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2年十二月初，疫情防控迎来新的调整。老家的同学齐安和，敲定在农历腊月十六，给儿子齐泰然办婚礼，提前二十天就打来了电话。
　　
　　 “三哥，泰然要成家了，你和嫂子务必回来。”
　　
　　 接到电话，我和妻子柳杨对视一笑。那阵子北京连着下雪，我们还是打定主意，回老家赴这场喜宴。
　　
　　 我的老家春和县，在冀东南大运河西岸，距北京二百六十公里。齐安和是我初中同学，更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恩人。一想起他，那些埋在岁月里的旧事，就忍不住一件件翻涌上来。
　　
　　 1978年秋天，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我刚上初一，十二岁。午后的秋阳still毒辣，蝉声吵得人心烦。午休后往教室走，路过那间早就废弃的旧庙改的老教室，我心里莫名发慌。那房子破得厉害，夜里常有乌鸦叫，阴森得很。
　　
　　 刚蹭着山墙根走过去，一阵旋风卷着枯叶扑过来，紧跟着房上的瓦片哗啦啦往下砸，正砸在我头上。眼前一黑，血立刻糊住了眼睛。
　　
　　 跟在后面的齐安和想都没想，冲上来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他个子高，比我壮实大半头，背着我也跑得飞快，把其他同学远远甩在身后。
　　
　　 县医院不敢收，说我是颅骨凹陷骨折，必须立刻转市医院。安和二话不说，从他叔叔那儿借了两千块钱，对着医生就说：“我是他哥，手续我来办。”医生看他沉稳老成，竟真的信了。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第二天我醒过来，像睡了一场昏沉的大觉，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一动也不能动。父母和老师守在床边，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二
　　
　　 我在医院躺了半年。安和每个周日，都从八十公里外的学校坐长途车来看我。他给我补课，带吃的，带书本，让我躺在床上的大半年，没落下一点功课。
　　
　　 第二年三月，我总算回到了课堂。我们都是住校生，从此几乎形影不离。后来同村的程功也凑了进来，他是学习委员，成绩拔尖。我们三个一起打球、跑步、写作业，也一起说些不着边际的理想。
　　
　　 三人里我最大，程功最小，安和在中间。我家里穷，五个孩子都在读书，伙食费常常凑不齐。每次都是安和悄悄帮我垫上。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程功家里比我更难，他能上县中，其实是安和的父亲在暗地里资助，可安和从来没提过半个字——他父亲是公社橡胶厂的厂长，家境比普通人家宽裕些。
　　
　　 三年一晃就过。我因为旧伤复发，错过了中考；安和考上了县二中；程功则考进了师专，早早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三个人的路，从那一天起，就往不同的方向走了。
　　
　　 三
　　
　　 又三年过去，安和高考落榜，一个人去了省城闯天下，从水电安装的学徒干起，五年后自己开了公司，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
　　
　　 程功师专毕业，教了两年书，又进修本科，分到县一中任教。他教书有一套，一路升到副校长、校长，最后做了教育局长，推行教师竞聘，干出不少成绩。2019年底，他调任县招商局局长，在春和县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错过中考后，去市二中复读，最终考上北京建工学院，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进了一家央企。早些年我主动申请下项目，从技术员做起，十几年跑遍大半个中国，风里来雨里去，和工人们同吃同住。每次回老家都匆匆忙忙，晒得黝黑，穿得朴素，乡亲们都以为我在外边打工，替我这个大学生惋惜。
　　
　　 在外地项目部的时候，我给程功写过几封信，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学副校长，可一封信也没回。安和跟我说，程功娶了县里领导的女儿，早就不跟从前的同学来往了。知道这些，我也就断了联系的念头。
　　
　　 我上大学以后，安和每次从省城回老家，都会去看我父母。我母亲常说，她这个“安和儿子”，比我这个亲儿子还贴心。后来我父亲在省城住院，我正困在贵州黔南的深山里打隧道，工期紧得脱不开身，全是安和跑前跑后，联系医院、垫付押金、安排手术。父亲走的那天，他和我们儿女一样披麻戴孝，送了老人最后一程。
　　
　　 四
　　
　　 2008年，安和的生意遭遇了灭顶之灾。他承包的水电工程出了事故，四人遇难，公司执照被吊销，赔偿金要二百八十多万。遇难者家属百十人围在他家门口，情况危急。
　　
　　 接到他弟弟电话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不小。那时候妻子已经辞职做进出口贸易，生意不错。我求她周转了一百五十万，当天就让司机送回去，帮安和解了围。
　　
　　 经此一难，安和彻底垮了。2013年，他查出股骨头坏死，做完手术，走路还是一瘸一拐。我让妻子以公司名义，和他夫妻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按最高标准给他们交社保，让他们老了有依靠。我没跟他说实话，只说公司要凑人数减免税费。
　　
　　 好在他的一双儿女都长大了。2013年他女儿出嫁，我正好出国考察没能赶上，至今心里都觉得遗憾。
　　
