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一直珍藏着一个5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这是爸妈的订婚照，1956年的爸爸25年英俊潇洒，两眼炯炯有神，一脸微笑，身着草绿色的军装，领徽和肩章说明他是排职干部；20岁的妈妈正值芳华，长发披肩，美丽动人，她的笑是含蓄的充满期待的，浅色的碎花袄子上别着一个校徽引人注目，那校徽告诉你，她是都江堰水利中专的学生。照片两人位置如同两个人的关系，妈妈在上爸爸在下，左上角写着“花好月圆”四个娟秀的字。
　　 1950年秋，爸爸正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作为热血青年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他所在的部队是秦基伟任军长的15军，是上甘岭抗击美军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英雄部队。他说他任文书的连队大多数的战士和部分干部都战死沙场了，他的任务就是给这些烈士的家里和县里写信，告诉他们：你的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让县里给家属烈士待遇。有的新补充的战士还来不及登记姓名就牺牲了，那样家里就得不到自家孩子生或死的信息……爸爸说：活着就是上天对你最好的恩赐！
　　 爸爸所在的部队1955年返回国内的，部队驻防湖北省孝感市，当时他是15军文化学校的文化教员（或者教官）。部队从国外回来，第一大事就是回家探亲。
　　 1956年部队批准他回家探亲。爸爸的老家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仁寿县曹家乡，这是一个拥有清乾隆元年建筑“奎星阁”的仁寿是有尊师重教历史的地方，他回家后拜望他在县里读书的老师，老师高兴地问他成家了吗？他说没有，老师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这个女孩的家在与你家相隔不远的松峰乡，她比你小5岁，美丽大方，天资聪慧，家教良好，现在是都江堰水利中专的在校学生，但是她家成分不太好，是小资本家，旧社会时家里开油坊、酒坊。她伯父是旧文人在旧社会做过军阀刘湘的幕僚。50年代是唯成分论时代，将影响爸爸的升迁。年轻的爸爸没多想（因为这个成分问题，他一直都没入党），爽快地答应见见面。一见面，便一见钟情！不知道50年代那时成家有没有彩礼或者嫁妆，现在我们就传承了这张“花好月圆”的订婚照。1957年妈妈中专毕业后便到孝感随军了。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时代，也这是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的甜蜜时刻。这是一个女孩，因生在湖北所以取名“湖”。
　　 1958年仲夏，中央决定军队设立文化学校原地撤销，整建制到东北建设北大荒。刚刚建立的温馨的小家，瞬间飘摇起来，大女儿湖因病得不到及时的就治，死在了去东北的路上。具体在哪死的？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不去最近的城市就治呢？他们没说过，他们闭口不提她！1958年冬天，带着失去第一个孩子的痛，他们来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这里是佳木斯汤原农场。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住地窨子，作为南方人他们不适应这里的天气、没干过农活的人拿不动农具，也不会用，甚至不会吃小米饭，说糊嘴。更没见过东北的粘豆包。爸爸说开春了，因没有农具，他们用木棍蹴个坑，放进种子，再用脚把土埋上。他们见到被下放到这里的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作家丁玲，看过的她大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创作奖。
　　 转眼到1959年，他们的第一儿子出生了，因出生在黑龙江所以取名“江”。儿子的到来给她们带来了好运，中央决定他们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属于干部身份的要转业，重新分配工作。那时分配工作是不能挑的，也不能走后门，全国分配。无论他们多么期盼回到家乡四川，一纸调令把他们分配到吉林省梨树县县城，当时的县城在铁路边上的郭家店镇。虽然这里也是东北，但是距离佳木斯700多公里，天气要好一些。
