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时的日子虽然很苦，但也有其中的乐趣。在玉米地里烧玉米吃，总是难以忘记，因为童年最是无忧无虑。玉米虽寻常，但收割玉米前半个月，烧玉米吃的光景，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的农村儿童，不知道玉米还能烧着吃。社会发展进步，如今的孩子们，再也尝不到饥饿的滋味。
　　 别看烧玉米吃，这里面也有学问。当初生活困难，肚子常常唱空城计，别说乳臭未干的孩子，成人偶尔也会“下海学艺”——因为当初非要等到玉米秸枯黄，把玉米晒干扬净、交完公粮，才能分粮。
　　 看着那金黄的玉米，肚子饥肠辘辘，怎能不垂涎欲滴？只是烧玉米颇有讲究，再者不能被管治安的抓到：挨揍是小，父母受牵连游街可真丢人现眼——胸前挂两个玉米，破锣在手，边敲边走，那情形别提有多晦气。可我们这些孩子有草筐当掩护，并有长期“作业”的经验。
　　 烧玉米时，一要晴空万里，烟一升空，马上被风吹散，就是神仙也看不出痕迹。假如阴天无风，“作业”就得延期。那火一烧，烟如黑柱般上窜，三五里外也准能抓个正着，定叫你入地无门。二要选低洼地里，地势越低，烟气越不旺，自然悄无声息。三要选离家远的地块，最好是两个生产队的相邻处，一旦风吹草动，定能溜之大吉。
　　 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怎么经得起嫩玉米的诱惑？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没少干这事儿。找个低洼地的玉米垄沟，选好风向和天气，挖个四十公分长的小土壕，宽十五公分，备好干柴，把玉米码在壕上——可不能剥皮，两头烧火，只需一袋烟的工夫，去皮啃吃便是。那香、那嫩，而且一点也不腻。如果玉米有些老，也不要紧，换个烧法，照样吃得惬意。挖壕同上，只把土块垒起来，大火烧至滚烫，把玉米扔进去，再用脚把土块踩踏、培实。此时你便去远处割草，眼睛瞅着这里，二十分钟后，玉米准能熟透至极。再老些的玉米，还有一种吃法：留皮架起，烧至黑焦，又脆又香，解馋又充饥。只有一样不好，往往会留下“作案”的印记：嘴巴像黑老鸦头，又似涂黑的脸谱，少不了一番收拾整理。出了“作案”现场，还不免你问我、我问你，相互看看脸上有没有黑灰，瞧瞧嘴边怎么还有黑印。现在想来虽有趣，可也是饥荒逼的。肚子只有一个，假如肚子不饿，谁还愿意搞这玩意？
　　 分田到户，实行个体经济后，谁也犯不上丢人去偷私人的玉米。自己想吃，便大大方方到自家地里挑拣，回家品尝便是。
　　 二
　　 1964年春，李士森邀请父亲去汶口镇医院工作。他是我大伯家三堂兄的妻舅，曾经是八路军的排长，解放后被安排在汶口镇医院任支部书记。为创建针灸专科室，人选非父亲莫属——父亲群众基础好，且医术精深。他代表医院出面邀请，问父亲是否同意。父亲提出妻儿应当同去，两地分居总不太方便，因为孩子们都还小。李书记原则上同意，但母亲和两个妹妹，要先在乡村诊所待一段时期。因为当时镇医院简陋破旧，就连现在的小卫生所也比它像样。父亲的科室只有一间房，却被他收拾得整洁干净。病人络绎不绝，父亲每天忙到很晚才下班，还要给我和小妹做饭、洗衣。
　　 大汶口小学成了我的第二母校，我插班就读五年级，小妹则寄放在一位医生家属——专门帮忙带孩子的阿姨家里。每当我放学回家，小妹便粘着我，形影不离。周末，父亲就去乡下诊所看望母亲和两个妹妹，从乡下带回些番茄、瓜果，还有当日的新闻。
　　 半年多光景，母亲调回汶口镇医院，全家终于聚在了一起。母亲在消毒室工作，洗衣做饭的事有人分担，父亲便轻松了很多，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生活虽紧张忙碌，却也和睦安逸。父母工资加起来不到六十元，但日子也算能过得去。
　　 记得门前有棵香椿树，母亲还养了几只下蛋鸡，在宿舍院里垒了个鸡窝。春天，餐桌上隔三差五便飘着鸡蛋炒香椿芽的香气。