　　 2020年，做了多年总工的我，被任命为一家央企二级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上任前，公司在老家黑龙港市经开区，有一个十五亿的光敏聚酰亚胺新材料项目，因为疫情拖了两年。这个项目前景好，投产后年产值七十多亿，税收十亿以上，对家乡举足轻重。
　　
　　 五
　　
　　 时间到了2023年元月，疫情基本平稳，商务活动慢慢恢复，我们的项目终于要签约了，定在元月八日。
　　
　　 忙完签约的各项准备，已是元月五日。我翻开日历，元月七日——农历腊月十六，被我用红笔重重圈了起来：参加安和儿子的婚礼。好事赶在一起，婚礼正好在签约前一天，我总算能公私兼顾，回一趟老家。
　　
　　 元月七日清晨六点，我和柳杨动身往回赶。她特意穿了红色唐装，亲自开着那辆白色宝马X5。车出北京一路向南，开上大广高速。雪后的田野一片白茫茫，远处的村子朦朦胧胧。我心里说不出的轻松。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在任丘服务区歇了脚，后半程换我开，车速稳稳提到一百二十。车载收音机里放着河北梆子《魏征还乡》，慷慨激越，听得人心里发烫。身为燕赵儿女，我总觉得，该为家乡做点事。
　　
　　 九点一刻，我们准时到了安和所在的留麦店村。安和夫妻俩早就在村口等着。刚下车，鞭炮声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我们被乡亲们簇拥着，走了两百多米，才到安和家。
　　
　　 院子里，鼓风机嗡嗡转着，灶火舔着锅沿，灶灰在空气里轻轻飘着。炸好的大鲤鱼、码齐的凉菜、切好的青菜、笼屉里油亮的方肉、刚出锅的红烧鸡块，香气裹着热气扑面而来。这样踏实的人间烟火，我已经很久没感受过了。
　　
　　 六
　　
　　 十一点十八分，婚礼礼成，婚宴开席。我们这桌八个人，主位一直空着。管事的进来让大家稍等，说还有位领导马上到。
　　
　　 十几分钟后，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走进来，径直往主位坐。除了我和妻子，一桌子人全都起身热情招呼：“欢迎程局！”
　　
　　 他脱下毛呢大衣，笑着致歉：“县长主持招商会，刚散，来晚了。”
　　
　　 他扫了一圈，随意点头示意。我一直看着他，他被我看得不自在，挪开了目光。
　　
　　 酒过三巡，程功脸上泛红，话也多了：“今天我大侄子泰然结婚，大家一定吃好喝好！”他酒量好，跟桌上五个人各碰一杯后，端着杯子晃晃悠悠看向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哪个村的？”
　　
　　 “老庄的。”我随口应道。
　　
　　 他当真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何老六，媳妇是四川的！”
　　
　　 柳杨忍不住笑出声：“他是姜三儿！”
　　
　　 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程功觉得新鲜：“说两句四川话听听，还是你们四川话好听！”显然是喝多了。
　　
　　 安和夫妻俩带着新人过来敬酒，程功还在拍着胸脯：“哥，我把大伙儿都陪好了！”安和笑着指了指我：“还认得他吗？”
　　
　　 “怎么不认得，”程功的话让安和刚松口气，下一句就凉了半截，“老庄的何老六，媳妇四川带回来的！”
　　
　　 安和脸色一沉：“程局长，这是三哥姜怀远！刚从北京回来。”又转头给我介绍，“这是他爱人柳杨。”
　　
　　 程功踉踉跄跄站起来，醉眼惺忪地盯着我，嘴角抽了抽：“真的吗？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说了句“欢迎老同学”，便一屁股坐下去，头垂着，嘴里反复念叨：“不可能，不可能……”
　　
　　 宴席一结束，我和柳杨立刻赶往八十公里外的黑龙港市迎宾馆。第二天要签约，当晚还要最后核对协议文本。
　　
　　 七
　　
　　 第二天的签约仪式很隆重，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全都到场，我和公司投资部、商务部的经理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排。两百多人的会议厅坐得满满当当，媒体记者架着设备严阵以待。
　　
　　 仪式由副市长常立德主持。经开区主任介绍项目时，特意提到我是春和县本地人，台下立刻响起一阵掌声，还有人悄悄竖大拇指。我有些不自在，只是机械地在协议上签下名字。
　　
　　 战略合作协议签下那一刻，市长神采奕奕，像打了胜仗。市委书记的总结发言，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四十分钟的仪式，慢得像过了一年。
　　
　　 仪式结束，我谢绝了市领导的午餐邀请，直接开车返京——周一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处理。
　　
　　 当天晚上，黑龙港市电视台播了项目签约的新闻。春和县委书记、县长先后给程功打电话，问他认不认识投资方的老总姜怀远。
　　
　　 程功的酒一下子醒了，语气笃定地回：“领导放心，姜怀远是我初中同学，好哥们！”
　　
　　 “尽快联系，近期县领导要带队进京招商！”书记和县长几乎是同一口径。
　　
　　 挂了电话，程功彻底慌了。我们四十年没联系，他连我的电话都没有。婚宴上把我认错人，当年的信石沉大海，安和落难时他从未伸过手……桩桩件件想起来，他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怎么跟安和开口。
　　
　　 夜深了，程功一个人坐在客厅，点了一支软中华。火光明明灭灭，他像看见了什么，又像什么也没看见。
　　
　　 烟灰轻轻落在地上，像那些走远的岁月，再也捡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