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个著名的童话，叫做《皇帝的新装》，说人们为了害怕别人说自己愚蠢，都谎称自己看到了并不存在的衣服，最后是孩子戳穿了成年人的谎言。故事荒诞可笑，可如果故事中的人们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被认为愚蠢，而是因为皇帝说了，我身上穿着衣服，谁敢说我没穿，就是大不敬，就要被处死呢？估计人们再也不会感到可笑，而是感到不寒而栗了。
　　 童话故事当然是假的，可在秦朝的中国，却活生生发生了一起中国版的皇帝新装，就是指鹿为马。明明是一头鹿，可朝中大臣们却都看成了马，这样荒诞的一幕居然成了现实。是大臣们不认识动物吗？当然不是，是权力的异化。权力，可以颠倒黑白。
　　 说实话，虽然这件事载于《史记》，但我一开始是不敢相信这件事的。赵高虽然不是政治家，但好歹也掌控了秦朝国政很久，应该有些政治头脑吧，会做出这么弱智的事情来吗？他用这种最愚蠢的方式来判断朝臣的忠心，只会挑选出一大批巧言令色的马屁精，这些人怎么治理国家？而且，此举会寒了朝中官员的心。一个能使用政治手段逼死法家李斯的人，会做出这种无脑的事情？
　　 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我逐渐相信了事情的真实性。赵高是个宦官，他想到的不是让国家千秋万代繁荣昌盛，他想到的只是自己掌控权力可以随心所欲，所以他需要的不是治国的贤臣，而是听话的奴才。人才和奴才的最大区别，是人才有思想，有见解，有正确的认知，而奴才，只知道唯命是从，哪怕命令是乱命，是错的命令。治国需要人才，可享乐只需要奴才。赵高是一个宦官，没有后代，所以他压根想不到大秦的千秋万世，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一辈子寻欢作乐。就是说，国家好不好他不管，只要自己生活得好就行。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赵高做出了一个赤裸裸的小人行为，他借助这个事件，明确让臣子表态：我就是胡说八道，你们要不要服从？你们要做人才还是要做奴才？
　　 对政治家来说，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利益选择。一个人无故杀人，论理当然是死罪，可这个人如果对统治者有用，比如如果是可以带来情绪价值的宠臣，或者是国家边防不可或缺的武将，任何统治者恐怕都不会杀了他，而是让他戴罪立功，因为这样会带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般人贪腐肯定会被查处被追责，但像萧何这样能力超群、功勋卓著、深孚民望的重臣贪腐，皇帝只会高兴、放心，并不会治罪。
　　 西方政治学早就说过，一个国家的政策，理论上讲应该有利于国家最大部分人的利益，达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事实上，任何国家能够影响政策制订的人都是少数，所以国家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取决于这部分人的利益。封建专制时代，国家政策只是取决于皇帝或者能够左右皇帝意志的人的利益。如果皇帝圣明，会顾念天下人；如果皇帝昏庸，则百姓无可奈何，只能任人宰割。
　　 还有，政治中充满的是利益考量，充满的是综合考虑，而不是对错判断。指鹿为马的事件中，是鹿还是马，对这些官员来说，已经从动物认知的判断，变成了说出结果后得到利益的盘算考量。
　　 当然，对一般政策而言，确实也很难说孰对孰错。像刘邦实行的分封制，我们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错的，但刘邦那时候却是博取各地诸侯共诛项羽的必要措施，在楚汉战争中取得了很大作用。再比如，专制体制，我们都认为是社会的毒瘤，是罪恶的渊薮，但在特殊时期比如在战争中，却是最高效的体制。所以一件事从这方面看是对，从另一方面看就是错。
　　 政治家，就是在这许多对与错中进行取舍。还有，能做到领导的人当然不是傻瓜。我们很多时候批评领导的政策，往往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而领导则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是瞧不起下层的立场和观点的。最为典型的，当年林彪的四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准备休整，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要他们哪怕是疲惫之师都要坚决入关，正说明了领导的高瞻远瞩，能够跳出局部利益，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问题。
　　 但是，高层领导的决策也不见得就是对的，因为他也有自己个人利益的考量。比如屡次被中央批评的形式主义，为什么长盛不衰，就是因为领导们喜欢，这样可以让他们宣示政绩。再比如，一些学习笔记，很多基层工作人员会认为自己本来就忙不过来，根本没必要去抄写那些空洞的东西，但领导们就会认为这些人不懂政治，不讲学习，会认为自己考虑更加深远，比这些人高明，所以会强行推进。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考虑的角度不一样。
　　 在政治生活中，当上下层观点不一致时，现实中确实有部分不附权贵的勇敢者，为了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就不听领导的。赵高的指鹿为马，其实就是要找出这样的人。他们也许是贤才，但赵高认为是不是贤才不重要，这些人肯定是自己享乐路上的阻碍。在赵高看来，鹿就是鹿，我说他是马，谁都知道不对，可要不要听我的，就是我和这些官员们考量的重点了。如果连这样荒诞的事情，官员都认可了，以后我的各种倒行逆施，他们自然也不会反对。
　　 反之，如果有人明确推翻我的意见，说这就是鹿，那就说明，以后我推行的举措，他们自有自己的思考，不会完全按照我的意见行事。赵高实际上是通过这个荒诞的行为遴选出听话的人，排除异己，以方便自己将来的胡作非为。
　　 赵高，历史上只有一个，指鹿为马也只有这一次。因为一般来说，统治者没有谁会公开承认自己胡作非为，排除异己，所以不会公开进行这样的验证。但是，不公开验证不代表不验证，只是赵高做了一个无脑真小人做的事，其他帝王会通过隐蔽的手段验证而已。
　　 指鹿为马因为有了权力的介入，和皇帝的新衣那样的博人一笑就完全不一样了，要暗黑血腥得多。那些不承认是马的人，大多得到了血洗，至少也得到了迫害。
　　 故事明确让人感到，权力，就是罪恶。中国人自古流传伴君如伴虎，实际上就是源于专制社会中权力的任性胡来。如果一个领导能任意行权，指鹿为马类似的事情就会不断发生，也许不像这样简单明了，而是更加隐晦复杂。
　　 权力的不确定性，让接近权力中枢的人成为高危行业。比如说，指鹿为马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官员就存在着无法掌控的风险。皇帝说是鹿，你说是马，皇帝可以以大不敬论处。你说是鹿就安全吗？未必，皇帝可以说实际上是马，我就是在试探，原来你是个溜须拍马的小人，一样可以杀你。
　　 国家为什么推行法治？就是为了避免人们陷入指鹿为马的困境中。法治，所有的评价标准是冷冰冰的法律，它是明确的、固定的，不会变，我对我行为的后果可以得到明确的预期，所以我敢这样做，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是依法办事。
　　 而人治，所有的评价标准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统治者是人不是神，会有情绪的变化，会有认知的不足，我的行为是不是合他心意，只能凭猜测，所以当然是伴君如伴虎了，万一猜错了就万劫不复。
　　 指鹿为马的出现，是专制统治的必然，深刻昭示了专制统治的黑暗。要想彻底避免这样的荒诞一幕，只有公开透明的法治体系才行。领导者的权力率先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那样马就是马，鹿就是鹿，贤才才能放心任职，国家才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