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前夫阿东终于有了分开后的第一次交流。他在三人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做了一个小手术。我第一时间问他情况，他平淡地说“没事”。可我放下手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清明节马上就到了。
　　 这让我想起了从前，每年到这时候，都是我开车，阿东坐在副驾，路过市里会捎上他的妹夫，三个人一起去墓地祭拜阿东故去的亲人。一路上，我们都不怎么说话，彼此保持沉默着。我知道，阿东心里对妹夫一直有想法，那年妹夫和妹妹一起去张家界玩，结果两个人一块出的门，他回来了，妹妹却出了意外。阿东心里一直有个结：怎么单就妹妹出事了呢？唯有导航偶尔提醒一句，会打破车里的沉默与平静。
　　 我和阿东分开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墓地。不是我心里没有婆婆公公和小妹，而是觉得，故人活在心里就够了，不必非要到那个地方去证明什么，而且我实在不知道到了婆婆公公跟前，该说些什么。说我离开了他们的儿子？说我没能守住那个家？这些话，我有点说不出口。
　　 阿东身边，除了万里之外求学的女儿，再没有其他至亲了。他父母走了，妹妹也走了，如今连我也离开了。按常人的想法，我无论如何都应该陪在他身边，把这个家撑下去。可是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忍了他二十多年，终于还是做了那个“不应当”的人。
　　 阿东是个木讷的人，跟外人还好，至少能维持基本的客套，可一回到家里，话就变得又短又硬，一句能把人呛个跟头。
　　 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几十年的事，芝麻绿豆大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可他偏偏只记得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你的疏忽、你的错处、你说过的某句不恰当的话。那些让人高兴的或是有安全感的，他却一个字也不提，仿佛是要把那些好的都酿成酒，封在坛子里，不让人知道。
　　 在他身边，你得小心翼翼地说话。有一次，我好意提醒他在外人面前吃饭，尽量别吧唧嘴。他听后对我吹胡子瞪眼道：“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不会吃饭了？还得你来教？”我登时就噎在那儿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整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我哪句话再说不对，哪件事做不对，他对我发火。
　　 那时我常常想，这也许就是他天生的性格，加上小时候的苦日子才成了这样。可不管咋样，既然结婚生子了，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好歹得顾及家人的感受吧。但委屈是委屈，但我也会对自己说，或许他就是这脾气，以后对他多一些关心他慢慢就会好的。所以，凡事我都会迁就忍让他。
　　 但我不理解的是，他遇到生死的大事时，却变得格外理智。他的理智做法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1997年8月25日夜里，我们正在熟睡，电话响了。是他新婚的妹夫打来的，说他的妹妹在张家界失足坠崖，让他过去料理后事。我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吓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坐起来，头垂在胸前，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躺下了。我从他手里拿过电话机，心里想，这一夜他肯定睡不着了。谁知没过多久，耳边竟然响起了他的鼾声。
　　 第二天早饭后，他照常去了单位。他在一家工程公司做副经理，负责工程管理。他先安排好了施工队伍、物料进出，把项目上的事一一交代清楚，才去找经理请假。直到这时，经理才知道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赶紧安排了一个得力手下陪他。他是出事后的第三天，才动身去张家界的。
　　 我至今想起这个细节，心里都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是敬佩他的冷静，还是心寒于他的克制？我只是觉得，一个人能把情绪压得这么深、这么紧，身边的人也会跟着喘不过气来。
　　 后来老人去世后，他选择了辞职，去了中煤集团在内蒙古乌审召的项目部。从此，他就像把自己放逐到了远方，很少再过问我和孩子的事，也很少回家。那时孩子刚上高中，住校，一周回来一次。我那时刚刚学会开车，技术生疏得很。有一次下大雨，送完孩子回来，前窗玻璃起了雾，我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除雾，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给他打了电话，他一直没接。我只好打电话向朋友求助。那个雨夜，我一个人坐在车里，雨水打在玻璃上，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就像我的日子一样。
　　 后来总算和一个朋友拼了车，接送孩子。就这样过了三年，直到孩子高中毕业。那三年里，孩子的成人礼他不在，高中毕业典礼他也不在。他像个局外人，远远地看着我们的生活。
　　 疫情期间，他非得让在外读博刚一年的女儿回国，说是有家单位想让孩子去面谈。孩子折腾回来，才发现根本就是不太可能的事。那时候疫情正紧，是回去继续读博还是留下找工作，成了我和孩子最纠结的事。我们俩泪眼相对，拿不定主意，而他呢，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回了内蒙，再没说过什么。
