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一篇寓言《黔之驴》，确实给后人留下两个成语“黔驴技穷”和“庞然大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驴也成了外强中干的人的象征，寓言也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影射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
　　 我却觉得这篇寓言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这个好事者是造成驴悲剧的根源，因为是他把驴置身于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中。
　　 驴可以用来耕田，可以用来托运货物，也可以用来骑行，一直是农民与土地的联结，是寻常百姓的伙伴，象征着与土地紧密相连的生命力。它代表着一种最接地气的人生哲学——不求华丽，但求安稳；不求速成，但求一步一步走完该走的路。它的谦恭卑微、坚韧顽强、真诚朴实、大智若愚历来为人称道。曾受过武则天和唐玄宗征召，被唐玄宗赐其银青光禄大夫和通玄先生的却最终辞谢还山的隐士张果（后被称为张果老），就是以驴为坐骑；古代中东及基督文化中，驴也是和平与谦卑的象征（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代表着一种不靠武力、默默服务众生的精神。
　　 而这个好事者不知是为了好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把驴船载至山峰林立，人员稀少的地方，或许耕种农业和驮运货物都极其艰难有限，或许当地人还没有用它耕作和驮运的习惯，或许用它代步也因没有其它方式舒服，总之是这个好事者使驴成了无用之物。至于遇到猛虎后的结局，也只能说驴防卫能力有限（也可以说不够狠毒），仅凭这一点就说驴外强中干，实在有失公允。
　　 所以我认为，柳宗元塑造的这个“好事者”，我们不能仅仅把他理解为喜欢多事的人，他也可以象征意气用事、任性而为、专横跋扈到随意决定别人命运的统治者。
　　 这则寓言的另外一个寓意是不要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你在对手之前，一览无余暴露自己的实力，对手当时可能不能把你怎么样，但他会研究对策，等待时机，一旦成熟他会后发制你于死地。因此，我认为这则寓言驴的形象中还有柳宗元对自己少年得志时的深刻反思。
　　 柳宗元出身阀门望族。河东柳氏家族是唐朝当时河东三大望族之一（另两个是河东裴氏、河东薛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柳宗元的家族里就出现了很多大都督大将军之类的高官。仅仅在唐朝柳宗元之前，他们家就有一位唐高祖李渊的驸马，还有唐高宗李治第一位皇后的舅舅。比柳宗元晚五年出生的同族叔叔柳公权，不仅是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还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状元，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历仕七朝，累官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世称“柳少师”，晚年以太子太保致仕。《柳州复大云寺记》碑就是柳宗元撰文、柳公权书写完成的，柳宗元邀请柳公权书碑部分原因也是基于他们的宗亲关系。
　　 柳宗元又少有大志，少年得志，十三岁时就被高官访求写下《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闻名，才华卓越，不仅仅韩愈曾给予高度评价，而且深受王公大臣追宠，都梦想有朝一日招之为门下。从政经历也格外简单顺利：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五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任集贤殿书院正字（即皇家图书馆校对管理员）开始，一路畅通，三十二岁就官至礼部员外郎。很快又和刘禹锡等人加入了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成了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唐顺宗李诵即位前后的核心集团成员。
　　 可惜的是唐顺宗即位前突然中风。尽管在革新集团匆忙中拥立继位，但鉴于唐顺宗的身体原因，急需选出新太子，在是否拥立唐顺宗的嫡系长子广陵王李淳（被立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的问题上，革新集团因为少壮年轻没有政治经验犯了一个致命的政治错误，竟然为了既得的权益，反对立李纯为太子，而且柳宗元还写下一篇《六逆论》。而李纯不仅被保守派立为太子，还在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即位成为唐宪宗，年号为“元和”。
　　 尽管革新派一系列举措深得百姓和部分开明官员的拥护，但是唐顺宗在位仅仅八个月，他们并没有撼动朝中守旧实力派的势力。而且在此既关键又危机的时刻，王叔文的母亲又在七月份也就是唐宪宗即位前不到一个月去世，不得不辞官回家守丧，革新集团突然有群龙无首。唐宪宗即位不到三天，立刻赐死王叔文，紧接着把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先是贬为偏远之州的刺史，不解气又紧接着把他们贬为更加偏远之州的司马。柳宗元是9月份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柳宗元一呆就是十年。公元815年，与柳宗元一同被贬的八位司马好不容易遇赦回京，却又因刘禹锡写下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全诗以桃树喻指依附权贵的新晋官员，语涉讥讽，且极其辛辣尖刻，引发当权者不满，再次被外放为刺史，柳宗元被外放到广西柳州。
　　 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没有错，后来唐宪宗也进行了改革，新法和永贞革新的内容也差不多，错就错在他们当初对后来的唐宪宗认识不足，在是否拥立其为太子的问题上，为巩固自己的既得权益坚决反对，犯了一个致命的政治错误。而且柳宗元还写下一篇《六逆论》，不管是否针对作为唐顺宗嫡系长子后来即位的唐宪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篇文章批判了任人唯亲的路线，间接抨击了中唐时期崇尚门第、重视血缘、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一定会深深刺痛唐宪宗的内心。虽然今人吴文治《柳宗元年谱》判定此文创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但北师大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经过梳理柳宗元一生行踪、思想及创作，怀疑其创作时期是在唐宪宗即位之前，柳宗元作为永贞革新时的核心中坚力量，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时而为。
　　 柳宗元的悲剧，还在于当初反对的唐宪宗，在历史上还是奋发有为的皇帝，身边人才济济。
