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和煦园，找到那把木质长条椅坐下。我从兜里摸出烟和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我以前是不吸烟的，吸烟是近两年的事情。半支烟的功夫，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个瘦瘦长长的影子，在夕阳的映耀下向我这边游近。他步子缓慢而沉重，头发理得短短的，然后右转在我的身后，便没了声响。大约一分钟的时间，他径直坐在我的右手边，从兜里拿出了一支烟，然后对我说：“兄弟，借个火儿。”我瞅都没有瞅他一眼，继续抽我的烟。
　　 我对“兄弟，借个伙儿。”这句话很反感，确切地说是对搭讪的人反感。记得1992年冬天的一天深夜，我下中班，骑着自行车回家。途中，昏暗路灯下站着一位穿着绿色呢子大衣30多岁的漂亮女人。见我路过，上前一步说了句，兄弟，借个火。半夜一个人我怕撞见“鬼”，车把向左一转，绕过去，跑远了。第二天，我同工友们说起了这件事情。一位工友说，那是站街小姐，那是要给你泻火呢。说完，工友们哄堂大笑。
　　 他尴尬地坐在那里，足足有一支烟的功夫。突然，他站起来，一个标准的军人敬礼：“我叫刘跃进，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前来向你报到，请指示。”
　　 顿时我慌了神儿，条件反射地起身，头部险些撞到彩钢板，香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连忙用双手稳住了我，我这才看清楚他的样子：眉毛如剑，目光如炬，面部清瘦且坚毅。然后他轻轻按住我的双肩，将我按回到椅子上。随后他也坐了下来说：“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小兄弟，有心事吧？园内有那么多的椅子，你却坐在长着树苗、面前有彩钢板的椅子上吸烟不是很奇怪吗？说说看，我以一名军人的名义向你保证，我绝不是一个讨厌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只是想静静的坐上一会儿，回想，回想。
　　 早晨我和我爱人在买菜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对儿老夫妻。那位叔叔在老伴儿的搀扶下，膝盖微屈，左脚急促，右脚迟缓，一颠儿一颠儿的，走路的样子很像我的爸爸，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
　　 我的爸爸是化学老师，师范学院毕业的，妈妈是纺织厂的质检员。那一刻，有几件往事让我回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爸爸穿着黑色大棉袄，骑着破旧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前后没有瓦盖的凤凰牌儿自行车，兴冲冲的回到家。见到正在读书的哥哥，爸爸一把搂着哥哥激动地说，10月21日登报了，国家恢复高考了，臭老九的春天来了，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有盼头了。我记得父亲当晚到人民饭店买了一个拉皮凉菜，带肉丝的，还在家里炒了一小碟花生米，喝了两小盅白酒。那一刻，父亲沉寂已久的心田被激活了。
　　 那时候，家里的居住条件很差。12平方米的砖房，住着我们一家四口人。东面整个是一铺炕，北面放着一个木质立柜，西边窗户下是一组暖气。立柜与暖气之间是一扇门，南边放着一张三屉桌。外面是简易的厨房，冲门是一个砖彻的灶台。上面座着一口大铁锅，北侧是一个水缸，水的上面飘着一个葫芦水瓢。水罐北面放着两个大水桶，打水得用扁担挑，要到一趟砖房最北边的老宋家去打水。还要带上无名指般大小的牛皮牌。厨房的最北边是用木板搭成的没有门的碗架子，下面立着一口大酸菜缸。捞酸菜时非常冻手，酸菜带着冰碴。
　　 1978年秋季，我上小学了，是爸爸送我去的。途中，爸爸对我说，如果老师问你伟大领袖是谁呀？你要回答说是华国锋。进了学校，爸爸遇到一位熟人被耽误了一小会儿，我独自进去，在一溜砖房的大门口儿，个子不高、声音洪亮的孙主任拦住了我，是新生来报到的吧？
　　 是，我怯生生的答道。
　　 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是谁呀？孙主任严肃地问道。
　　 是华国锋，我小声地答道。
　　 这时候，爸爸从远处走了过来，笑着说，是孙主任呀，孩子，快来问孙伯伯好。
　　 孙伯伯好，我问过好后，并行了礼。孙主任笑着说，难怪孩子这么有礼貌，讲政治，是张老师的孩子啊。
　　 当时我年龄小，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记忆始终是灰色的。人们穿的是灰色、黑色的衣服，连天仿佛都是灰蒙蒙、阴沉沉的。1976年1月的一天，妈妈带着我去体育场，当时那里是区里组织大型集会的场所，道路上有很多人都很悲痛，年岁大的人被人搀扶着痛哭的直不起腰来，年轻人也跟着掉眼泪，连老天爷都悲痛的飘起了雪花。
　　 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我问妈妈。
　　 妈妈哽咽的说，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先生去世了……