　　 三
　　 别的事情能忘记，可发生在红星村的爆炸案，我至今记忆犹新。
　　 中午刚过，父亲正在宿舍休息，医院派人来通知，让他马上到院集合，说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我从小好奇心强，像跟屁虫般跟着父亲走进医院。只见院子里站满了整装待发的医生，个个表情严肃庄重，旁边还有救护车、氧气瓶。院长站在前面讲话：“红星村发生爆炸事故，需要大家火速前去。牢记救死扶伤的精神，必须尽心尽力，努力抢救每一条性命，哪怕有一点点希望，都要全力救治。”
　　 随后，他自己也投入到了抢救伤员的忙碌之中。
　　 红星村离汶口镇，相距不过二里地。父亲出发不久，伤者便相继被送至医院，那情景惨不忍睹，满院子都是血腥之气。有的断臂炸飞，有的腿折昏迷，有的面如黄纸、血流不止。疼得哭天喊地的还算轻伤，有的为了止血，在现场就扎紧脚腕送来治疗，可即便经过预防感染的包扎，血仍止不住。伤者中十几岁的小孩居多，有个小孩儿的小手被炸掉，举着另一只手痛哭不已。
　　 我亲眼目睹父母奋力抢救每一位伤员，在我内心，对医生这一职业充满了崇拜和敬意。
　　 事故现场，受伤的成年人只有两个：一位老太婆，一位中年男子。
　　 老太婆六十来岁，因腹部疼痛被送来就诊。可医生检查后连连诧异：弹片怎么就没钻进她的皮肉？查明真相后才知道，原来是一把割草刀救了她的性命——那刀子已被砸成九十度直角，老太婆犹如受了一记重击，在场之人无不唏嘘，连称神奇。老太太真是福大命大，一把镰刀让她逃过一劫。
　　 那名壮年男子，却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他是个挑担货郎，卖些针头线脑，哄着嘴馋的小孩子们，收些破铜烂铁，换给他们糖果或画册，挣点小钱养家糊口。事发时正是中午时分，学生放学准备回家吃饭，他却在村庄空地上摇起了货郎鼓。学生们纷纷驻足围看，十分好奇。
　　 一个孩子从家中拿出一枚锈迹斑斑的迫击炮弹，说是在河里捡的，想来该是战争遗物——汶河一带过去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孩子只求换些糖果画册，觉得这东西放在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货郎接过来左瞧右看，见弹头是铜皮，心想这东西能卖大钱，可里面的炸药纯属无用。他翻过来掉过去，摸出小锤子，把炮弹抱在怀里，对着底部“叮当”敲击了几下。
　　 孩子们嫌站着看不过瘾，便蹲下身子聚精会神地围着，把货郎严严实实围在了中间。
　　 只听一声巨响，大祸降临。瞬间一片死寂，过后便是哭声、呻吟声此起彼伏。死的惨不忍睹，活的哀声凄凄。有的身子还在，头却飞出了几十米远；有的肚子开裂，肠子流了一地；衣服挂在了树梢，书包飞到了池塘里。有的家长刚把孩子领走，侥幸躲过一劫；有的吃完饭又回到这里，不幸遭遇横祸。福大的躲过了灾难，命薄的只能自认倒霉。
　　 货郎全身只有几块弹片钻进肚里，留下枣子般大小的洞眼，硬是没流一滴血，面色却惨白如纸，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他的货郎担也全被炸飞了。
　　 医生只能先抢救孩子，该转送的转送，该处理的处理。最后只剩下昏迷不醒的货郎，被用担架抬走，准备调查取证。可后来听说，他死在了泰安医院里。
　　 此事过后，这便成了教育孩子的活教材：子弹、炸药不能乱摸、乱弄，一定要牢记在心。那东西可不能轻易拿回家里，更不能因为嘴馋拿去换糖吃，害人害己。不管你多厉害、多调皮，一旦惹出乱子，都吃不了兜着走。
　　 四
　　 六年级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升入了初中。那时汶口农中在汶口镇西边的砖瓦场里，是借用的房子，院子很大，还有可耕种的土地，种着玉米、麦子、蔬菜、花卉等，一片葱绿，十分好看。老师都是从村里抽调的，教学实力都很强。