　　 爸爸因为是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学校当老师，因为一口四川方言被听不懂说啥的学生赶出教室，县里重新分配工作到商业局做办事员。妈妈就惨了，因为一个女性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叫“伟忠”，所以被分配到大顶山铜矿，离县城10多公里。后来费了好大周折才转到县城的工厂。他们在郭家店最先住的两间土房是他们自己建的，还是政府分配的，这个忘记了。我和我姐姐就在这个土房出生的。我姐姐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一年的1961年出生的，取名“娟”，大学汉语言专业的爸爸或许希望他的女儿秀丽、美好，如唐诗“娟娟明月”。这时故乡四川老家出事了，奶奶没有挺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据说奶奶吃树皮或者吃土，拉不出来憋死了！爷爷在解放前就死了，据说有人逼债，或许是厌世，总之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用钉棺材的八寸大钉子钉进自己的脑壳里，自杀了。那时爸爸15、6岁吧。家里剩下奶奶和姑姑两位亲人。爸爸三千里奔丧，草草掩埋了奶奶，把大概17、8岁的姑姑领来了。同时也把外公也接来了，他们在家没得粮食吃，到东北好赖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饿死。妈妈的性格是不会装的，对姑姑的到来是不掩饰的，不喜欢不高兴一定会溢于言表的。虽然姑姑帮着带孩子，帮着照顾家。
　　 我是1963年出生的，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因为出生在吉林省所以取名“林”。我记事时外公还在我们家，他带着我去菜园子摘成熟的白瓜，用柳条编的筐担着到菜市场上去贩卖，外公会做豆腐，还用豆腐做臭豆腐，他做的臭豆腐与众不同，因为他放了辣子，辣的臭豆腐。姑姑不在我家了，她下乡了，也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当农民。姑姑是不是一时赌气才走的呢？不知道，但是后来她为返城奔波了几十年。也没有成功！
　　 70年左右据说四川的光景好了一些，外公就和爸爸妈妈商量回老家的事情，虽然他们很小声的议论，但是我听的真真的。外公说四川的教育远远好于东北，希望带两个孩子回去读书，将来你们有机会再调回去。我当然渴望有这个机会！外公离开东北这个土房的日子终于来了。火车站里卧着一个绿色的长龙，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观察火车，充满好奇，没还来及和外公道别，火车就启动了，咣咣铛铛，绿皮火车走远了，载着我喜欢的外公，那个有文化，很深沉，有事故的老头以及姐姐、弟弟走了。站台上留下一个掉落的苹果，我拾起来紧紧地握住它。据说四川不产苹果，带到那里吃个新鲜。外公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老家，他把户口和粮本留在了东北，每年爸爸到要找人换领全国粮票，给外公邮去，让他在老家也能买到粮食，哪个年代买粮是头等大事。艰苦的岁月，最难除了吃不饱饭，还有病买不到药。
　　 我身下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叫“雪原”，他得了大叶性肺炎，镇医院没有青霉素链霉素，他才2、3岁呀，刚牙牙学语。爸爸抱着他尸体走向野地，我紧跟着，看着雪原被泼上汽油点燃焚烧。最小的妹妹叫“红”，正如她的名字长的好看，声音也好听，她比雪原大2岁，雪原走的第二年她也得大叶性肺炎，这回到四平妇婴医院就医了，依然买不到青霉素链霉素，等托人买到药了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坐火车到四平医院看她，听见她说“妈妈，我不想死，我想活！”爸爸妈妈也是有吵架的，但是严重吵的不可开交，我没有亲眼所见，多数的时候妈妈眼睛一立起来，爸爸就不吱声了，我感觉爸爸多少有点“妻管严”，这好像也成了我们家的传统。有一个了解妈妈的人和我说，你妈妈有一次和你爸爸吵架，一时想不开想到火车道卧轨自杀，怀里抱着你，我们拦下来了。如果这个事故是真的，拦下的人一次救了娘俩。既然是怀里抱着我，那说明我还小，所以一点记忆都没有。
　　 记得妈妈对爸爸最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爸爸在厂子里跑供销，没挣来多少钱，反到欠厂子里上千元。那时的仟元，至少抵现在的10万。那时搞清欠运动，推到土房在原地翻建2、3年的两间砖瓦房归了厂子。家里值点钱的东西也拿去抵账了。熬到改革开放了，两间砖瓦房又花几百块钱买回来了。我想妈妈有时最是厌恶爸爸喝大酒的。