　　 跃进先生猛地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那支香烟陷入了沉思，我是1976年底入伍的，那一年我19岁。周恩来同志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我们的党员干部。
　　 1975年底，周恩来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的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曾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小张啊，其实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很穷，但人生活的快乐，做起事情来有热情，不畏难，不怕苦，年有年味儿，人有人情味儿。一套衣服往往要穿上好些年，哥哥穿完弟弟们穿。那时候孩子们玩什么？玩弹玻璃球儿，支罐头盒子，砸洋钉子，翻拍烟盒，高大上一点儿的是男孩子踢用铜钱儿和马鬃制成的毽子，女孩子玩抓嘎拉哈，跳皮筋儿，那时的孩子还不娇气，在家挑水，劈柴，生火，带弟弟妹妹。闲暇时，还要上马路拾粪交给学校换成粪票，学校凭票会发给你带有草梗的32开作业本，哪像现在的孩子说不得，动不得，还什么都不会干，一身的毛病。
　　 我是1957年生人，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受到“大跃进”、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还有农村基层干部虚报公社产量、还有1960年苏联讨要86亿外债的影响，那时的中国真是贫困交加。老百姓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有人活活饿死，有人吃观音土撑死。1960年夏季，我大妹妹出生，瘦小的没有巴掌大，仅活了两个月就夭折了。由于没有吃的，我肚皮薄的直透亮，前腔搭后腔，能看到里面的肠子。
　　 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我父亲对我说，三年困难时期死了很多人，但那时候人活的有志气。当时毛主席说，一分钱也不赖，五年还清。1965年10月，硬是提前还清了苏联的所有欠款！
　　 古话说的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场救赎让我们懂得，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做人也是这样的，人生没有成长不带痛苦，只有挺直你的腰杆，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才会赢得尊重。
　　 小张啊，接着说自己为什么选择坐在这里的原因了吧。
　　 妈妈生前经常坐在这里，我说。
　　 那是2016年春的一天，我午休途经这里，远远望见母亲和一位阿姨在这里聊天儿。我说，妈妈怎么还在这里呀？咱们回家吃饭吧。妈妈说，我还不饿，今个天好儿，想和你赵阿姨多聊一会儿。只听见赵阿姨说，你二儿子这么年轻就当上了部长啦，挺厉害的呀！我微微侧过头儿，看见妈妈低声地说，我老儿子十多年前还荣立过公安部三等功呢！那眼里闪耀着欣慰的光泽，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跃进老军人听后动情地说，世上还有一种孝，是孩子活成了让父母欣慰的样子。
　　 1979年2月，我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42军的。一次，在村舍战斗中，两名越军逃进一户农家院，我们紧跟着冲进了院子，院内很空旷，房门的右手边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紧紧搂着四五岁般大小的孩子望着我们。这时我们冲两名越军大声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这时，只听见班长阿松大喊一声：“不好，快卧倒。”只见那名妇女从孩子身上摸出了手榴，投向了我们。阿松一个箭步扑向手榴，这时候手榴炸了。阿松牺牲了，我的左大腿骨被弹片击穿了。
　　 我的往事也讲完了，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太平本是英雄创，不见英雄享太平。”先烈们永远地回不来了，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在，我们要牢记先人遗志，沿着光明奋勇前行。我想，热爱生命，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我和刘跃进先生在公园交谈了一个下午，并成为了朋友。
　　 回忆是在脑海里呈现过去的事情，是回想。
　　 回忆是一柱香，往事是那飘渺的青烟。我凭着记忆慢慢寻找着最初的味道，那里有家的味道，那里有亲情的味道，那里有爱的味道，那里有老友的味道。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前金黄的白桦树叶正随风飘舞。那散落一地的，不是叶子，而是我渐渐远去的逝水年华，是我满满的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