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间，父母分别离开我们18年和11年了。马年清明节的头天，我携家人来到坐卧在万绿丛中的父母墓前，开展清明祭扫，寄托哀思。当我们郑重地将鲜花、香烛、纸钱等祭品一一摆放好后，便齐刷刷跪拜在父母墓前。凝视正对着我的父亲墓碑，我内心的感受真如南宋诗人高翥笔下“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那般悲戚。泪眼朦胧中，仿佛眼前的祭品已幻化出一片五彩缤纷、袅袅升腾的烟火，映照出父亲坎坷而光辉的人生。
　　
　　 一、命途多舛，童少几经辍学失业
　　 父亲原名叫福连，于1924年农历7月20日出生于赣鄱大地三面环水的水岚洲，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曾祖父生育三个儿子和八个女儿，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是我祖父成保、二公生根、三公多保。而曾祖父的八个女儿，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只有外嫁在岗上村的大姑婆、新下村的廖得姑婆、幽兰乡的老八姑婆和祝家村的十一姑婆等四位，而这种印象只是几次我随大人在他们家拜年做客时那短暂的一瞬。到了父亲这一辈，祖父生养他们兄弟姊妹四人，即我父亲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二公三公也各有子嗣。到解放前几年，这个以曾祖父为家长的家庭已是个拥有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了。为维持生计，这个庞大家庭经年累月除耕作好十几亩田地外，还另开榨坊自家榨油，产品成品后，又由男人各担着120斤重、刚榨出来的食油和枯饼去南昌市、进贤县、新建县等地售卖，然后又各自担着百余斤换购的各种农家物资返家。想想这个大家庭，在当时根本无车可乘的艰苦环境下，男人来回都要担着如此笨重的物资徒步行走百余里，途中没有多少停歇，其苦和累在今天实难想象。全家人就这样成经年累月艰苦劳作，男女老少齐上阵日夜奋战，总算让贫寒的家境渐渐有了起色。
　　 也许是极其艰苦的农家岁月，让年少的父亲早早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曾祖父看他这个长孙聪敏乖巧，热爱劳动，又懂得尊敬长辈，因而颇为疼爱，故让我七岁的父亲去三里开外的东皋村上私塾读书，期望这个长孙将来有出息改变家境。私塾先生李筱珊看我父亲敏而好学，又彬彬有礼，因而深得喜爱，遂建议将他的名字改为“德芬”，寓意他长大后学有所成，做一个道德芬芳的好人。家人听到这个吉祥的名字，自然欣喜接受。自此，这个光辉的名字伴随着父亲一生。
　　 在往后的日子里，父亲果然不负李筱珊先生期望，一味刻苦攻读，发奋图强，小小年纪就在私塾显露不俗的才华。两年私塾读完后，由于家贫缺劳力，父亲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一次，李筱珊先生路过我家农田时，发现我父亲在劳作的间隙还孜孜以求看以前上私塾的书，甚为心疼，觉得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童子就此荒废学业，实在可惜，遂力劝曾祖父等家人，父亲才得以辍学两年后入读小学。老师看他年龄偏大但有一定文化基础，便让他直接跨读至四年级。这样，父亲两年的私塾文化代替了小学一至三年级，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没办法，做梦都想读书的父亲只能硬着头皮坚持读下去，因而学习成绩一度难以跟上，尤其是算术课程更是糟糕，几乎一窍不通。通过一段时间的顽强攻读，父亲终于第二学年把学习成绩提了上去，尤以国文成绩为最佳。他10岁时用毛笔书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历史》，不仅字体秀丽端庄，且文笔犀利，结构严谨。全文虽只有短短三百字，却彰显出父亲童少时代特出的才华与睿智，深受老师赞赏。
　　 父亲小学毕业后正要入读初中，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家人竟不让他升学。原因是本村一富户坏人从中捣鬼，加上大家庭人多口杂，致使父亲又辍学在家务农两年。期间幸有李锦春、龚保庭两位学友及其父亲时常来我家邀学、劝导。这样，休学两年的父亲好不容易得以升学初中。那时南昌县立中学校址设在丰城县的袁渡乡（后因战乱移至南州中学），距家有75里远。因父亲年少加之路途遥远，前面几次由其叔父（我称三公）挑行李送他去学校，后面就独自勇敢前行。期间，由于家贫囊中羞涩，父亲吃的多是家里带去的腌菜，常常上了霉菌还在吃；穿的也是破衣烂衫，为此常遭到同学当中一些富户子弟的嘲笑。好在他从不理睬这些，一味刻苦读书，力争不负家人和老师的厚望。
　　 俗话说: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刚入读初中不久，两个出嫁不久的姐姐和一个13岁的弟弟均因病先后夭折。已成祖父祖母膝下一根独苗的父亲，面对家庭一连突遭厄运，俨然狂风中的一棵小草在瑟瑟发抖，欲哭无泪。为了追求学业，他屡经磨难，时断时续的总算读到了初中毕业。
