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好的帝王，毫无疑问是上古的尧舜禹。作为历代帝王来讲，谁要是用尧舜来比喻他，那就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中国人有修史的传统，谁都想留名青史。对帝王来说，能够以尧舜之贤名流传史册，那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战国时代的燕国，就出现了一位希望这样名垂青史的燕王哙。
　　 我们现在知道，尧舜时期实行禅让制，是因为那时候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产品落后，还没有私有制的概念，天子只不过是一种职位，做天子是带领大家一同劳动，一同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任何个人收益。所以，那时候必须是有德者居之，必须是最能干的人做天子，别人也不会去抢。可以这样说，原始社会的王位禅让，绝不是道德高标，而是实际生活需要。从舜的儿子启开始，有了私有财产，进入了奴隶社会，天子因为职权可以方便的攫取财富，于是父亲开始把职位传给自己最亲的儿子，不让别人抢，中国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更多的人还是信奉儒家所说，觉得尧和舜的禅让，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所以他们是圣人。话倒也不错，吴泰伯让王位给季历，孔子称他为至德，至高无上的德行。对一般人而言，确实很难做到将能够带来无限收益的王权让给别人，哪怕亲如父子兄弟。抢都抢不过来，还让？
　　 但是，燕王哙就这样做了。当时的丞相叫子之，已经大权在握，颇有反意，只是不敢。不敢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太子就是后来的燕昭王，素有贤名很得人心。哙是个奢靡享乐的人，觉得处理政事太过麻烦，哪有吃喝玩乐舒服，所以任由丞相处置一切。这是个危险的状况。当然，只是危险，不必然带来灾殃，古代君王信任相国，任相国全权处理政事的也大有人在，当年齐桓公就曾全权委托管仲执政。子之有反心，也有条件，但还没有这个胆量。于是，他选择了相对稳妥的一条路，就是忽悠燕王。他和苏秦的弟弟苏代关系很好，苏代当时在齐国任大夫。有一次，苏代出使燕国，燕王和他进行了一番谈话。燕王首先说，齐国之所以强大，是君明臣贤，有孟尝君这样的人做丞相。苏代说，对的，但还不够，因为齐王对孟尝君还不够信任，还没做到完全放手。燕王就感慨，我要是有孟尝君这样的丞相，我肯定完全放手。这意思，他比齐王贤明。苏代立刻跟上一句，你不是有子之丞相吗，他不比孟尝君差啊。这意思，你既然自认贤明，就应该放权不管。这是第一步，燕王为自己荒废国政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第二步是燕国的一个臣子对燕王的进言，估计这个臣子肯定是子之的死党。这个进言是对圣人的讨论。臣子说，尧舜之所以是圣人，就是因为尧舜能够禅让天下。如果您也能够做到禅让天下，您就是像尧舜一样的圣人。燕王已经听下去了，但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有太子了，应该对他有所交代，就提到了禹，说这位也是圣人啊，不是把王位传给儿子了吗。臣子说，禹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也将天下禅让给了益，只是他禅让的不够彻底，他的儿子启当时已经掌握了朝中大权，所以在他死后夺了益的王位。也因为这个原因，禹的圣贤之名就不如尧舜。这意思，如果燕王没有完全禅让，那就不够圣人的标准。燕王还真相信了，于是不仅是将权力全部交给子之，还将太子的势力清出了朝廷，方便子之继位。这时候，这位臣子还忽悠了燕王一道：你禅让吧，子之也不一定会接受，如果他不接受，你什么损失都没有，白得一个圣贤之名流传史册，多好的买卖。
　　 燕王哙，这个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居然就真的相信了自己可以在史册上与尧舜齐名，真的将王位让给了丞相子之，自己转而做起了臣子。他没想到的是，他让的不仅是自己的王位，还有太子的继承权。太子不乐意了，发动了兵变。不过，因为燕王的布局，子之已经大权完全在握，而且上位有理有据完全合法，最终太子失败了，逃到了国外。燕王没有想到的是，就算禅让是美德，也要看禅让的对象。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泰伯让位给季历，确实值得夸赞，因为那些接受禅让的人都是圣人，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如果子之真是一个深得民心无可挑剔的圣贤之人，燕王哙可能真能留名青史。很可惜，子之不是。他只是一个大权在握的普通人，在百姓心中的支持率还不及失败了的太子。
