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种享受，遥远却清晰。我们在人生舞台上，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前路难料，身不由己。儿时，我爱听故事，如今我却渴望写下自己的记忆——一来了却多年夙愿，二来想给亲人留下些念想。这绝不是好为人师，更不是故弄玄虚，只算纸上谈心；若能让你们从中悟出些什么，便是我真正的本意。
　　
　　 一
　　 我的一生，苦辣酸甜交织。最让我铭记不忘的，是慈爱的父亲。他在我幼时常常讲故事、说笑话，战事传奇、《聊斋》志异，经他一讲，便有声有色、魅力无比。我的生命，在故事里成长。
　　 记忆的序幕，缓缓开启。
　　 朦胧中仍能记起，我依偎在一位高大妇人的膝间，她粗糙的手轻抚着我，低声抽泣。后来听父母说，那是家境日渐窘迫，不得不辞退她。从襁褓到四岁，一直是她如母亲般照料我。她善良、能干，可她的名字，我却再也想不起来了。
　　 那时的父亲高大英俊，一顶礼帽总是端端正正，中山装笔挺利落。每天下班回家，总会把几册连环画递到我手里。日子一长，连环画一套套攒起来，我能在同龄小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书架上花花绿绿、整整齐齐，只许看不许借，我俨然一副小老板的架势，那光景、那神气，十分得意。
　　 父亲的月薪具体多少已记不清，在当时的工薪阶层里，算是比较高的。1952年我降生时，他已在上海榆林区大连路的联合诊所担任针灸医师。在我之前，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早夭。父母有时无奈，有时笑着说：“看我们老四，眼睛小，又笨拙，还丑得可以。”我听得多了，不免暗自琢磨：离世的兄姊，一定漂亮、眼亮、聪明伶俐。父母至今仍怀念他们，这份情感，经得起岁月磨砺。
　　 我笨拙，貌不惊人，却调皮得要命，在邻里间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天天一副小霸王气势，弹弓不离手，弹丸满天飞。父亲一上班，我便像脱缰的流星般撒野。
　　 有一次，我一不小心，用弹弓击中了邻居同龄孩子的眼眶，眼周瞬间肿得老高。孩子母亲不依不饶，哭闹上门，恶语相向。父亲忙前忙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再三道歉赔礼。花钱事小，能保住眼球，真是两家的福气。事情了结后，父亲关上房门，拿来两块青砖、一根木条，让我跪着受罚。不知是惊吓还是疼痛，我竟昏了过去，两眼翻白。母亲心疼不已，哀哭不止。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碰过弹弓，它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多年后，我仍对它避之不及。现在想来，青砖木条虽是下策，效果却出奇地好，可谓“一劳永逸”。
　　 父亲面狠心慈。夜里，他眼眶湿润，用手轻轻抚摸我背上的伤痕，泪珠欲坠：“孩子，打你实在万般无奈，你要理解爸爸的心意。只要能改正，仍是我的好儿子。原谅我一时怒起。”我一点也不怪父亲，心底反而更加敬畏。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帮我调正了人生的轨迹。
　　 我的世界，随年岁增长变得斑斓多彩。1958年，我六岁，上海榆林区大连路小学是我启蒙的天地。班主任姓羊，三十多岁的女老师，长得水灵靓丽，齐肩烫发，个头小巧，身形匀称。
　　 我虽不敢再玩弹弓、射弹丸，却依旧调皮捣蛋，带头起哄喊“羊骨头、羊骨头”，喊得脆生生，整日挂在嘴边，实属孩童无礼。虽是顽劣之举，羊老师却不怒不气，只用犀利的目光盯着我，直到我无处躲避。
　　 她讲课声如银铃，流畅悦耳。我上课时常常走神，想起母亲、苏打饼干和各种好吃的，直到被重重的敲桌声惊醒。羊老师已站在我面前，等我回答问题，目光咄咄逼人，我愧疚地低下头。她是我人生第一位老师，至今我仍对她怀有深深的思念与敬意。
　　
　　 二
　　 大连路22号是我的家。隔壁搭着一间棚屋，住着一位我已忘了名字的老太太，父母叫她黄妈。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升起，菜市场里总能看见她佝偻的身影。丢弃的菜叶、烂瓜，便是她的食物，开水一煮，锅里从不见米粒。她面容憔悴，满脸皱纹，写尽世事沧桑；瘦弱的身子如狂风中的枯枝，双眼却炯炯有神。儿时的我印象极深，常诧异地问父亲：“她为什么不吃米饭？为什么亲人不在身边？为什么穿得破破烂烂？长久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
　　 父亲总会耐心回答，慢慢告诉我原委：“她本是上海人，为避战乱回了乡下，与儿子一家寄居亲戚家。后来重回上海，却再也报不上户籍。儿子媳妇四处打工，老太太为了申请户口，只好搭棚住在这里。一晃四年过去，户口依旧杳无音信。她常说，只要活着，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想尽办法报上上海户口。为了儿子儿媳，再苦再难都要坚持。”