　　 然而，在那个连年混战、动荡不安的黑暗旧中国，父亲想继续升学无异于白天做梦，他们这一批初中毕业的同学想找工作难上加难，回家种田又不甘心，正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人人心里都充满着迷茫和徬彷，不知往何处去。这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父亲于南昌县立南州中学初中毕业时，学友在他留言本上写的临别赠言可以看出。扉页上父亲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书写“大雾的我，师长啊！请赐我一个方针吧！久聚忽相离……”一席话，蕴含了当时险恶环境下，由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国内内战，致使国破家碎，民不聊生，哪里有青年学生的出路？故父亲用“大雾中的我”，正是当时险恶环境的真实写照。
　　 困顿中的父亲中学毕业后，只得一面无奈地在家务农，一面苦苦寻觅出路。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的1947年春节过后，父亲经多年在上海修理汽车的村族昌平兄介绍，到一汽车修理厂当学徒，然因该厂生意惨淡，平时无多少事可做，根本学不到过硬技术，失业一段时间后又另找职业，均因社会黑暗至第二次失业。后来，凭他较好的初中毕业文化，经人推荐考核入上海第一汽车修配制造厂汽训班受训，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份较为正规的职业。两年后结业那天，已熟练掌握修车技术又会开车的父亲通过试车考核，最终顺利结业。期间，他在6本笔记本上用工整的小楷毛笔字，详细记载汽车几百种零部件，其秀丽端庄的汉字和飘逸潇洒的英文字，足见父亲用功之深、非同一般的文化素质。那时的他踌躇满志，配合当地政府工作同志，详细登记滞留在国内被俘日军的姓名、籍贯等。然而好景不长，上海解放前夕，由于战乱不息，形势岌岌可危，职员无法在此安身，父亲含泪与多名老乡同事踏上返家的归途，导致第三次失业。壮志难酬，他内心一度甚为焦虑和落寞。
　　
　　 二、奔向光明，恪尽职守为党工作
　　 也许是“天生我材必有用”。1949年5月家乡解放后，父亲凭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一手漂亮的毛笔楷书字，被南下工作队同志吸收到农会工作，兼民办公助老师，后由第八区人民政府任命为水南乡小学主任教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心小学校长）。正当父亲想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时，却又遭到家乡一批恶霸地主及地痞流氓的极端仇视，说父亲生在一个“撒泡尿都要打24个转转的小小廖巷村”，还在这里管我们大户村，遂聚在一起密谋策划要陷害我父亲，最后扬言要用麻袋驮掉他丢进河里淹死。幸好我一位姑父及时获悉此情，吓得连夜赶到我家将此事告知祖父。父亲闻讯后当即报告南下工作队干部王富（区政委）、刘三新、杨书明等同志。队部几位领导接报后即感到事态严重，非同小可。他们考虑到我父亲是家庭独子，如出现意外，家里便断了根苗。为慎重起见，他们便一面部署破案，一面力劝我父亲去南昌县人民政府工作，以绝后患。就这样，1951年元月，经上述三位尤其是王富政委的推荐，父亲踏上了去南昌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光辉征程，从此开启了他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
　　 正当父亲踌躇满志在县政府工作，却在每月发工资时，被早早去县政府等候的叔父（我称细公）大部分领回了家，说是以前让侄子多读了书，现在侄子有了工作就得将工资交给家里，故留给我父亲的只是极少部分的一点伙食费。可想而知，那时的父亲是何等的艰难啊！直至六年多后的1957年正月初六曾祖父逝世后分家，他这段艰苦的日子才得以停止。对此，父亲始终毫无怨言，他十分珍惜在县政府这份来之不易、光荣神圣的革命工作，一味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就连过年这个难得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也放弃，一连几个春节均主动请缨在县政府值班守夜，因而工作五年就加入了党组织，1957年至1958年连续两年参加南昌县财贸战线表彰大会，并于1959年2月光荣出席南昌市社会主义建设劳模大会，步入了人生辉煌时期。此后他因组织召唤，先后在县财政局、公交局、民政局等多个岗位供职，就像一头孺子牛默默耕耘在多条战线上。
