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阴历十月初一，是给先人烧寒衣的日子。那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从北京赶回老家，给故去多年的父母上坟。回村刚进大哥家门口，西院的臣哥就跑过来，让大哥赶快收拾一下，去满囤侄子家准备迎接从长春回来的满囤。“满囤回来了？”，我听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晃快三十年不见了，这回终于可以一起见面叙叙旧了！
　　 我和满囤是发小，我们生活的小村叫留麦店，位于冀东南运河西岸。这里距离长春1100公里。四十年前的1984年，二十二岁的郝满囤第一次出远门，从村里背着被褥，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经历了一天一夜的长途颠簸，到达的城市，正是长春。四十年后，他能乘专车从长春回村，看来日子过得不错啊。我急忙起身，追着大哥来到郝满囤侄子家。然而，眼前的景象却惊呆了我：院子外用秫秸袌搭起灵棚，哀乐低回，供桌上摆放着苹果、梨等鲜果，几柱土黄色的香冒着蓝烟儿，满囤憨乎乎的黑白照片立在供桌中央，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头戴孝帽，身穿孝衣，难道？臣哥小声告诉我：“前天满囤在长春走了！昨天已经火化，接他回来的专车，正在从长春回村的路上。”我站在那里，一下子怔住了，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我和满囤光屁股一起长大。满囤小学上了六年，只读到四年级，号称“留级大王。”他从小特能吃，饭量极大，四五岁时，一顿能吃四个大馒头，他爹当初给他起了个“满囤”的名字，估计已经预见他如此能吃。我比他小两岁，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儿藏猫，他藏身时，样子非常滑稽，用力跑出一段距离后，找一个墙根脸朝里蹲下，双手捂住眼睛，以为这样谁都看不见他，最终永远是被先捉住的那一个。他比我高半头，厚厚的嘴唇，说话总是口齿不清，别人问他名字，他总是回答叫“马扽”，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才能正确发出“满囤”的声音。他的娘有残疾，一条腿瘸，一只胳膊还弯曲着，不会纺线织布，“满囤”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别人家穿剩的，不是大就是小，脚上的鞋子从来没有合适过。我们一起玩“开批斗会”，他自告奋勇当“坏分子”，捡一个掉了底的破铁壶扣头上，谁见了都忍不住要笑，他却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割草时，他经常割破手，他自己一直认为是镰刀有问题，每次换了镰刀，还是割破手，他歪着头，一脸的无辜，“这镰刀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呢？！”我们小学时，生产队规定：上学的孩子，每人每天必须割十斤以上青草交生产队喂牲口。去生产队牲口棚交青草时，他记不住斤数，回家后他爹问交了多少斤草，他挠挠头皮，“这个还真没有记，我去牲口棚问问吧！”，于是他跑回牲口棚问饲养员，饲养员告诉他：“十五斤！”他怕忘了，嘴里一直喊着“十五斤，十五斤……”，等跑回家时，被堂屋地的门槛拌了个跟头，一下子给摔忘了！他爹又气又感到好笑，摇摇头，一脸的无奈。满囤虽然经常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可他热心肠，他家后院是五保户“三爷三奶”老两口，满囤上小学后，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给老两口倒尿盆，扒灶灰。他还没事儿爱蹲在村口发呆，有人推车上坡时，他马上跑过去帮忙推一下，别人的一声“谢谢”让他高兴半天。他在学校连续几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那是他的高光时刻，颁奖时，他眼含热泪，双手高举着奖状，像凯旋归来的勇士，功课不及格的阴霾一扫而光。
　　 爹见他不是学习的料，上到四年级就不让念了。他是生产队最小的“劳力”，饭量大的他经常吃不饱，填饱肚子成了头等大事。他除了给“五保户”三爷三奶倒尿盆，十几岁的他已经能够挑水，便承揽了村子里好几户老弱病残人家挑水的任务，其实他的目的很不“单纯”：盼望人家在他挑完水后给点儿吃的！自从能给别人挑水，他就再也没有饿过肚子，个头也窜出一大截，长得膀阔腰圆，敦敦实实，出息成一个壮小伙子。
　　 满囤十六岁时，他的娘患“鼻窦癌”疼痛难忍，一头扎进水缸结束了生命。家里买不起棺材，生产队出工，在村南墓地里用红砖砌筑了拱形的墓室，他娘躺在几块柳木板做成的尸床上，被推进墓室，住进了一辈子土坯房的她，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砖房”。满囤眼睛直直的望着娘的“新房”，却再也哭不出眼泪。
　　 后来生产队散伙了，满囤的大哥结婚了，是他最小的妹妹给换来的媳妇，我们老家那边叫“换亲”。有“直换”、“转换”等形式，农村困难家庭儿子大了娶不起媳妇，“换亲”是不得已的选项。满囤家三个孩子，他是老二，上边一个哥哥，下边一个妹妹，妹妹给哥哥换了媳妇，他是彻底没有指望了。哥哥定亲那天，他跑到娘的坟上，整整枯坐了一夜。墓地里杜梨树上，一群乌鸦被惊飞起，发出凄厉的叫声，满囤听着，好像就是他心里郁积已久要发出的声音，心里竟感到了些许安慰。孤独的夜空下，他跟娘诉说着自己的一肚子委屈。