　　 燕王的苦心非但没有造成他得名，子之得实，燕国得利的大团圆结局，反而形成了国家的分裂，民心的分裂。民众怀念太子，不喜欢子之这个新燕王。近在咫尺的齐国看到了这个情况，于是打着讨伐子之的旗号，进攻了燕国。燕国上下和新王离心离德，都没进行像样的抵抗，齐军就顺利的攻陷了燕国首都，进而一举占领了燕国一大半国土。很快百姓发现，自己以为迎来了解放者，谁知只是迎来了侵略者。齐军在燕国大肆搜刮，坏事做尽，最终遭到了燕国百姓的一致反对。历史无数次证明，哪怕是不尽如人意的政权，也比没有政权要好；在这种政权下维持生计的百姓，也比亡国奴要好。只是可惜，这个时候的子之已经被齐国人杀了，燕国的政权已经没有了。老燕王没想到自己的“圣贤之行”，非但没有让自己和尧舜禹汤一样青史留名，反而给燕国造成如此深重的灾难，也许是想不通，也许带有负罪心理，也自杀了。危难关头，那个逃到国外的太子，竖起了燕国的大旗，在百姓的支持下，组织起了部队，对齐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一个进了别人国都就军纪败坏的部队，又怎么能够抗衡为保家卫国誓死一拼的正义之师呢？当年兵圣孙武率领的吴国大军，攻占楚国郢都后，同样军纪败坏，结果也是大败归来。齐军没有孙武，更是很快战败，乖乖回到了国内。
　　 燕昭王即位了，他最著名的事情，就是筑起了一座黄金台，从此，这座台成了中国君主礼贤下士的代名词，成了多少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梦中的期盼。到了后来的唐朝，陈子昂到了这座台上，还悲慨不已，留下了千古闻名的《登幽州台歌》，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燕昭王这样的君王。燕昭王规定，只要是士人，只要愿意到燕国来，为燕国服务，都可以到黄金台来，他必定不吝惜高官厚禄。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丞相郭隗给他讲了“千金买马骨”的故事。传说有一个人，酷爱千里马，有一次看到一副千里马的骨架，都愿意为之耗费千金购买。当这件事传出以后，全国的马贩子纷纷上门兜售良马，他需要的千里马自然不少。郭隗并且说，我能力一般，就是那个马骨，你应该重用我。天下比我优秀的人才多了，他们看到连我都能重用，必定纷纷到来。确实也是，这座黄金台迎来了各地的才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率领五国联军进攻齐国，几乎荡平齐地的名将乐毅。燕国终于报了被齐人灭国的一箭之仇。
　　 真正的政治家，从来不会贪慕虚名。为了自己名声的好听，一味效仿古人的善行义举，有时只会带来灾难。古人的言行当然应该作为今人的参考，但一定要学到精髓，一定要理解透彻，明白古人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背景条件，我可不可以学习照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而盲目仿效，会造成灭顶之灾。后来的曹操，在《述志令》中就明确说过，自己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能因为一些非议，为了贪图自己的名声，让出军权，给自己造成无穷的祸端。估计，曹操在说这句话时，肯定想到了燕王哙这个“圣贤”，这个前车之鉴。燕哙证明了照猫画虎反类犬，后来我党在发展过程中，那些言必称马列的“百分百布尔什维克”，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他们照搬西方城市革命的道路，强调正面抵抗反动派，强调以堡垒对抗堡垒，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大失败，直到我党遵义会议，自主选择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才挽救了中国革命。以史为鉴，从来不是照搬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