　　 三年中学时光，我茅塞顿开，成绩优异。同学中最要好的有三个，名字分别是：艾广泉、孙晓东、田鑫明。我们四人四种性格、四种脾气。
　　 田鑫明个头小，性情温顺，他父亲是学校领导，可从不见他借此逞强、乱发脾气。孙晓东瘦得像麻杆，性情却倔强得胜过钢铁，事事总要他说了算，不然便拂袖而去。他父亲是地质队职工，整年在外地野外工作，半年或三个月才回家一次。艾广泉中等个头，敦实有力，皮肤呈古铜色，一身江湖侠气，虽常常指使别人，却总能化险为夷。他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住在本街，也算是镇上的老户。
　　 我在他们之中属中间派，常和稀泥。我有个当医生的父亲，说话还算管用，偶有摩擦，三来二去总能平息干戈，消除争议。我们四人里，我和广泉最要好，我俩格外亲近，这是有原因的。
　　 当年，祖父曾不让父亲读书，中断了他的学习费用。父亲无奈，只能勤工俭学，在大汶口车站饿着肚子扛大包，挣钱凑学费。因太过疲劳，又加上生病发烧，他昏倒在了铁路边。捡煤核的艾广泉奶奶发现后，把他背回了家。在艾奶奶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很快就康复了。从那以后，父亲为了感恩，认艾奶奶为干娘，两家从此成了亲戚，一直走动着，直到艾奶奶离世，仍和艾广泉的父亲来往不断。
　　 父亲常说：“艾奶奶一家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晚辈也要继续走动下去。”每逢年节，父亲都会去探望。有了这层关系，我在汶口镇读书的那几年，常去他家，广泉哥嫂待我如同亲弟弟一般，在他家吃饭是常事，偶尔也和艾广泉一起玩耍、调皮。
　　 我们四人很团结，放学后经常一起玩耍，上学同路，下课结伴回家。假如有一位遭人欺负，另外三人就会一起上前，吓得对方溜之大吉。有时我们去铁路边看火车，有时去河里游泳。老师也曾批评我们不要拉帮结派，要团结所有同学、共同学习。反正我们觉得在一起十分惬意，劳动时不服输，学习成绩也总排在前头，后来老师便不再多说什么。如今想来，真有点想念他们。
　　 那时父亲工资少，家中没有田地，人情往来、日常开销都要花钱。母亲在城市长大，花钱大手大脚，从不算计。父亲总从每月的薪水里挤出点钱存起来，以备急用。为了节约开支，父母总谈不拢，不是面红耳赤地争执，就是彼此怄气。
　　 父亲说：“效东长大后，要盖房子、娶媳妇，花钱的地方还在后头，不能花钱不留余地。”
　　 母亲说：“孩子正当长身体，营养要全面，还要填饱肚皮。只要身体好，不愁以后的生计。”
　　 谁是谁非，无从定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可我比较赞成父亲。三年里，父母硬是从工资里像挤牙膏般积攒了三百元人民币，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后来进入动荡年代，父亲的历史旧事再次被提起，我们全家又回到了乡村。一家六口不知住在哪里，父亲四处打听，得知大寺村六队有三间土坯瓦房，东边还有三间土坯草房，可当厨房用。房主人一家都已离世，这几间破屋由其弟弟继承。父亲与房主商量后，对方以九百元的价格卖给我们，需先交三百五十元押金才能入住。多亏当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三百元派上了用场，外公外婆得知我们的困难后，又寄来八十元，让我们度过了燃眉之急。这是后话。
　　 从那以后，节俭的习惯便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刻苦自律的父亲，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让我永远感恩、敬佩父亲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