　　 大哥结婚，小妹出嫁，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满囤带着一肚子失望，跟大爷借了三十块钱，一口气跑到德州火车站，踏上了前往长春打工的长途慢车。那时，我已经在北京某部服役，回家探亲时，听说他去了长春，没见着他人，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十几年过去，我在部队一直忙于公务，从来跟满囤没有联系，他不会写信，我没有他的地址，我们就这样失联了十几年。1995年的四月初，满囤突然带着“媳妇”到部队找我，原来他在长春用多年积蓄，换了个媳妇，到北京旅游，顺便找到了我。那女子是四川大凉山人，矮矮的个子，黄黄的头发，黑黑的脸庞，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抑扬顿挫，透着聪慧。满囤告诉我，这女子是自愿嫁给他，他给了“媒人”一万五千块钱酬谢费，女子没有要钱，只给买了身新衣服。我问他对女子了解吗？他说有媒人呢，保证没有问题。我请假带他们逛了故宫，登了长城，满囤突然告诉我，她媳妇不想再回长春了，嫌那里冬天太冷，让我在北京给找份工作。这可真让我为了难。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部队驻地的一家砖厂，我们建营房时，经常从那里拉砖，自然和老板熟识，跟老板一说竟然成了。砖厂正缺人，满囤身体强壮，老板一眼就相中了，“管吃管住，跟着出窑吧，活儿累点儿，工钱高！”满囤两个人被安排一间单身宿舍，砖厂有食堂，有澡堂，工资计件，每月底发工资，满囤非常满意。
　　 满囤在砖厂干活儿非常卖力，我去看他时，他带着防毒面具，光着背，浑身红砖粉尘，只穿个大裤衩，正从窑洞里用双轮专用出砖车往外推砖，脚下热土烫脚，窑内像蒸笼一样，烟尘飞扬，他把袢带勒进双肩，弯腰用力前挪，每一步都步履艰难。我终日坐办公室，看了他拉车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他的“媳妇”被安排在砖厂干杂工，两个人每月收入两千多块钱，他非常知足，把钱全部交给媳妇保管，我过去时，他媳妇还当着我的面给他揪白头发，那份恩爱令人羡慕。
　　 我跟他约定：年底我们一起都带媳妇回老家！那时，我也已经成家有了儿子，媳妇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听说我们一起回家，咧着嘴，脸上笑开了花。
　　 年底了，我们约定的日子渐近。我和妻子都分别请了假，就等满囤砖厂结算完工资一起启程。那个周六凌晨五点半，家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山河，快点儿过来吧，我媳妇不见了！”
　　 部队大院到砖厂只有六里地，我骑上自行车，拼尽全力踏着脚蹬子，赶到砖厂时，已是大汗淋漓。原来，满囤媳妇卷钱跑路了！满囤所有工钱结清后，他那个四川“媳妇”非常高兴，早晨四点多就起来，说是要去市场买点儿肉，中午好好改善一下伙食。满囤没多想，“快去快回啊！”他还叮嘱了一句。可是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满囤心里有点儿不踏实。砖厂和菜市场只隔着一条马路，来回二十分钟足够用。他急忙冲出砖厂，找遍了菜市场却不见“媳妇”踪影，回到砖厂，有人告诉他：满囤，你媳妇跟人跑了！
　　 他瘫坐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天旋地转，头脑嗡嗡作响，砖厂的人都围过来，叽叽喳喳议论纷纷。厂长过来，立即拨打了我的电话。
　　 “报案吧！”我跟厂长说到。我们赶到辖区派出所，立即报案。警察做着笔录，一脸的凝重。“买媳妇是违法行为！但那女子卷钱跑路也是违法行为！好了，已经立案，听信吧！”我们被警察打发出来，厂长毕竟是我的朋友，厂子里出现这种事情，他也非常着急，派人到北京市个大火车站、汽车站寻找，最终却一无所获。半年后，派出所抓获了那个四川女人，原来她是一个婚骗，给满囤当媒人的，正是她的丈夫。满囤在砖厂安顿下来后，她那个真正的丈夫尾随过来就在附近砖厂打工，他们经过周密策划，最后卷钱跑路。
　　 满囤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一个多月后，他精神好转，天寒地冻，砖厂没法再待下去，我给了他二百块钱路费，让他回家。他苦笑着，摇摇头，“我哪儿还有脸回村啊！”
　　 就这样，他冒着严寒，又跑回长春，通过关系找了一个在环卫处清扫街道和多处公厕的工作。几年后，他在长春和一个残疾姑娘结婚，还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从此再没有联系过。
　　 后来回老家，听人说满囤在环卫所一直干得不错，分配了公租房，媳妇办理了低保，他在环卫所退休，开始领退休金，人生总算有个保障。
　　 谁能想到，刚退休两年的满囤，竟因糖尿病急剧加重导致尿毒症，终因多器官衰竭双目失明，病情不断恶化离世。
　　 我纷乱的思绪被一阵鞭炮声打断，“车进村了！”灵棚里有人喊到。
　　 车子停在灵棚前。满囤的儿子，厚厚的嘴唇，一个再版的小满囤，从车里抱着红布包裹的骨灰盒下来，家院里几个侄子辈的孩子迎上去，把满囤的骨灰盒接过去，郑重放到供桌前。
　　 望着满囤的骨灰盒，我痛心不已。我们同一天回到故乡，竟是这种形式见面。我们辛劳忙碌一生，不过是一直奔波在通往极乐世界的路上。满囤的一生，累、苦并快乐着，他一直在用力，最终画了一个没有封闭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