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双绣花鞋垫，我一直没舍得用，因为它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这鞋垫上绣的是鸳鸯戏水，花花绿绿的颜色，虽有较浓的村里味儿，可那活灵活现的秀美针脚，却无不浸润着阿秀的情意与心血。它正是阿秀送我的。
　　 阿秀是我的同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在一个学校，只是不同班而已。她长得很好看，鹅蛋脸，细长眉毛大眼睛，个头也高，好像老天爷特别眷顾——长得好不算，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很受老师和同学们喜欢。我也是喜欢她的众多男同学中的一个。
　　 我们两家离得不远，两家人很说得来。阿秀是家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阿秀的爹娘都是地道的农民。她爹脾气暴躁，爱喝酒耍牌，地里的活儿多由她娘打理。她娘长得细高，面颊黑红，整天忙里忙外。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深知睁眼瞎的苦，她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们上学。妇道人家干地里活，跟男劳力比起来，多少弱些，收成不是特别好。加上孩子多，我父母也就常接济他们家。
　　 我的父母都是高小毕业，虽然时运世道使然，但他们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家里老人有病，吃饭的嘴多，干活的人手少。好在我学习上争气，成绩也一直很好，跟阿秀暗中较劲儿，都以考进县一中——县里最好的中学——为目标。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的刻苦努力后，我俩都如愿走进县一中的大门，成为一名光荣的高中生。我们都以为考出去的曙光已照在我们俩身上，尽管相互喜欢的情愫已有，但我们都克制着。
　　 高二麦假的一天，白天收割麦子，晚饭后一边散步，一边探讨一道物理题，不知不觉来到了村南场里的麦垛旁，月光下的麦垛泛着一层特有的光，白天的余热味混合着麦香。刚洗完澡的她，头发也飘着香气，而她身上女性特有的气息，让我的心怦怦直跳，浑身躁热。我不由自主地往她身边挪了挪，闭上眼睛，靠近她的头发贪婪地闻起来。她用手扒开我的脑袋，猛地站起来就跑开了。靠着麦垛，看着月色里她跑动的身影，我强忍住才没追上去。等到没了她的身影，清爽的月光才让我冷静下来。一阵后怕，庆幸没做出越轨之事。
　　 谁知，那晚月色里，不远处还有一双饿狼般的眼睛——那是村长家的儿子，外号大赖。原来，他早就喜欢上了阿秀。
　　 有了我那晚的举动，阿秀就有意地躲着我，而这正好给了大赖可乘之机。他爹知道儿子的心事，就假装好意约阿秀父亲玩牌喝酒。趁阿秀父亲快要醉时，说出大赖喜欢阿秀的事，许诺事成后给阿秀父亲不少好处。阿秀父亲回到家，把阿秀叫到跟前，说了村长的意思。阿秀知道大赖平时偷鸡摸狗，从不干好事，她大闹一场，哭着跟父亲求情。阿秀母亲也帮阿秀说话，阿秀父亲却冷不丁给了阿秀母亲一脚，正好踹在腰眼上。她母亲“啊”了一声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父母听到吵闹声，赶紧过去，才把阿秀母亲扶到炕上。我跑着去叫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开了内服外用的药，同时嘱咐必须得静养一段时间，否则留下后遗症就麻烦大了。
　　 阿秀家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买药，村支书说他家还有，还说前一阵他家老太婆腰疼用剩下的。村长一边假装嘘寒问暖，一边趁火打劫，与阿秀父亲串通一气，骗阿秀去他家拿药。结果，阿秀被大赖拦在家里，占了身子。阿秀红肿着眼睛，两手空空地跑回家，躲进耳房里没再出来。耳房里没有点灯，漆黑一片。阿秀母亲撑着腰，一瘸一拐地走到耳房门口，听见的只有压抑的哭声，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她抬手想敲门，手悬在半空，最终还是慢慢缩了回去——她能说什么呢？她自己也是个做不了主的女人。阿秀父亲走到耳房门外听听动静，回到大屋跟村支书挤挤眼，接过村支书手里的一沓钱，就塞进自己缝在裤腰上的兜里。
　　 我再约阿秀一起去地里干活，她躲了；想跟她讨论作业，她不露面。就算去地里干活，也都是独自一个人。有一回，我在村口看见她，她正低着头往家走，看见我，像没看见一样，加快脚步从我身边过去了。我喊她的名字，她没回头，只是肩膀微微颤了一下。有一天，跟大赖打了照面，看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想想阿秀的反常表现，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大声质问他怎么阿秀了。他撇撇嘴，啐一口唾沫：“阿秀已经是我的人了，你就死了心吧。”说完就要扬长而去。我扑上去，把他拳打脚踢，揍了个鼻青脸肿。大赖自知理亏，只能忍着没敢找事。
