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村里穷，百姓生活清苦，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被庄稼遮住眼睛，能披荆斩棘，走出地垄沟，在外面谋一份工作。但他们又希望有一两个孩子能留在身边，养儿防老，他们希望自己老的时候，有人能给自己拿药端水。就这样，他们内心的矛盾与日俱增，一道一道，变成皱纹，聚集在额头和脸上。妹妹学习差些，我们兄弟三人怀揣着“将来挣钱了，要买几麻袋饼干放在家里”的信念，学习一个赛一个，都是班级的尖子，后来恢复了高考，父母知道我们离开农村几乎是板上钉钉。尤其母亲，欣喜之余，已经开始焦虑“儿行千里母担忧”了。有几次吃饭的时候，母亲也不知在哪里听来的，看看我们兄妹四人说，谁筷子拿得最靠上谁将来离家就最远。母亲说完，包括不大在意的父亲，都把眼睛看向我，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拿筷子的手指，几乎就握在筷子的顶端。当时，我竟有几分自豪，觉得迷信的说法是那么温暖可爱。在大学里，我竟然豪情万丈地写下了一句诗：“不告别，我和小村的爱情就是愚蠢的。”表达的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
　　 不料，毕业时我却阴差阳错地分回了家乡县城。从管辖体制上，县城是县政府所在地，是全体人民心目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在县城读的高中，熟悉那里的每一条街道，乃至每一根草木，早已把它当成了家。我们那儿是农业县，当年，县城连像样的楼房都屈指可数，也不过是个多了几盏路灯、多了几家店铺的“大村子”，与繁华的都市相比，老实说，我很失落，心有戚戚焉。虽然形式上离开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小村子，但本质上算是回家了，并没走出农村。即使丈量一下，县城离小村也不足五十公里。五十公里，无论如何也不能算遥远。显然，母亲的“筷子预言”不攻自破了。
　　 参加工作后，单位没食堂，住宿可蜗居在办公室的一角，吃饭就成了问题，每月78元的工资，不足以支撑我吃盒饭、下馆子，我只好东一顿西一顿凑合着。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们很快就讨论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父母年纪都大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迟早都要跟着老儿子一起过，我在家里兄弟排行最小，成了当仁不让的唯一。把家搬进县城吧，我提议。父母起初很兴奋，而后却犹豫。兴奋是听上去很美，毕竟是进城了，这在我们小村里定会引起轰动。犹豫的是，父母半辈子靠种田生活，要离开土地了，断了生活来源，等于自砸“土”饭碗。妹妹高中毕业，前些年帮着家里照看小卖部，现在等于待业在家。另外，大嫂去世后，小侄女跟父母一起生活，虽然大哥按月交生活费，但父母心里摆脱不了肩上那份无形的沉重。我的这点儿薪水，连自己都“浮”不起来，显然父母就没指望，他们总是很欣慰地说我，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了。这么低的底线，让我无地自容。他们还说，自己还能动弹，动惯了，一天不动就难受，多动动好，还能多活几年。
　　 琢磨了一番，听了同事的建议，我决定让父母到县城里经商，由原来的种田改为卖菜。我发挥了自己全部的想象力，为父母勾画了一幅致富蓝图。虽然这意味着他们身份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商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开玩笑说，父母这就算“下海”了。改革开放之初，“下海”是个热词，人见人说，不说出来都觉得烫舌头。我劝说了几次，父母终于下了决心，搬家。这时，日历已翻到1988年初秋。
　　
　　 二
　　 清贫，有个好处，搬家方便。在收拾整理家什的时候，尽管父亲一遍遍重复着“破家值万贯”，要带走的东西还是不多，即使把没烧完的煤拉上，也就勉强装满两车。父亲找来的车，是一辆破旧的烧柴油的中型货车，跑起来后面冒着黑烟，像拖着一条粗辫子。什么牌子记不清了，这种车，平时也就干点农活，农闲的时候拉拉脚（东北话：用车拉人、拉货跑运输挣钱）。村民高家的，他家老二开车，这老二是我们的小伙伴，一起长大的光腚娃娃。他说不要钱，但父母还是坚持出了点油钱，说不能让人家白跑。