　　 我听后暗自纳闷：户口竟如此重要？后来才渐渐明白，它如同人在社会的身份与饭碗，是一种无声的认可，是免受歧视的护身符。户口最终有没有报上已不重要，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如今看来虽有些唏嘘，却藏着一代人的辛酸。
　　 我家对门不远处，有一家眼科门诊，坐诊的是一位印度医生。他身高一米八几，满脸胡茬，胸毛浓密，蓝眼睛、高鼻梁，手掌大如蒲扇，医术却远近闻名，眼神锐利如手术刀。他和父亲是好友，闲暇时常一起聊天、下棋，汉语说得流利，上海话更是地道。若不是相貌不同，简直会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听说他毕业于印度国立医科大学，因恋人来到中国定居；妻子患病无业，他一人扛起全家生计，工作兢兢业业、格外努力。
　　 年幼的我，时常跑去玩。他喜欢孩子，却不刻意抱起，只笑眯眯地用满是绒毛的手轻拍我的脸颊：“阿东，侬吃啥？”随即，总会有一两样印度特产塞进我嘴里。
　　
　　 三
　　 稍大些我才知道，在联合诊所行医，已是父亲谋生的第四份职业。父亲老家在齐鲁大地。二伯大学毕业后患病早逝，奶奶哭瞎双眼，不久也抑郁离世。
　　 二伯与奶奶相继离去，爷爷从此不许家中孩子读书。可父亲自幼酷爱读书，爷爷无奈，便断了他的学费。父亲勤工俭学，自己挣钱供自己读书，从私塾、学堂到初中，再到曲阜师范毕业，一路顺利。
　　 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传入校园，扎根在许多有志青年心中。父亲毕业后教书两年，一腔热血报效祖国，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从军，从连长、营长，一路升到团级，部队驻扎在浙江四明山附近。父亲后来跟我说，“人总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本性不坏，升官发财从不是我的本意，只可惜站队错了方向，造成终生遗憾，悔之不及。”他更叮嘱我，“手谈之中见真心，出人头地毫无意义，只求做个寻常百姓，老实人常在。”这是他永世不改的信条。
　　 父亲后来的行动，印证了他的本心。日寇进犯中原、汪伪政权当道之时，父亲看透时局，脱下了军装，回到阔别已久的山东。他不曾想到，军装虽脱，历史的印记已铸就，再也无法抹去。
　　 为奶奶奔丧守孝，他心中满是迷惘。在家小住不久，上海的同学来信，为他找了一份货车押运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守在每列货车最后一节，手持小旗，进站出站，威风凛凛。多年后，我去大汶口铁路边玩耍，总爱盯着货车车尾，看那一手握门、一手挥旗的人，心里暗想：父亲也做过这份工作，没什么了不起。
　　 历史的阴影，再一次笼罩了我们。国家规定：凡有旧职经历者，一律从列车岗位清退。失业的苦痛降临，家中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家徒四壁，妻子憔悴，郁闷、苦恼、迷茫，一股脑压在他心底。那时外祖父在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工作安稳；舅舅聪明勤奋，阿姨家境优渥，时常接济我们，可父母不愿长期依赖，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天性聪慧，认准一条路，便绝不半途而废。爷爷的医德、对前途的期许，都让他决心掌握一技之长，撑起一片天。整整一年半，他闭门不出，不待客、不逛街，把自己关在阁楼——上海人叫“亭子间”。那地方实在难挨：跳蚤、臭虫躲不开，闷热与阴冷交替，杂物灰尘满头满脸。他抄书、背口诀、自己练习扎针，不懂就请教名老中医，伏案一坐便是两三个小时，闭目凝思几十分钟不动弹。
　　 一朝走出阁楼，便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举办专长人员开业考试，父亲首战告捷，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众人羡慕。母亲后来常回忆：“你父亲脑子真好，只要他想学的东西，没有记不牢的。”他还常和母亲一起学习，在艰难岁月里，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身材苗条、容貌俏丽，虽只初中毕业，英语却流利，粗通文墨，心思细腻。缺点是爱虚荣、性子急躁，容易发脾气。她下面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家庭负担不轻；一家六口的生计，当初全靠父亲一人支撑，窘迫可想而知。母亲是经人说媒，嫁给当时任团级军官的父亲。我有时不敬地胡乱猜想：外祖父当年想必没少收钱票子，不然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嫁给穿“黄皮”的父亲？家中珍藏的老照片里，母亲依旧年轻，装束正是《夜半歌声》《马路天使》那个年代的模样；父亲梳着中分头，西装笔挺、领带整齐，两人相依相偎，情深意笃、踌躇满志。后来父亲蒙难，我偶然翻出箱底这张照片，一阵酸楚、一阵悲凉：人生竟如此无奈，时光与命运，竟这般薄情寡义。
　　
　　 四