　　 历史记载，唐宪宗少年时胸怀大志，常翻阅历朝实录，“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感动敬慕不已，以至手不释卷，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他继位以后，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空气。同时，唐宪宗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裁抑藩镇的大臣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与裴度等人，审时度势，坚决用兵，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相继收服了夏绥、西川、浙西、淮西、淄青等藩镇，加强了皇权，开创“元和中兴”，在形式上将唐帝国重归一统，使时人之所以发出“重见天宝承平时”的感慨，后世也称誉他为唐代的“中兴之主”。此外，他重视文教，倡导文学，还促成了元和文坛的繁荣。
　　 柳宗元被贬后，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但也在思想政治上不断反思和求助，曾写下《寄许京兆孟容书》和《与萧翰林俛书》。在《寄许京兆孟容书》写到“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蕊敢更俟除弃废痼，以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斡鞘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意为：我早些时候，曾与获罪遭贬的人亲近友善，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惊奇于他们的才能，认为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坚持仁义之道，有益于加强对社会、百姓的教化。当时的我过分自信，不自量力，勤勤恳恳，一心只以中正信义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想以此来振兴尧、舜、孔子等圣人所开拓和倡导的思想学说，却不顾及自身的愚昧无知、平庸简陋，仍然尽心竭力，这份心志竞到了如此程度。然而却不曾料到已经是穷途末路，危机四伏，动辄得咎，做任何事情都总是不顺，而且触犯了王公贵族和天子近臣，终于遭受了不曾预想的罪责，招致无数的指责非难和众多小人的怒目而视。加上我本来就地位卑微低贱，突然起来倡议主张革新，自然得不到别人的信任。……现在我们这一群所谓的革新人物，幸而得到皇上的宽容恕罪，各自都被发配到较好的地方，每天没有多少政务的事情，还能坐食朝廷俸禄，这已经是当今皇上英明贤德而给予我们的优厚待遇了，又如何敢更企望别人来给我们解脱身心上的病痛，希求更大的恩泽呢？由于自己年少气盛，不识时务，不懂得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也不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恰当，而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随心所欲，意气用事，结果使自己获罪受罚，遭受贬谪，这都是咎由自取，自取其辱，这又能怪得了谁呢？）；“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恒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予立，未有子息。”（意为：我在各位革新人物当中，罪责最重。然而神明又给我以惩罚，使我想一死了之都不能够。只好整天给人陪着笑脸。说尽好话，求得饭食，苟且偷生，一天又一天地在这个世上活着，迷迷糊糊地不知羞耻。然而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我能够坚持活下来还有其他更大的原因。我自己认为自从有了柳姓以来，至今已有二于五百年了，这两干多年来，柳家世代都有功名。如今我身带重罪，居住在这野蛮荒芜的地方，地势低湿，毒雾笼罩，恐怕某一天我突然死去，尸弃异乡，填于沟壑之中，使先辈的世系到我这儿中断，因此极为忧伤痛恨，心中如热水沸腾一般地焦灼不安。如今我还是茕茕独立，孤身一人，还没有子女。）
　　 柳宗元和韩愈是唐代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的双星，被后人称之为韩柳，是相伴一生的朋友，尽管韩愈早年艰辛坎坷，后来也曾因谏佛骨事件被贬，但是唐宪宗始终赏识韩愈的才能，韩愈也得以施展了自己的抱负和才华，并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天子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柳宗元和刘禹锡交谊甚笃，但柳宗元身体不好，尽管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宪宗实行大赦，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但是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四十七岁就病终，留下的作品都是刘禹锡整理成集的，自己晚年和平民女子因为门阀制度未婚但生下的孩子也是刘禹锡抚养成人成才的。刘禹锡在被贬之后的二十二年，终得奉诏回京，次年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以后历官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而柳宗元的仕途辉煌，却被定格在三十三岁之前。
　　 因此，我感到柳宗元的很多作品，包括这篇《黔之驴》，批评嘲讽他人的同时，也在反思嘲讽当初得志少年的自己。
　　 正是不断反思反省，柳宗元不断超越苦难，完成了自己的转身！
　　 政治失意将柳宗元抛入深渊，却也成就了一位光耀千古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被贬永州后，远离政治中心的苦闷与思考，促使他将才华转向笔端，实现了生命价值的重塑。
　　 在文学上，他开创了中国山水散文的典范。永州十年间创作的《永州八记》，以孤峭清冷的笔触描绘自然，在山水间寄寓身世之感，使游记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同时他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以《段太尉逸事状》等文践行“文以明道”的主张，其寓言如《三戒》更是短小精悍、寓意深刻。
　　 在哲学思想领域，柳宗元展现出唯物主义光芒。其《天说》《天对》等论著，批驳天有意志的传统观念，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将自然现象与社会治乱区分，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
　　 他并未完全沉溺于个人悲苦，其诗歌《田家三首》及传记《捕蛇者说》深刻揭露社会矛盾，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从庙堂之上的政治家，到江湖之远的思想文学巨匠，柳宗元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
　　
　　 2026年2月1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