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中专毕业，那时自己很像一株无根的浮萍到处漂荡。有时候，仰头望天，天空上的白云飘啊飘，随着风游动，影子毫无踪影可寻，这大概就是我彼时的生活。
　　 无所事事，便居家待了一段时间。十八岁的年龄，心智尚未成熟，但骨子里的叛逆思想四处作怪。几天后，就跟父母吵了一架，吵得天翻地覆，誓言永不再见。泪水洒落盛夏的地面，转眼被高温蒸融。杜鹃鸟的叫声，唱响在青山绿水间，却没有唤醒我的一丝快乐。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本想着去温州寻找姐姐，却踏上前往浙江东阳的客车。二哥在那，东阳是他的半个家，他在那生活了五年。
　　 二哥提供住宿，避免了我流落街头，与乞丐为伍。多少异乡的游子，怀揣梦想，赶到造梦之城，却变成一场梦。我一无技术，二无人脉，三无体力，这样的人似乎也如书生百无一用。虽然中专毕业，但水产专业与就业格格不入，像是轨道上行驶的两辆列车，相向而行，却永无相交。
　　 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劳动人才市场，寻找一个工作机会。市场没有墙，高耸着几根四四方方的柱子，多少求职者无助地席地而坐，靠在柱子上，神情中的疲惫写满世事的艰难。偶然，一位大腹便便的老板手持大哥大而来，左手提了提闪着金光的皮带，一群求职者蜂拥而上，想求得一份工作。远处的钟声敲响，那里的寺庙生存艰难，多个和尚几碗粥，根本分不过来，注定了失落的结局。
　　 我人小体弱，根本挤不进去。中专生的脸面还在，寒窗苦读十几载，想当年也是全校前几名，却与满身汗臭味的农民工挤在一起，想想都赧颜，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肚子却不失时机“咕咕”直叫，仿佛在抗议我这个主人的不公。活下去才是最大的希望，总不能一辈子都当二哥的寄生虫。恰在那时，一则招聘启事贴在人才市场门口，打印字体，A4纸，看起来就跟手写体格格不入，一时间围了不少人。我猫着腰，总算挤进去：销售员，售卖洗发水，月入千元不是梦。
　　 那年，月入千元，那工资可算天文数字。曾经的我不敢想象，连忙奔跑着前往，生怕迟了一秒，就被他人捷足先登。到了应聘的酒店，我找到经理，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皮鞋锃亮。简单询问后，就替我找来师傅，让我明天报到，跟着师傅一起销售洗发水。
　　 黎明再次来到人间，我如同刚出生的婴儿，忐忑地来到公司。师傅带着我一起开早会，大家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声音高亢地喊着：“我能行，我最牛。”我初来乍到，摸不清门道，只是略微张嘴。师傅虽然年过不惑，但斗志昂扬，堪比年轻小伙，声音大得惊人。在他带动下，我跟着一起高喊，真是热血沸腾，感觉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师傅让我上交押金，说这是公司流程。我有些迟疑，二十元虽然不多，但对初入社会的我来讲，几乎等同于全部积蓄。师傅微笑着担保：“你交押金，就可领到洗发水，到处销售，从而拿提成。就算不退押金，洗发水还在你手上，怕什么。”
　　 我一想也对，摸着空瘪的口袋，郑重地上交二十元，像签下军令状。师傅与我一人一箱洗发水，乘坐拥挤的公交车，直奔偏远的乡镇。乡下村民纯朴憨厚，很好交流。师傅带着我，一家家转悠，一村村推销，费尽口舌。为了增加信用度，他让我掏出身份证，外加即将过期的学生证，四处说我是正在实习的学生，从而博得大家的同情，更多地卖出洗发水。
　　 整整一天，师傅巧舌如簧，居然帮我卖出大半箱洗发水。他告诉我公司实施敲钟制，单日卖一箱即敲钟一次。若能敲钟八次，就可以像他一样当师傅带徒弟，所有徒弟卖的产品都有提成。日积月累，徒弟带徒弟，即可成为元老级别，就算不卖洗发水，也能稳拿提成，轻松月入千元，甚至万元。
