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许终其一生都在寻觅自己的一场精神盛宴，你从事的职业，你的梦想，你的终极理想，都是青春时的美好设定。但前途是未知的，你不知前面是跋山还是涉水，是坦途还是坎坷，鲜花还是荆棘，只有走过一路的风景，再回味才知甘苦都是享受。一切际遇都值得珍惜和纪念。
　　 记得那年秋天，我在《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论《思潮与文体》署名为——雷达，过去很少看这类文章，而这篇文章就像注入了魔力，我一动不动一口气读完，好像此文是专门写给我看的。可圈可点太多了，我兴奋，我激动，我见人就推荐，看，一定要看，太通透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文学的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富于情趣、意蕴深永、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又轰动小而耐读性长久。
　　 ……
　　 对每个作家而言，每一具体的创作都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倘若既能敏锐地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方面独出机杼，既非常重视写什么，又高度重视怎么写，让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如一个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地诞生，我们文学创作的品位将会大幅度提高。”
　　
　　 哦，我的心屏上仿佛窜出一条红线，有闪电撕空般的震撼！现在重阅，仍然觉得是文学的真谛，任何时候都是航标灯！当时我想，我虽然没有理论先导，但我是这样思考的，并且做到了。我甚至想：现代派重视语言美，但内容常常晦涩难懂，人物扁平，造成阅读疲劳。传统现实主义注重人物故事，但语言只为故事服务，淡而无味甚至粗糙。我在想：如果现代派的语言审美和现实主义的人物和故事交汇，实际上就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结合。艺术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王国，著名导演孙光明先生说：“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艺术，就是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也有思想性。”是的，即便你是圣人，但没有凡夫的具体，也便没有圣人的整体。具体的美感与整体的宏大，才可能既轰动又耐品。《思潮与文体》另有一段：
　　
　　 “我曾提过小说诗意的失落问题。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很多读者抱怨当今的小说不好看了，再也没有让人沉醉流连、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感染力量了，他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巨大进步在给人以文明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深刻的危机，那就是上帝死了，人分裂了，心破碎了，那就是农业文明的均衡和诗意被打破了，掀翻了。于是，图画中出现了扑朔迷离的怪相，音乐出现了尖锐刺目的啸叫，小说里出现了丑陋、恶心的人事。然而，这并非真正充分的理由。正像我们承认审丑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一样。我们的审美特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的；没有了，就不能称其为艺术品。”
　　
　　 这段话触动了我的心弦，我突然眼眶潮湿了：上帝死了，人分裂了，心破碎了，农业文明的均衡和诗意被打破了，掀翻了，且是审丑有其合理性了……是的，这正是我所看到的血淋淋的现实。新的文明取代旧的文明是必然，但审丑趋于合理，审美被人嘲笑，世人正在这种暗藏的危机中狂欢。我的长篇小说《神灯》正是表达心的破碎，人的分裂，农业文明在崩溃前的阵痛呀！但，我没有让丑陋得胜。恶心和丑陋任何时候都存在，从形而下看，美不是丑的对手，善不是恶的对手。但是，只要耐心一点，善美永远是人间的链条，这是宇宙不变的法则！当功利主义，实惠哲学如同一片汪洋淹没了陆地，拍碎了理想主义的帆船，一切属于心灵的梦想都将放弃了，去追逐干燥的纸币……
　　 这个时候雷达先生已有先导，而且是充满对艺术流变的深切焦虑。我的心被搅动了，也许没有人会对一篇文论如此动心，就像是撞响了铜钟，余音三日绕梁。也许是因为思想共鸣造成的吧！
