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年杭州的除夕夜，雨丝扯成了绵绵不断的棉线，从铅灰色的天空里垂落，把整座城市裹进湿冷的寒气中。冬春交替本就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瑟缩，这雨一落，连空气都浸了冰，吸进肺里，凉得人胸腔发紧。
　　 我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踩过律所门前台阶下的积水，水面漾开的涟漪里，晃着路灯昏黄的光。推开门的瞬间，头顶的感应灯恹恹地闪了两下，才不情愿地亮起，微弱的黄光把楼梯间米白色的踢脚线照得明晃晃——保洁阿姨上周没擦净的灰尘，在光影里浮着，像一层半透明的薄纱，蒙在这一年的疲惫上。
　　 前台的位置空落落的，那个扎马尾的安徽小姑娘，三天前就拖着粉色行李箱回了老家，桌上她常用的马克杯还在，里面的速溶咖啡早已凉透，杯壁上一圈深褐色的渍痕，歪歪扭扭地圈出个不圆的圆，像极了这一年我在律所经营里，那些没走完的弯路、没绕过去的坎。
　　 过了这个春节，我就迈过60岁的门槛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甲辰年。年关越近，杭城的街道就越显得空旷得不像话，往常早晚高峰能堵半小时的天目山路，如今宽得能让车把油门踩到底，仪表盘上的指针稳稳停在80码。我坐在办公室里，隔着落地窗看窗外，每一辆车驶过时，尾灯都会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划出长长的红色弧线，像一道道转瞬即逝的叹息。可我无心欣赏这些，楼道里还蹲着建材厂的张老板，他把判决书攥得皱巴巴的，像一团被揉烂的废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青白。
　　 “李律师，我要给工人发工资啊。”他的声音抖得像寒风里打着旋的落叶，每一个字都裹着绝望。我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指尖触到他手背的瞬间，那股凉意顺着指缝钻进来，凉得像块在雪地里冻了一夜的冰。那瞬间我突然懂了，我们都是在雪地里找炭火的人，只不过他要找的是几十号工人的生计，而我要找的，是这家经营了十几年的律所的活路。
　　 甲辰年的市场环境，冷得像深冬的冰窖，各行业年底回款状况都差得离谱，我们律所也没能逃过。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我咬咬牙把开了10年的昂科威卖了。那辆车的副驾驶座椅上，还留着女儿小时候粘的贴纸，边角已经卷了边。卖车那天，我坐在驾驶室里，摸着方向盘上被岁月磨亮的纹路，指腹划过那些深浅不一的痕迹，像摸着一段没说完的旧时光——那些带着女儿笑声的清晨，那些奔波在法院路上的黄昏，突然就涌了上来，堵得人鼻子发酸。
　　 从那以后，我就骑着电动车跑法院，寒风像刀子一样灌进领口，把脖子冻得失去知觉，连说话都带着颤音。执行局的法官看着我递过去的材料，无奈地摇头：“账户里只有1200块，连执行费都不够。”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像细小的石子砸着，疼得人眼眶发涩，眼泪混着雨水一起往下掉，分不清是疼的，还是委屈。
　　 初一的凌晨，我锁上律所的门，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雨还在下，细碎的雨声在寂静里被放大，清晰得能听见每一滴雨落在地面的声音。偶尔能隐约听到山后传来零碎的鞭炮声，那是有人在庆祝甲辰除夕跨年，噼噼啪啪的，在这空旷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想起上半年路过巷口时，算命先生拉着我说甲辰年遇贵人，可我找了一整年，把杭城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也没见着贵人的影子。
　　 手机屏幕突然亮了，弹出一条新闻推送，标题上的数字刺得人眼睛疼：“甲辰年超百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创十年新高”。我站在路灯下，雨落在肩膀上，凉丝丝的，顺着衣领滑进衣服里，把后背浸得冰凉。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走夜路，那些还亮着灯的写字楼里，那些在寒风里骑着电动车赶路的背影里，都藏着和我一样的人，我们都在这漫漫长夜里，咬着牙往前走。
　　 还没到家，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是老张的电话。电话那头先传来一阵带着烟火气的寒暄：“李律师，甲辰年新年好啊。”紧接着，他的声音就带了哭腔：“李律师，我用厂里那辆旧卡车拉了一车建材，工人们同意抵工资了……”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哭腔，却又透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开年那笔执行款，一定要帮我执行到位啊，否则厂子开不了工，我对不起跟着我的老兄弟。”
　　 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东边的天空已经亮了，太阳正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雨后的杭州被洗得干干净净，连远处的山都透着清亮的绿。我拿出手机，给律所的员工们发了条微信：“甲辰年新年快乐，明年一起加油。”
　　 这个甲辰年的春节，没有热闹的鞭炮，没有推杯换盏的酒局，却让我突然懂了：创业哪里是什么众人簇拥的狂欢，不过是一场在雪地里赤足前行的修行。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那些曾经让人绝望的夜晚，那些打不倒你的，终会变成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带你走向更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