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打小就爱花。那时候还是个小女孩，就喜欢往花草丛里钻。直到现在，半夜做梦还经常梦见自己在格桑花地里疯跑，跑着跑着就笑醒了。
　　 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乌兰察布新体路，房子是土坯的，搁现在看条件真不咋地，好在有个小院子。我爹我妈就在院子里种点菜，韭菜、黄瓜、西红柿，还有几棵向日葵。我最早认识的花，就是韭菜花、西红柿花、黄瓜花。这些花都不大，也不香，可我知道，花开完了就能长出好吃的来，所以也宝贝得不行。但要说最喜欢，还得是向日葵。那会儿一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课，就叫《向日葵》——“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花儿向太阳。我们的心，像葵花，心心向着共产党。”课文后面印着一朵金灿灿的向日葵，我可喜欢那本书了，翻来覆去地看。说来也怪，小时候背的课文，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可能就是冲着那些花花草草的插图。
　　 一到春天，我就坐不住了，老往东霸王河的湿地跑。那儿野花多，蒲公英、苦菜花、马兰花，还有狼毒花，我们才不管它叫什么名儿，见了就摘。摘回来往玻璃瓶子里一插，灌点水，满屋子都是那股子野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闻。
　　 到了夏天，我们就往铁路工人俱乐部那边跑。那儿有一大片格桑花，也不知道是人家种的还是自个儿长出来的，粉的、白的、紫的，好看得很。我们一人摘一朵往头上一戴，心里美得跟什么似的。那时候“六一”儿童节，我们就在俱乐部那儿搞活动，演节目。大喇叭里放着一首歌，我到现在还记得怎么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唱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成了歌里唱的那样，穿着花衣裳，戴着红领巾，幸福得不行。
　　 还有一种花，我一直记着。那种花长在野地里，圆圆的、金灿灿的，就跟小太阳似的。蒙古话叫“娜仁花”，我们管它叫太阳花。我特别想把它种活，就从野地里连根带土挖回来，栽到院子里。可我那弟弟吧，有个毛病，他总担心花长不出根，就隔三差五偷偷拔出来瞅瞅，看扎没扎根。结果呢，一回也没栽活过。我妈怕我骂弟弟，就跟我说：“你净想美事儿，太阳花哪是能移栽活的？”后来我也就不折腾了。好多年以后，我妈才说实话：“当年那是怕你俩打架，其实是你弟弟老拔，花哪还能活？”我听了直乐，这事儿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我从小就想在家里养花，可野地里挖回来的，一回没成过。后来我们班学习委员杨凤琴，她叔叔在集宁北站的花房里当园丁。有天她带我去玩，那是我头一回进花房。春天外头还冷着，花房里却暖烘烘的，满屋子都是花，月季、玫瑰，红艳艳的，香得很。我这才知道月季和玫瑰不是一回事儿。我看他拿着剪子，把一些小花枝“咔嚓咔嚓”剪下来，就问他：“叔，这是啥花？好好的剪它干啥？”他说这叫“玻璃翠”，剪下来的枝子插土里就能活。临走他给了我两枝，我拿回家往土里一插，嘿，还真活了！那可是我头一回亲手养活的花，稀罕了好一阵子。
　　 那会儿总觉得我们这些小姑娘，就像一朵朵刚开的花。我的那些同学，梁秀芳、徐桂芝、郭书范，一个个长得水灵灵的，好看又大方。我们成天凑一块儿，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还约好了，长大了一块儿给国家做贡献。
　　 1971年7月，乌兰察布的花开得正旺。就在那个月，我们一块儿报名去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那以后，花衣裳换成了绿军装，“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这些曾经爱美的小姑娘，在兵团里都干得挺像样，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再往后，各奔东西，有的进厂当了工人，有的当了记者，有的做了警察，有的干了一辈子服务员，我呢，成了一名老师。反正各行各业都有咱们的人。
　　 如今想来想，我们这些从乌兰察布走出去的姑娘，还真像那野地里的格桑花——不管落在哪儿，都能扎根，都能开出自己的花儿来。
　　 这世上，每一朵花都该好好开放，每一个年轻的生命，都值得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