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雨斜斜飘着，打湿肩头，我站在黄金坡父亲的墓碑前，半天没挪步。这片山坳是古夜郎故地，老辈人围着火塘歇脚，总爱唠几句夜郎竹王的旧事。春风裹着新翻泥土的腥气，慢悠悠往鼻子里钻，这座形似元宝的缓坡，是父亲守了大半辈子的“黄金田”，他常拍着田埂念叨，这土肥得冒油，攥一把能滴出浆来，是咱镇宁实打实的宝地。
　　 墓碑上“平凡父母德范永存”几个字，被青苔浸得发暗，指尖抚上去凉丝丝的。碑角那道浅凹痕，是多年前他握着我的手刻下的，按镇宁汉族老礼，给先人立碑，晚辈亲手描刻字迹，才算尽了后辈心意。雨水顺着刻痕慢慢淌，一滴追着一滴，倒像是他隔着岁月，又在慢悠悠写家书，一笔一划都沉得很。
　　 隔着不远的号子坡，母亲的坟茔隐在雾霭里，坡上长着几丛本地水竹，老辈人都叫它夜郎竹，风一吹便沙沙轻响。两座坡离得极近，抬头就能望见，却再也凑不到一处，就这么隔着风雨，守着同一片山野，两两相望了许多年。
　　 父亲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黄土，那是他这辈子抠都抠不掉的底色。1962年闹饥荒，夜里饿得人前胸贴后背，他摸黑溜出去割野草，煮成稀溜溜的糊糊端到我跟前，自己却往灶膛边一蹲，摆着手憨笑：“我不饿，你长身子，多吃点。”那草糊糊涩得嗓子眼发疼，可盯着他掌心厚厚的老茧，愣是嚼出了一丝化不开的甜意。
　　 包产到户那年，月亮挂上树梢，他还在田埂上打转，攥着竹篾尺量地，来来回回测了七八遍，脚步踩得泥土沙沙作响。哪里是量地，分明是掂量一家人的吃喝活路。后来他精心侍弄的稻谷，颗颗饱实压手，晒在太阳底下金灿灿晃眼，全村老小都夸咱家长得最好。
　　 母亲是裹过小脚的镇宁汉族妇人，走路挪着小碎步，却一辈子手脚不闲。本地年节自有规矩，腊月舂米备年、清明挂青祭祖，她从来不含糊，平日里灶房活计，更是桩桩件件落得扎实。天刚蒙蒙亮，四点钟的灶台就冒起炊烟，她守着铁锅熬锅巴粥，粳米煮到七分熟，用竹筛沥出米汤，半熟的饭粒平铺锅底，松枝小火慢慢烘。柴火噼啪轻响，她坐在灶边絮叨：“锅巴要烘得金黄焦脆才不苦，日子也是这个理，慢慢熬，熬着熬着就甜了。”
　　 等焦香味飘满屋子，她轻轻铲起整块锅巴，掰碎了泡进米汤里，粥汤泛着琥珀色，咕嘟咕嘟冒小泡，像把黄金坡的阳光，都熬进了这一碗里。
　　 1976年我在公社念完初中，1978年夏天，16岁的我考上镇宁一中，成了十里八乡头一份的“进城读书娃”。那时候住校，每个周末都要走二十里山路回家，不管多晚，火塘边总温着一锅锅巴粥。母亲坐着等我，父亲就蹲在门槛上，捡张旧报纸在背面帮我演算数学题，铅笔头磨得短短的，写得一丝不苟。
　　 1980年秋天，赶上师范免费政策，我考入镇宁民族师范，还拿了全县公社第一名，成了老王家“奇”字堂头一个端上“铁饭碗”的人。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按镇宁汉族的习俗，家里总要热闹一番，父亲杀了养了三年的老母鸡，蒸了一笼糯米粑，先在堂屋香案前敬过天地祖宗，才摆上桌。鸡汤香混着糯米甜香，飘得满院子绕，邻里乡亲都踏进门来道喜。他攥着那张红底烫金的纸，袖口蹭了一遍又一遍，笑得合不拢嘴：“咱这地界十好几年才出一个师范生，比老支书当年考中专还难，咱娃争气！”母亲把通知书轻轻贴在胸口，千层底鞋跟在泥地上碾出小坑，柔声念叨：“师范生每月有22斤粮票，够换三斗白米，去镇上念书，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那一夜她没合眼，坐在油灯下赶制布鞋，鞋跟绣了稻穗，还添了几笔简单的水竹纹，这是咱镇宁满山都有的竹样，乡里人都说竹寓意节节高，护着孩子赶路平顺。布是父亲旧蓝布衫的碎料，她说绣上这两样，走到哪都能扎下根，不忘本乡本土。