　　 爸爸是除了早晨以外，中午和晚上有酒就喝，一喝必醉。我亲眼他看见喝醉了酒，躺着马路边上睡着了，正如他喜欢的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我急忙找人把他抬回家，我觉得十分丢脸，这使我至今都厌恶喝大酒的人。在爸爸没得病之前，我不记得他晚上不喝酒，哪怕没有菜，切根葱放点酱油伴两个辣椒也要喝，不喝正好，一喝就醉。醉了倒头就睡，一口饭不吃。爸爸不管不顾的喝法，自找的病魔总有发作的一天。
　　 那年是1986年的夏天，家里的境况刚刚和缓一些，哥哥成家另过了，姐姐出嫁了，我刚结婚半年左右，在县里工作。爸爸在厂里上班时突然发病了，被紧急送往医院，镇医院治不了，又送到长春诊断为肠梗阻，大医院进不去，就在宽城区医院住院了，手术后切片化验结果是淋巴癌，这是晴天霹雳，那时的爸爸才55岁。没黑天白天，没有替换，妈妈一个照顾爸爸，身体劳累不说还要到厂子找领导低三下四的借钱。几个月下来，人瘦了好多，白头发也长出来好多好多。出院了，爸爸半身不遂了，都说癌症没治，只能在家等死。厂里的一位老同志来看他，你也不到北京看看去，就心甘情愿等死了！一句话好像指路的明灯，隐隐约约看到一丝光亮。于是请示厂领导同意去北京看看，厂子考虑到爸爸是志愿军老干部就同意了这个烧钱的请求。
　　 那是1987年的春天，爸爸妈妈和姐夫及我坐火车去北京，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北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挂门诊可真难，第二天早晨的门诊，头一天晚上就得去排队，我和姐夫晚上19点左右排队排了2-3号，穿着棉大衣，我们两个换班一夜没睡终于在第二天8点挂上了专家号。爸爸的运气好，遇到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四川老乡专家同意留下住院，但需要等着空出床位，等多长时间不确定。于是商量在医院附近租房等待，租一个小砖房就几百元，据说肿瘤医院7号楼住的700多病号都是淋巴癌，最小年龄才7、8岁。爸妈觉得这么小都在这里治疗，看来有希望呀。
　　 1988年和1989年爸爸再来北京放疗化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不收治了，有人帮忙联系北京附近能进行放疗化疗乡镇卫生院，还是一样的用药，就是小医院，费用还低一些。在北京治疗的时间是短暂的，在家里吃药、护理等都由妈妈一个人承担，所以厂子照顾把妈妈调到厂子直接办理退休，专职照顾爸爸。
　　 1990年初春妈妈照例陪同爸爸到北京治疗。三个月后就回来了，明显感觉爸爸的身体大不如前。到了季夏的一个星期天我放假在家，突然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就决定回25公里以外的家里看看。我走下客车走到镇医院通往我家的路上就看到半身不遂走路一瘸一拐的爸爸，他看见我没有说话，倔强地径直走向便利店。这竟然是我与爸爸的最后一面，相视无言。一周以后，我在单位接到电话便紧急赶到镇医院，这时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我和妈妈说“还有什么办法呀，必须救呀”，妈妈不吭声，我看到爸爸眼泪流了出来，大概又过一个时辰家里人都齐了，爸爸走了，享年59岁。没有了照顾爸爸重任的妈妈轻松了吗？解脱了吗？我不得而知。
　　 但是妈妈想家倒是真的，爸爸走后不长时间就回四川老家了。她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遇到了侯伯伯，大概他们在一起2-3年时候我去看望她。妈妈的精神状态各个方面好多了，侯伯伯是解放老干部，为人谦和，退休工资高，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妈妈打理，养女也很懂事，我为妈妈在晚年找到如此称心的伴侣而高兴。10年后的一天侯伯伯突然走了，消息传来令人震惊，因为我感觉侯伯伯身体非常好，我劝妈妈回东北吧，她说再等一等。再过2-3年我去西昌看妈妈，妈妈老了，真的老了，没有原来的精神头。妈妈回到东北也就2年左右就生病了，诊断为卵巢癌，肚子肿胀腹水，大夫说有钱人放疗化疗活三年，没钱人一年花几仟钱抽抽腹水也活三年。17年后的四平医院里也设立了肿瘤科，用药配方与北京一样，价格也优惠，妈妈做了放疗化疗，头发掉光了，眼睛也渐渐失去往日的光泽。
　　 三年的抗癌转眼即逝，9月末的一天，我去妹妹家看妈妈，她躺在床上起不来，但是非要指导我做烧白肉，怎么切肉，怎么摆盘，放哪些调料，蒸多长时间。做好后，她已经尝不了啦，这是我与妈妈生前的最后一面。有一件事想来很特别，至今没有搞懂，妈妈从来没有给爸爸上过坟，也没有去哪个墓地看过，但是她知道他埋在那里。
　　 2010年10月初那个风雨交加老天都难过的日子，妈妈和爸爸合葬了。就在郭家店二树林，周围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也葬在这里，这里离土房很近，离他们工作过的工厂也很近，却离他们的故乡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