　　 说当下小说不好看了，再没有让人沉醉流连，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感染力了。不，我的小说类似这样的故事好几出呢。一个外科医生看《碎片儿》时，一个上午把自己关在室内流泪阅读，等到中午回家，两眼红肿继续关进卧室阅读，妻子以为是出了医疗事故，推门进去问其原因，原来是因为看书的缘故，说搅动了他童年的记忆，引起了心灵共鸣。让妻哭笑不得。此后，这位外科医生托人要我的全部作品给他看。我想，这不就是流连沉醉吗？另有一个山区代理教师，看到《碎片儿》，因为书是借阅不能常读，她以自己的普通话录制在录音机里不厌其烦地听，但听不出阅读文字时的味道，找作者找了半年，见我之后她已是山西《农民报》的一个特邀通讯员。她说《碎片儿》主人公的励志情结激励了她，后来她成了一家报社的首席记者，起始是《碎片儿》的感染所致。我这才知道，文学原来是这么有力量。
　　 一个经纬厂的职工看《陈荣桂与陈永贵》蹲在厕所里，看得忘记了起厕，直到中午妻子回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蹲了一上午厕所。此后，托人请求非要见我面谈。见面后他痛定思痛，说他当时亲历了这场运动，他说读了这本书他一直在反思。
　　 著名导演孙光明先生说，他读《神灯》忘记了晨昏，人物的文化心理让他陶醉。读《陈荣桂与陈永贵》他一夜未眠。这种阅读感受起码该说是沉醉吧！《思潮与文体》最后总结语：
　　 “我以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毕竟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不管用何种方法，属何种流派，没有哪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表现它的时代的重大精神问题。人是中心，人是太阳，没有哪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书写着灵魂的历史。只要尊重生命，尊重精神，反抗物化，小说的前景依然是广大的”。
　　
　　 我拍案叫绝！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细想，我的哪一部作品不是在书写灵魂的历史？哪一部作品没一批鲜活的人物？而且我所书写的正是生命、尊严、精神！我欣喜若狂了！这篇文论点燃了我对自己的作品的自信，我独自判断作品的成色，与文中的思路如出一辙！这真是一种意外的相印。艺术心灵原来都是通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文学还有“坛”，从来不知道找组织，以为只有作家是没家的，但也知道作家四处都是家，或者说文学没有陌生人。我只知道雷达先生是个著名评论家，但不知道在哪里供职。经过打听后，我决定让我的书进京“面试”。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串评论家的名字。我一气发了十套书外加十封信。然后静等回音。
　　 和同事们讨论起这件事，都说谁都有可能回信，只有雷达不可能，这人太有名太忙了，一流作家都看不过来，哪能顾上注意一个地市级作家？这瓢冷水并没有泼灭我的希望，凭直觉我偏偏觉得谁都不可能，只有雷达先生有可能。依据是只要他看了我的作品定会喜欢！除非不看。艺术心灵的暗合有其神秘性，我谓之天定的相遇，人为汇合只是形而下的交情。
　　 但我也纳闷作家还分流吗？生在北京、上海为一流，省级为二流，以下便是三流四流，一律下流？
　　 不，我要打破这种“流”的局限。
　　 人世间最大的恶是把人群类分！
　　 再没有比“底层”作家更贴近现实，更能体会现实的击打、蹂躏，无告，试图站立又必须跪下的苦难，如果谁按行政区划分作家的高低谁就是蠢驴！
　　 尼采说：“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
　　 我说：“底层作家恰恰是站在生存的芒上质问何为生命！这并不是钻在象牙塔里的贵族们可以杜撰出来的。”
　　 叔本华说：“独自思考的人只是在形成自己的见解之后才知道与权威暗合，此时的权威也同时增强了他们二者的力量。”于是，我等待这种同一力量的汇合。甚至不分晨昏地盼望回音。然而十封信泥牛入海。我验证了这个高高在上的“蠢驴时代”之后，便渐渐忘却了。这是我对自己的钦佩，任何现象都不能让我失去写作的兴趣。写作是我的事，看不看是你的事，我不抱怨，也不憎恨，这一点我是相当有出世姿态的。
　　 我开始了《十七条皱纹》的创作。时间大约过去半年，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电话正是雷达先生。我吓了一跳！我的“验证”破产了，是不是雷达先生有了通灵宝器破解了我的咒语？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激，对世事的判断不能一刀切！他告诉我邮件刚收到，地址弄错了，辗转在《文艺报》，能转过来就不错了，通话迟了，请谅解！
　　 我更加诚惶诚恐，这么大的评论家，人称大陆评论“一圣手”“一杆笔”，居然对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如此谦虚，我即刻想到竹，有节而虚心。我的崇敬从此开始！
　　 我欣喜地问，您读我的书了吗？
　　 他说还没顾上呢。
　　 我说，那您为什么给我来电话？
　　 对方似乎停顿了一下，说看了你长长的信，信写得真诚感人，所以我特别打个电话告诉你，信收到了，书我也会看的。
　　 哦，真的？真的？我心里连连自问。我祈祷：我是上天的孩子，感恩上天的恩赐！
　　 我再次确定：真诚不能成为幌子，真诚必须是本质！