　　 师傅一描述，我像是看到美丽的彩虹，仿佛幸福在向我招手。头一天，我就卖出将近一箱，看来敲钟并不难。在他的怂恿下，我自掏腰包，买下剩下的洗发水。当日，经理开总结大会时，大力表扬我，说我乃英才，头一日就实现敲钟，成功指日可待。
　　 我满脸兴奋，嘴角上翘，像是弯弯的月牙。下班回家路上，车水马龙，我孤身前行，踩着轻快的脚步，每一步都像踩在美好的梦乡里。只是，这注定是梦。头一天，是师傅的推波助澜；后来，只有我独自单打独斗。虽然师傅在引导，在带路，但他同样需要生活，需要敲钟，需要带更多徒弟。层级无限，大BOSS永远都在。要想通关，难如登天。更何况，师傅借口办理入职信息，将我的学生证与身份证一并收了去，上交经理，说不日归还。我也没在意。没有学生证的扶持，我与他人已位于同一起跑线，没有“实习”的幌子。顾客等同视之，售卖难上加难。
　　 我辛苦一天，走在酷热的太阳下，晒成黑炭。饥肠辘辘，只舍得吃碗最便宜的粉；口干舌燥，只是打开主人家的水龙头，“咕咕”喝个饱。但敲钟却难如登天，能维持生活都已然不错。幸好，年纪轻，梦想在。只要不退缩，或许有成功翻身的那一日。
　　 但梦终究会醒。两星期后，公司说要转战他地，询问我们是否同行。我再三思索，决定退出。因为我性格偏内向，如同怕日光的老鼠，八次敲钟如同天文数字；再说二哥在东阳，有他扶持，我至少在夜晚有个临时的“家”。虽然那是出租房，但不妨碍短暂居住。
　　 经理听说我的决定，点头同意。我想着要回身份证、学生证和押金，跟在他身后。经理回头告诉我在内的数人：“大家先行回去，明早八点到公司办理退还。”原来，上交身份证的不止我一人。乌鸦泱泱地飞过天空，总是成群地叽叽喳喳。
　　 我们得令归家，想着明天就能退还。八点太晚，我七点半到公司，结果人去楼空。我慌乱中询问酒店的服务人员，对方表情冷淡地回答：“他们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走了。”一下子，我意识到被骗了，经理昨夜的话皆是谎言，之前的“办理入职”拿走身份证也是套路，假得不能再假。虽然破绽百出，但我深陷其中，竟然没有怀疑。
　　 我慌慌张张地重新回到曾经公司所在地三楼，系着围裙的保洁正在清扫，肮脏的被褥已经更换，木制的房门业已上锁，假模假样的经理，“和蔼可亲”的师傅，并肩作战半月的同事皆无影无踪，像从没来过似的。昨夜我没卖出的洗发水，放在角落里、还残留着我汗渍的洗发水，也跟着一起不见了踪影，连半包都没留下。
　　 我久久地蹲在酒店门口，想着等几位被骗的同事，一起商量对策。几个人来了，又走了；有人义愤填膺，邀请我同行，追到隔壁城市去，讨回公道。我看看口袋，掏不出十元钱。路费不够，追讨说法，成为一句空谈。
　　 我无奈地离开，站起身，抻抻发麻的双脚，狠狠地踢了踢路旁的行道树，吐了几口浓浓的痰。虽是夏季，几片绿叶却落下来，随风飘了飘，最终归于尘土。初入社会第一课，就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教训，社会与学校不同，虽然善良的人一大把，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但同样存在许多汹涌的暗流，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晚上，我打电话给远在家乡的父母，他们没有丝毫责怪，似乎不记得我跟他们吵过的架，说过“永不再见”的誓言，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慰我：“孩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东阳待不下去，就回家来，永远有你睡的床，有你吃的饭。”
　　 一瞬间，我泪水滚滚而下，纵横在十八岁的天空中，不知是社会给我上的沉重一课，还是感动于父母的拳拳之爱。或许，两者皆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