　　 在我七岁之前的那几年，日子还算舒适安逸，未染世态炎凉。父亲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家中常常坐满。四叔从山东来跟父亲学针灸，走的是手把手的捷径——他一天学都没上过，父亲整日耐心教导，他死记硬背、呕心沥血，总算打下中医根基。这套本事真管用，回山东后，他也进了联合诊所，堂而皇之地诊脉、开方、扎针。有一点我至今赞赏：叔叔人品纯朴，德行出众，从不摆架子，求医者依旧络绎不绝，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不知何时，元珠二哥来上海谋生。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母亲面前不敢明着称兄道弟。父亲只跟母亲说，是老家来的侄子，家境艰难。二哥后来当兵入伍，退伍后安排进电机厂当工人，直到支援安徽建设，举家迁往芜湖，一切都是父亲一手操办。脉脉深情，全靠血脉维系；成家立业，根基稳稳扎下。可后来父亲蒙难，文革风浪翻滚，二哥却一去不返，悠悠情思如一缕青烟，远去不回；我心中的恨意，千丝万缕，时时泛起。
　　 那时家中境况，母亲很是满意：牛奶、饼干、鲜肉、鲜鱼，一日三餐不缺，全家和睦欢喜。惹人气愤的事也有，多半因我而起——只因我嘴馋，家里不是少了饼干，就是缺了零食。母亲变着法子藏，我凭着直觉四处“侦查”，从未失手，战利品拿到手、吃到嘴。次数多了，妹妹便抗议：“妈，你偏心！怎么哥哥总有零食吃，我们就老实受欺负？”母亲没少指责我，却总也管不住，谁让我脸皮厚呢。
　　
　　 五
　　 周末，全家去动物园、去公园、去游乐场游玩。最好的去处是黄浦江边，看江水翻滚，听汽笛长鸣，货轮、客轮、军舰，模样可不一般。那时弄不明白，这么大个家伙，怎么会浮在水里。码头上的人流似江水流来流去，路边的景致清新美丽，自鸣钟唱着《东方红》的曲子，小贩的叫卖声不时传入耳里。
　　 我们几个孩子只顾疯玩，父母亲却在李健家品茶谈心。中午12点，准把我们从江边找回。
　　 李健老家是山东章丘，他妻子的娘家与我大寺村相距不足百米。战争年代，土改风云，地下工作的需要，把二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那时的岁月不堪回首，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千难万险，朝不保夕。李健既为工作，也为自身安全，联络点就设在女友家里。革命的理想开了花，后来他们形影不离。舅兄却为保护他们，被还乡团杀害。解放后，岳父一直享受烈属待遇。
　　 百万雄师南下，李健顺势而行，起初任造纸厂厂长，后担任铝制品厂书记。动荡年代，他照样靠边站，同其他当权派一样受到冲击；多年以后，他复职进入上海轻工业局，却已垂垂老矣。
　　 他家客厅宽敞，子女通情达理，诸多摆设琳琅满目，至今我仍能记起。
　　 父亲每周必来一次，二人谈话愉悦且投机，表情欢快舒展，定是遇上了好话题。母亲总爱同李健的妻子李芹唠叨，针头线脑乱扯一气。他们谈话时，我们这些孩子无聊得要命，偷偷溜出来到江边，海阔天空，玩得无忧无虑。直到不留神，肩膀或额头被石头磕破，痛得龇牙咧嘴，才老实回家。
　　 父亲爱国爱党，痛心自己的过往，一心争取政府理解，曾经报名支援边疆，十分踊跃。此事父母分歧不小，母亲一直没有同意，总说父亲欠考虑，不顾孩子幼小，只为那曾经的历史问题。
　　 日子就在这样的烟火气里，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父亲的针灸铺依旧门庭若市，他待人宽厚，遇着穷苦人家，常常分文不取，只说“救人要紧”。母亲虽性子急，却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再难也不曾短了我们半分。我渐渐长大，少了幼时的顽劣，多了几分懂事，父亲下班回家讲齐鲁故土，讲军旅过往，讲学医艰辛。
　　 黄妈后来有没有报上户口，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她依旧每日拾菜、煮菜，眼神里的倔强从未消散。那位印度眼科医生，依旧与父亲下棋谈天，依旧会塞给我印度糖果，他的诊所里，总能看见被治好眼疾的人千恩万谢。大连路的弄堂里，人声鼎沸，叫卖声、自行车铃、邻里闲谈，织成了我最温暖的童年底色。
　　 父亲常说，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守得住本心，便抵得过风雨。他一生辗转，从书生到军人，从失业者到针灸医师，吃过苦、受过难，却始终挺直腰杆，善良、正直、坚韧。他留给我的，不是金银财富，而是刻在骨血里的做人道理：不欺人、不放弃、知感恩、守本分。
　　 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回望这一生，苦辣酸甜都已化作淡然。写下这些记忆，不为扬名，不为说教，只为把父亲的模样、母亲的温柔、弄堂的烟火、旧年的时光，好好留存下来。留给我的亲人，让你们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我们的根在哪里；让你们懂得，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善良，才是一生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