　　 孩子要回去继续学业，得去第三国待够半个月才能入境。北京没有直飞的航班，只好先高价打车去天津，飞到厦门，再转机去第三国。那天夜里，我从孩子发来的照片和视频，看着孩子拖着行李箱走进航站楼，寒夜里那个小小的疲惫的身影，孤零零的，我的心都碎了。可我不能哭，我得在孩子跟前装得像个狠心的没事人一样，让她放心地走。这些事，他不闻不问，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他的日子还是那样过，工作、吃饭、睡觉，偶尔发一条消息，也是让我帮他开药。那时，他的医保还在北京。
　　 由于他对孩子关心的少，有些事孩子愿意跟我说，不跟他讲。他便怀疑是我在孩子跟前说了他的坏话，故意让孩子疏远他。他就这么想着想着，想象中的事慢慢就成了真的。他为此还去过通讯公司，打印出我们俩所有的通话记录，厚厚的两大卷。我后来装修房子时翻出来看，密密麻麻的通话时间、时长，每一个数字都像是质问。我一把火烧了，连灰都不想留。
　　 阿东是个仔细的人。他的仔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也渗透到身边每一个人的心里。
　　 自结婚后，经济上我们就彼此独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AA。孩子四岁半之前，我和孩子跟爷爷奶奶住在保定，日常开销由老人操持，在钱上没觉得有什么。后来我们搬到燕山，孩子上幼儿园，吃喝用度、学费杂费，开支一下子大了起来。我挣得少，需要用钱就得伸手向他要，这让我觉得很难为情。“钱”这个字，慢慢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一只刺猬，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刺猬也越长越大，浑身的刺，碰一下就疼。
　　 孩子上高中、大学、出国留学，只要一开口要钱，他立马就要求孩子做用钱计划，记下每一笔开销。一来二去，孩子不再敢直接跟他开口，只在我们三人的小群里说一句。我看到后响应，再提醒他，当然还是AA。孩子在中间小心翼翼地周转，像在走钢丝。
　　 我知道他不是不舍得花钱，他有他的道理——要让孩子学会规划、学会负责。可他不知道，那些道理在孩子正在用钱之际听起来，是多冷的话。
　　 可他对他妹妹不是这样的，当年他妹妹想考研究生，他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毅然放弃了自己正在读的在职研究生。他其实很聪明，因为脑袋大，人送外号“大脑得”。有一年几个人约着考监理工程师，别人又是补课又是买参考书，他不过是偶尔翻翻书，结果考试一出来，就他拿到了证书。他那么聪明，如果不是为了妹妹，他早就读完了研究生。
　　 可天有不测风云，妹妹走了。那个他省下钱来一心供的妹妹，那个他放弃自己前程去成全的妹妹，那么突然地就没了。那是几乎要命的打击。那时我和孩子陪着他父母，他一个人在北京。后来听朋友阿奇说，那段时间他下班后就一个人闷在家里，天黑了也不开灯，就那么闷闷地坐在黑暗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多亏了阿河和阿奇两家人的照顾与陪伴，他才慢慢从黑暗里走出来。可从那以后，他的性情变了很多，变得更沉、更硬、更让人无从靠近，动不动就用孤家寡人自称。
　　 他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只要他主意定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无论你批评还是表扬，他都不露声色，没人能看出他在想什么。同事之间给了他一个绰号，叫“滚刀肉”——切不动、煮不烂、油盐不进。
　　 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这个人。说他不好？他不是坏人，他聪明、负责、重情义、人老实，只是他的情义都给了已经不在的人，剩下的一点，也裹得太紧，紧到身边的人感受不到。说他好？可他让我和孩子受的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口的难堪，那些压在心头的沉重，也是实实在在的。
　　 总之，所有事情都是他有理，而我永远是有错的那一方。我累了。
　　 我想在阳光下轻松地生活，不想再被压着、被质疑、被冷冰冰的逻辑和道理包围。前年，我选择了离开。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女儿。我知道她会怪我，怪我为什么不等她回来，为什么不跟她商量。可我实在等不了了，我怕我再等下去，连自己都会丢了。
　　 清明节又到了。送纸钱，是去墓地，还是在路口？我还在犹豫。
　　 去墓地，我很犹豫。一是我以什么身份？毕竟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媳妇了。二是有可能会遇见他。我们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难道要安排在那里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他，更不知道该对长眠在地下的老人们说什么。说我没能守住这个家？说我做了逃兵？这些话，我对着墓碑说不出口。我更不能说分开前我俩的对话。阿东问：你先提出来，不该净身出户吗？我答：我还得生活。
　　 在路口烧纸，我又觉着不合适，万一起风，真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那些故人——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也是我孩子的爷爷奶奶、姑姑，他们生前对我一直很好。我总该去给他们磕个头、送点纸钱，表达一下他们一直活在我心里。
　　 纸钱早已买好，也许我还是会在路口烧。在十字路口，画个圈，把纸钱一沓一沓地烧给他们。我会一边烧，一边跟他们絮叨几句：放心我和孩子都很好，不用担心。同时也希望他们，在冥冥之中保佑阿东和孩子。虽然我和他分开了，但孩子爹的身份不可能改变。
　　 有些人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有些路选了，也只能往前走。
　　 只是每年清明，风起的时候，心里总会沉一沉。不为别的，只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