　　 儿时，我就曾多次听父亲讲过以下几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父亲刚去县人民政府工作不久，正值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一些潜在的地方黑恶势力对此惶恐不安。他们极端仇视新生的革命政权，企图用阴谋手段破坏土改运动，常纠集在一块骚扰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一天上午，县政府机关两名干部下乡工作，两人一前一后相距百米左右。当前面那名同志走到八一乡的淡溪姜家前面一座风雨亭时，猝不及防被守候在里面的三名歹徒卡住脖子拖进亭子，后面那名同志远远望见来不及救援，看看前后无人，考虑到寡不敌众，只得赶紧返身跑到县公安局报警。待干警们跑来救援时，发现那名工作同志早已因公殉职，凶手也逃之夭夭。尽管那歹徒很快悉数落网被执行枪决，但难免极少数年轻机关干部谈及此事时心有余悸，对下乡开展工作出现畏难情情绪。尽管年轻的父亲当初对此也有惶恐心理，但他想到下乡工作是革命需要，纵然千难万险也要服从组织，奋勇向前，故很快调整情绪，每每经过那座风雨亭也不惧怕，只是多了一份高度警惕，因而每次下乡回来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县领导的高度赞扬。
　　 此后不久，父亲在县政府收发室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重要来信，来信者便是在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参赞的祝一新同志。他家乡就是南昌县塔城乡水岚洲的祝家村，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外求学至上大学，因追求进步，对党信仰，不久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初，祝一新由于德才兼备而进入外交部工作。他此前在家乡时与曾与我父亲相识。他现在给我父亲来信，主要是接到家中来信，得知老家被划为地主成份的父母天天在家遭受批斗，苦不堪言。当他得知我父亲已在县人民政府工作，故来信诉求我父亲出面帮助解决此事，以便安心于外交工作。父亲接信后，联想到其父母只是一般的地主分子，解放前并未剥削压迫过村民，加之祝一新同志现在外交部工作，属于革命队伍中光荣的一员，其父母不应遭受批斗。为慎重起见，经请示组织后不顾连日紧张工作的疲劳返回家乡查看实情，证实祝一新同志信中内容属实，遂向县领导反馈情况，请组织尽快处理。县政府随即下达公函，很快纠正阻止了当地这一错误做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亲眼见证了祝一新同志回乡探望父母时，带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特地到塔城公社拜会我父亲的欢快情景，他们久久拥抱的镜头至今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1954年夏秋之交，整个南昌县境内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由于父亲和另一名县政府机关干部喻介甫同志身先士卒，日夜带领当地人民在鄱阳湖的茅江口抗洪抢险，几次差点被湍急的洪流冲走，幸被身边的群众紧紧拉住才得以脱险。但由于父亲在洪水中浸泡时间过长，不幸患上严重的关节炎病，脸部和脚部均浮肿，常常昏倒在办公桌上。好在父亲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加上业余时间时常和县领导、同事打篮球、跳交谊舞等文体健身活动，一年后终于痊愈。病愈后的父亲又精神抖擞地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着。
　　 大跃进年代的1958年，麻丘公社征收公粮期间，由于几名有历史问题的坏分子从中捣鬼，致使某村一些思想糊涂的村民出现抗粮不交的群体事件，而坏分子则扬言要殴打乡政府领导，气焰甚为嚣张。县政府领导闻讯后，当即指派父亲和一名同事前去处理此事。那天时近晌午，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父亲和同事迅速来到麻丘，站在人群当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几名坏分子获悉父亲俩身份后，立即又蛊惑叫嚣：“县里干部又敢把我们怎么样？同样打得！”霎时，现场气氛异常紧张。面对此情，父亲临危不惧显得异常冷静，忙拉着同事站到几十步开外的村头一处两米多高的墙头上，一面大声宣讲党的政策及抗粮不交属违法行为，一面仔细观察是哪几名坏分子在带头闹事，始终以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出现在群众面前，终使现场局势才大为缓和。当晚，那几名被父亲记录在册的坏分子被抓捕归案。就这样，一场抗粮不交的群体事件，在父亲及同事的机智勇敢下很快得到化解。次日一早，觉悟起来的村民积极踊跃交粮，如数完成任务。
　　 前些年我听哥哥讲，六十年代初，父亲担任县城莲塘税务所所长。一次，他接到群众举报，带领下属工作人员一次性收缴了一些不法分子数十块来路不明的手表。下属们下班回家后，那些收缴的手表就堆放在父亲办公桌上。那个年代，手表对每个人来说可是稀罕物，谁见了都会垂涎三尺，都以能带上一块手表为荣光。所以当不懂事的小学生哥哥中午放学回家后，就想偷偷拿一块手表带着玩。父亲发现他这个苗头后，即严厉阻止并批评教育，哥哥只得放下手表。哥哥还说，当时无一人在场，那些手表也未及登记造册，父亲身为税务所所长，完全可以拿一块手表自己戴作为工作需要然后交公，可他既不私贪一块，也不让我拿一块，还严厉批评了我一顿，党性原则实在强。正是通过父亲那次严肃的批评教育，哥哥变得好学上进，连年获得学校“三好学生”称号，还当上了副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