　　 就在开学的头一天，晚饭后，阿秀突然来到我家。
　　 “大娘，明天就要开学了，我找阿峰说点事。”母亲也知道了阿秀的事，心疼地说：“去吧，去吧，开学就高三了，事多。”转脸替阿秀喊我。那时，我正在给毛驴拌草料。
　　 我们谁也没说话，慢慢地向场边，向那个麦垛走去。月色还是那个月色，麦垛也还是那个麦垛，只是什么都变了。她只是站着，从怀里掏出一双鞋垫，塞到我手里。我低头看，上面绣的是鸳鸯戏水，花花绿绿的颜色，针脚细密扎实，一针一线都使了劲儿。“忘了我吧，我再也配不上你了。你一定要考出去！”不等我说话，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转身就疯狂地跑开了。
　　 她主动辍学了。这是我能想到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为她的无奈选择，更为自己的懦弱无能。
　　 高三的一年，我几乎不回家，仿佛害怕什么，也仿佛在躲避什么，或是为了她的那句话：一定要考出去。我知道，如果我也留在村里，那她所有的牺牲就都白费了。或许，只有我考出去，才能给她一丝安慰。那些日子里，我拼命地做题，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脑子里就全是她跑开时那个背影。我把那双鞋垫压在箱底，从不敢拿出来看，好像只要不看，就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高考前一个月，母亲来学校看我，带了些吃的。临走时，她犹豫了一下，说：“阿秀嫁了，村支书家。”我“嗯”了一声，没再问。母亲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
　　 一年后，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来到大城市，直到工作后，也在城里安了家。结婚的那天，阿秀的影子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很快就被热闹冲没了。
　　 听家人说，我开学后不久，她就成了村支书家的儿媳妇。可因为大赖看到我闻阿秀的头发，认定我们俩有事，婚后对阿秀横竖看不顺眼，不是骂骂咧咧，就是拳打脚踢。阿秀从不还手，也不哭闹，只是越来越沉默。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喂猪、下地，把自己累得像一架停不下来的机器。有人劝她回娘家待几天，她摇摇头，说：“回去也是添乱。”而村长也觊觎阿秀美色很久了，在没人时总说些不着调的鬼话，碍于母老虎一样的老太婆才没能得逞。婚前水灵灵的阿秀，变得一天不如一天。
　　 有一回，阿秀的妹妹在路上遇见我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大娘，我咋样才能帮到我姐？那天我去看她，她正蹲在灶台前烧火，胳膊上全是青紫的印子。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早就习惯了。”母亲把阿秀妹妹揽进怀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出事是在夏天的一天。那天，阿秀穿得整整齐齐，收拾得利利索索，像平常一样骑车驮着药桶，去给棉花打药。邻居说，看见她在棉花地里待了一整天。打完药，她把药桶卸下来，坐在田埂上，抬头看了很久的天。那天天气很好，天蓝得透明，有几朵云慢慢地飘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旁边她家的祖坟地。那里埋着她的爷爷奶奶，爷爷的爷爷奶奶。她静静地坐下，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我？！然后就拧开农药瓶盖子，仰脖喝下了剩下的农药。
　　 当母亲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拿着信的手一直在抖。我翻出箱底那双鞋垫，走出家门，在公园的一角，任泪水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通。我想起她塞给我鞋垫时说的那句话：“你一定要考出去。”也许，那时她已想到自己的结局，而把所有的可能或希望都让给了我。正要点火烧掉那双鞋垫，一只手伸过来，夺走了打火机。是我的妻子。原来她不放心我，就跟了出来，直到看我要烧掉鞋垫，才现出身来。
　　 “留着吧，最后一点念想了。”她轻声说，眼眶也红了，“阿秀太可怜了。”有一次妻子收拾东西，看到这双鞋垫，我就讲了阿秀和它的故事。
　　 那双鞋垫，我至今还留着。偶尔翻出来看看，上面的鸳鸯还是那样花花绿绿的，针脚还是那样细密。只是每次看见，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