　　 必须要记上一笔的是，在搬家之前，我所在的林业局下面有个车队，领导要帮忙派车，却被我坚决婉拒了。我当时虚荣心作怪，怕同事通过司机暴露我家里的情况。万一来两辆带拖车的大“解放”，都没什么可装的，多尴尬，没面子。其实，我家在村里还算富裕的，除了有三间土房，还富在“无形资产”。我家四个孩子，出了一个本科大学生，一个专科生，一个中专生。在当时，已算“奇迹”。乡亲们羡慕之余，暗中都在找门道，最后说我家房子风水好。我替房子想不通，泥辫子垒起的房子，还有些歪斜，竟然获此殊荣，以至于，听说我家要搬走，房子已被村里的首富宋家预购了。
　　 房子虽然一般，但加上前后很大的园子，还是卖了一两万块钱。父亲用这笔钱，在县农贸市场前200米左右的地方买了一幢房子。不是一幢独立的房子，是一套连体房子中间那部分。还是土房，一间半，比村里的老宅小了一倍。显然，一间住人，一张火炕，靠窗的一角放了一张双人铁床。半间是灶间，即厨房，有一个低矮的锅台。锅台连着一只煤炉，煤炉连带着土暖气。当然，灶间开了个后门，可进入一间北方常见的偏厦子，可用来堆放一些杂物。搬来的东西各就各位后，倒也不觉得拥挤。那时年轻，也不懂得乡愁，只知道为一日三餐无着落发愁。于我而言，父母来了，家就来了，每天下班就有家可归了。在下班路上，忽然觉得，自己比那颗夕阳要幸福何止百倍千倍，同样是归途，它要去向何方？我欢天喜地。妹妹也算高兴，起码未来的妹夫在县城工作，两人也算“调”到了一块儿。小侄女还不谙世事，跟着爷爷奶奶，在哪儿都一样。只有父母脸上却看不出太多的乔迁之喜。
　　 安顿好，每天我帮父母接送小侄女上学，父母和妹妹就开始试着做生意了。虽说不再有人提及“投机倒把”，但骨子里对那些买进卖出的生意人，父亲就从来没有好印象。无商不奸，村里那时来了个姓王的外省商人，变着法“伤人”，骗走了很多乡亲的血汗钱，更加深了父亲对商人的憎恶。如今，父亲却要和他们去打交道，甚至要学做那样的人了，我能想到，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每天，他披星戴月去“二道贩子”手里以批发价“上菜”，然后拿到自己承租的摊位上，以零售价卖出。过程就这么简单，推及经商，好像有很深奥的学问，但归结到数学上，再浅显不过，所谓商业，不过是赚个差价而已。
　　 刚开始，父亲怕遇见熟人，进好货就到处溜达，母亲和妹妹轮流看摊儿。我有空也过来照看下，特别是中午的时候。看见不识字的母亲账算得比妹妹还溜，我放心了。我夸赞母亲，母亲只是谦逊地笑着说：“我只会算小账。”言外之意指自己格局小。其实，这一买一卖过程中，彰显母亲的胸怀，三角两角的，她都给人家免了，说零头不要了。后来，看见父亲也是这样，老两口，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几次，对方付款时，我亲见有人翻翻口袋，说没零钱了，并用恳切的眼神看着父亲，父亲把装好菜的塑料袋递给人家说，算了，下次再来。买菜人说“谢谢”离去，再来不来，不知道了。妹妹也和父母差不多，照着爹妈的样子学。
　　
　　 三
　　 但几天下来，算了算，并不挣钱，甚至还还赔了钱，父亲自嘲“只赚了吆喝”。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安慰父亲，不要着急，还是平息不了他心中的不快。可能我太随意了，没注意语气，惹得父亲有点火气大，调门反倒提高。他话的大意是，不用我说，这些他都懂。他用力将几盅高粱酒咽进肚里，那痛苦的表情，像吞一颗中药丸似地。母亲和妹妹也劝他，不要着急，听罢，父亲眉头舒展了，大家便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找起原因来。
　　 妹妹年轻，有小卖部的锤炼，叫卖、过称，迎来送往，自如放松。又过了一段的日子，父母也渐进角色，曾经沉默寡言的父亲敢于叫卖了，声音不大，但越来越响，不放过每一个从摊位前走过的顾客。一向谦逊朴实的母亲，开始自卖自夸了，顾客听她介绍一番，很多人还是在这里停下了脚步，选购蔬菜。我暗自观察，老两口回到家里，话题多了起来，显然有些兴奋。怎么进货？进来的货，怎么争取当天卖干净？父母达成了共识，三点以后，原价卖出，甚至打折卖出。“给钱就卖。”父亲嘱咐母亲。基本原则是，当天货，当天清。每天晚饭后，父亲将包里的钱往炕上一倒，两人一五一十数起钱来，并顺便把元角分整理好，分成一沓一沓的。有时，父亲还举起包来，晃得哗啦啦响，高兴得像个孩子，说道：“看，这么多钢堆（东北话：硬币）！”有时，父亲看着母亲一人整理，笑眯眯的，坐在一旁抽烟。同时，和母亲说着见闻，发现哪些菜好卖，还赚钱，并讨论着明天的打算。我的心情也因此放松下来，看着父亲吐出的烟雾，缓缓地在棚顶飘着，很蓝，很暖。