　　 开学那天，我背着母亲缝的布包，揣着父亲手抄的《劝学篇》，坐上前往学校的班车。校园青瓦隐在云霭间，食堂饭香混着书本油墨味，是另一种日子的温软气息。师范两年，我每月写三封信回家，说珠算课的进度，说读了《背影》，说给小学生讲黄金坡的故事。父亲的回信很短，翻来覆去就一句：“坡上稻子抽穗了，教书娃要像稻穗，弯腰低头才长真学问，别飘着。”
　　 1982年秋天，我毕业分配到五十里外的镇宁六马中学，那片山坳仍在夜郎故地境内，石多土薄，地偏路远。父亲执意送我，挑着行李走在蜿蜒山道上，扁担压得竹节咯吱作响。路过黄金坡梯田时，他顿住脚步，抬手抹了把额头的汗，指着沉甸甸的稻穗叮嘱：“六马石旮旯多，土薄难种，教书要像这稻穗，弯下腰、沉下心，才能站稳脚跟，别给咱镇宁人丢脸。”他满是老茧的手掌抚过稻穗，谷粒簌簌落在开裂的指甲缝里，沾了一身细碎黄土沫。
　　 站在石墙教室的黑板前，我拿起粉笔写下第一个“人”字，瞬间就想起1980年，父亲握着我的手刻字的模样。周末翻山家访，我总带着母亲纳的鞋底，分给那些打赤脚的孩子。他们接过鞋底时，眼睛亮闪闪的，像极了稻田里跳动的阳光。
　　 1984年国庆前夕，我的文章《黄金坡上的烛光》登了《贵阳晚报》，父亲捧着报纸，坐在火塘边红了眼眶，声音微微哽咽：“这比我种出头茬金贵稻子，还金贵啊。”
　　 1987年深冬，我27岁，因为夫妻分居，调去湖南湘乡市委宣传部。母亲翻出父亲生前的旧蓝布衫，连夜给我缝了件新棉袄。启程前一晚，我摸着棉袄上的针脚，密密麻麻的，像是把父母的温度，都缝进了布里。父亲留下的《康熙字典》里，夹着一张小纸条，字迹是他的，写着：“湘乡冷，记得穿这件衣裳。”
　　 1999年深秋，我带着那本手抄的《劝学篇》，还有母亲缝的蓝布书袋，去往鲁迅文学院求学。在研讨班，我结识了石舒清、温亚军等人，石舒清吟诵的回族民谣，温亚军讲述的高原军旅故事，虽与我的黄金坡相隔千里，可那份扎在土里的乡愁，却是相通的。我们凑在一处聊乡土，温亚军笑着说：“咱们的乡愁，都是土地磨出来的茧，扯不掉。”
　　 鲁院组织采风，雷抒雁、阎连科、韩小惠等几位老师随行指导。阎连科蹲在屋檐下，用树枝慢慢划拉小说结构，见我捧着《日光流年》看得入神，便提笔在我笔记本扉页题字：“文字是土地的根，扎得深，才长得旺。”雷抒雁摩挲着我随身带的蓝布帕，指尖抚过细密针脚，缓缓写下：“文学不是天上的月，是土里的根。”篝火晚会上，韩小惠用炭笔在青砖上疾书，火星溅落她的休闲装，字迹映着火光泛着暖光：“寻根者，心向远方。”
　　 后来这些年，我陆续出版《黄金坡笔记》《我痴恋故乡芬芳的土地》《月是故乡明》等作品集，字里行间全是黄土泥巴的味道。书里藏着学生的作文、父亲的耕作日记，还有母亲补过的补丁、纳过的鞋底。每次翻开，眼前就浮现父亲月下割稻的剪影，耳边响起麻绳穿布帛的声响，真切得如同昨日。
　　 如今再站在黄金坡顶，山风吹起我的蓝布衫，恍惚间看见1978年背着书包赶山路的少年，也看见1982年站在黑板前的自己。梯田里的稻穗又熟了，沉甸甸垂着，朝着养育它们的黄土，深深低头。
　　 墓碑上的云母石，在雨雾里闪着细碎的光，像父亲蓝布衫上的补丁，像母亲纳鞋底的麻绳，牢牢定格在时光里，半点不曾褪色。
　　 2023年清明节写，2026年清明节节前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