　　 这个电话就像从天而降的意外，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便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位老师。更为神奇的是，第二年当地政府、省作协联合为我开作品研讨会，要我自己请专家。研讨的内容有三部长篇，即《碎片儿》《神灯》《陈荣桂与陈水贵》。
　　 这个从天而降的“意外”就像是上天特别的指派，因我没有社会交际活动的能力，世间的法则永不通透，我总是依靠上天的垂青。确实说，这个时候我对文坛一无所知，遍地是专家，可我所知道的专家也仅限于雷达先生。幸运的是，我的诚恳感动了他。他说，现在女作家们都赶时尚去了，坚持乡土写作的人不多了，应该给予关注和扶持。其实是我的写作倾向触动了雷达先生的乡土情怀，他身居京都，从文学中反嚼乡土记忆，这是后来我从各种文章中读透了他的恋乡情怀。他认为城市只代表时尚，乡村才是中国文化的集中地。我的幸运由此而来。包括他力推作家雪漠的《大漠记》与他的乡土情怀也是有关的，因为这是生命的底色，是艺术个体化倾向。
　　 当年，我就这样请到了雷达先生，他并且帮我请到了评论家白烨和张陵二位先生，在我两眼漆黑，初涉文学时，先生可谓雪中送炭。
　　 山西作家成一先生对我说：请到这么著名的评论家，对你一生的写作都很重要。当时我还不大理解，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视先生为老师，同时也是“假想敌”，你必须拿出更高的作品才能入了他的佛眼，这种严格就是陡坡上的颤动，如果上不去就肯定掉下来。作家的等级划分不应是行政区域，应该是作品的层级。被先生承认，我耗了十年之功。这是后话。
　　 遗憾的是，在召开“作品研讨会”时，助我羽翼渐丰的孙光明先生没能到场，家人告诉我，他随歌舞团到国外演出，十月份回国。因而，在我文学路途中他做了隐形英雄。这次研讨会雷达先生是这样评价《碎片儿》的：
　　
　　 “陈亚珍的作品震撼了我！带血的记忆，把灵魂撕成碎片，看后几个月依旧印象很深，陈亚珍的女性成长小说别人无法代替。《碎片儿》使我深受感动！写“文革”以来的作品虽多，像它这样惨烈，这样深触灵魂的作品并不多；写乡土女性的东西不少，像它这样写出了女主人公如此激烈复杂的心灵冲突的作品却着实罕见。苦难使人清醒，苦难使人变得纯净，许多人都写过苦难。但很少像它这样本真的把苦难写透，写到骨髓里去的，写到椎心泣血的程度。她的作品拥有创巨痛深的体验，小说中许多情节和细节都是陌生的，新奇的，不可重复的！是名作家大作家未必能编出来的，因为它们来自作者的生命和生存的体验。她的作品不是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或者要归属于那种思潮，门派和流派，或要刻意表达什么思想意图。它是质朴的，甚至是笨拙的，它写的是蕴藏在民间的人性的高尚，以及人性被外在的或内在的力量无情地撕成碎片的悲惨过程。就这个意义说，它是超越了“文革”和具体的时空的，现代人看《碎片儿》依然会感动。概括力很强，艺术张力很大，它使作品的客观意蕴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的作品。一切得益于作者忠于生活，忠于心灵，忠于真实，不怕重新撕开伤口也要还原真实的决心。尽管作者完全是以自我出发的，但由于真实的深度，就可能触及到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具有普遍意义。当一个作者写出了深刻的真实整体的真实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揭示别人不一定能揭示出来的东西。在这里，作品动人与否与作者的名气没有直接关系……”
　　
　　 这次研讨会对我而言，是一次重大记载，我一生没有进过“坛”，这是一次早期文学的总结，也是根基的确定和指向。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我很是循规蹈矩，甚至有些愚，我绝对不是有趣的人，一切游戏都不会玩，天生与“戏”无缘，但在写作中我是极不老实的，我的作品充满戏剧性，那些文字就像跳动的音符，一个个如同精灵在我脑系舞蹈，继而一串儿排列，形成了一条汹涌的河。那些人物一开始仅仅是生活中提供的几句话，几件小事，他们有幸来到我笔下，自动的鲜活起来，好像他们早已存活在我心里一样。评论家白烨先生说：
　　
　　 《神灯》不像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那真是一部厚重的，别具一格，自成一家的作品。我之所以觉得此书厚重，是因为《神灯》让你看后忘不了。作品密密匝匝的细节不是能编来的。虽然我每天都在看书，但很少有书能让人记住，或者在看的过程中让你震惊一下。但陈亚珍的作品下手狠，很多细节来自生命的体验和生活的积累。这是一个震惊。但最让我震惊还不是这一点，而是它的情趣、情感，态度让人新奇。现在有很多作家都讲为人民代言；一种贫民的姿态，好像要屈就一下，但陈亚珍却是置身于其中写她的姐妹，爹娘，乡里乡亲。别的作家让人觉得写的是他们。而陈亚珍让人觉得写的是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其他作品中读不到的。很深切很真挚的情感投入进去，而且是贯穿始终。生死歌哭，饱含激情。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这让我非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