　　 趁热打铁，一个周六，天高云淡，同在县城工作的二哥和我，一起约了在别的镇上上班的大哥，回到村里。把自留地里的玉米收了回来。为这事，父母一直放心不下，就像对待一个好久没回家的孩子，他们想起来就念叨。运回来的玉米棒子，当晚就堆在院子里，金光灿烂，像一堆黄金。父亲很早就把铁大门上了锁。他和母亲，在玉米堆前走了几趟，看了又看。
　　 这回他们心定了，我也心定了，那一晚，一家人都睡得很香。
　　
　　 四
　　 生意越做，底气越足。第二年夏天，妹妹出嫁时，父母像变戏法似的拿出钱，陪送了妹妹一台20英寸的彩电，让大家刮目相看。的确，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好，也越来越会做，三千块钱，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天文数字。
　　 抓住北方冬季青菜不足且价格昂贵的特点，入冬前，父亲买进了几麻袋青椒，然后将青椒掰成入口大小的块状，用塑料袋，分成小包装，放在偏厦子里冻起来。然后，春节前拿到市场出售。这是生活经验，速冻的青椒用水焯后炒菜，味道不输给新鲜的青椒，又能卖个好价钱。还有，父母观察到，市场上卖豆芽的偏少，自己便动起手来生豆芽，黄豆芽和绿豆芽，一胖一瘦。母亲以前用盆生过，但用大缸生豆芽还是第一次，试过几次，终于成功了。这豆芽，同样抢手，常常天还没黑，上百斤豆芽就卖光了。一斤豆子大约生出八斤豆芽，豆芽的价钱比豆子便宜些，但也轻松获利。
　　 不忍心，在1990年初秋，我还是兜头给父母浇了一盆冷水，费尽周折，为了前途，我调到佳市工作了。以前，我只断断续续和父母说过，当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没有表现得特别震惊。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我看到，他们流露出一种莫名的怅然。又是秋天，多事之秋，秋天为什么这么多事？1994年初秋，为了生活，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上海。这次，不管有意无意，做得更加过分，跟父母没商量过，典型的“先斩后奏”。次年元旦，回佳市办调动手续，我先回到县城家里。本以为父亲会大发脾气，结果出乎意料，父母异常平静，只是问这问那，担心我们初到南方，人生地不熟，吃不惯，住不惯。我安抚着两位老人放心，却把那句“对不起”咬在齿间，直到走也没说出来。其间，听母亲讲，这些年，卖菜生意还不错，欠人的饥荒（东北话：债务）也还得差不多了。只是他们年纪大了，冬天太冷，有时出不了摊。说完这些，母亲显得有点儿忧心忡忡。第二天下午，我就返回了。父亲送我到路口，看着我走远。我说，回去吧。他说，路上小心。父子的对话永远那么简单。殊不知，那是我见父亲最后一面。
　　 前两天吃晚饭，妻儿几乎同时注意到，我握筷子的手，几乎就握在筷子的上端。她们都说，以前没太注意，现在才发现，并说我这样夹菜不方便。我说，难改，习惯了。这时，我想起母亲从前说过的话，忽然意识到，母亲的“筷子预言”竟然牢不可破。母亲还健在，去看望母亲，要往返5000多公里。父亲逝世近三十年了，我相信他住进了天堂，只是，我离他更远……
　　 不堪回首，想当年，我苦口婆心劝说父母，放弃生活了半辈子的乡村，搬进小城。而我却一次次远走他乡，最终离开小城，去闯荡自己的人生。如今，年纪大了，小城也变得很美，我尽量每年回一次小城，探亲、访友、走走看看，但老是觉得，没有一次回到了小城。
　　 不管生活如何变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描画着自己的生活的风景线。站在漫长的风景线上，难说有太多的精彩，但却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走。
　　 我庆幸的是，父母通过我们，借助时代，走进城里。他们从未觉得自己是这座城里最不入群的一群，自豪感从未打折，总说沾了儿女的光，还能够当几天城里人。
　　 不论在哪里，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努力奋斗，这是父母的人生信条，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