。只要有一丝熟悉的旋律勾一下，一句曾反复念叨的台词入耳，或是某个老旧的画面闪现眼前，这卷胶片便在心底循环播放，永远不会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