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学生的小命根。”这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一句流行语言，是说分数对于一个学生的重要性。其实，在人民公社化时期，还流行这样一句话，即“分，分，社员的命根。”是说那时候工分对于农村社员及其家庭成员生活乃至生命的重要性。我在东北农村生活了多年，对于那时候东北农村生产队的一些事情还是有一些了解的，现在就来说说那时候生产队记工分的事情，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的事情呢。
　　 我所在的生产队，那时候有四十多户人家，200多口人。男劳动力有50多个，女劳动力有40多个，大家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每天晚上收工之后，都要由负责分配并领工的生产队长给每个人记上这一天应该得到的工分，究竟给哪个人记多少工分，当然是根据每个人干的什么活儿，这个活儿的轻重程度，干的时间长短以及完成的质量来全面衡量。一年360多天劳动所得的工分总和，就是这个人一年的劳动成绩，而生产队集体年终就凭借这一年所得的工分的多少来给每个社员分红，所谓分红，就是指的分钱。而每个人一年的粮食、烧柴等物资的分配，则不是按工分的多少来分，而是按人头来分。应该说，这也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的体现。我曾经在初中毕业后（因文革不能继续升学读书）在家乡的生产队参加过生产劳动，深知那时候农民劳动之艰辛，也深知工分对于农民家庭生活的重要性。
　　 在我的家乡，那时候一个整劳动力（指正常的成年男劳动力），一天的标准工分是10分，一年满勤大约可以挣到3600分左右，这就是最高的了，大概只有生产队长、带工组长和骨干社员。一般的社员大都在3400分左右。女社员（因为她们需要照顾孩子、做饭和操持一些家务，不仅每天需要晚出工早收工，而且还不能去干一些重体力活计）一般都在2500分左右。与整劳动力相区别的就是一些不是整劳动力的人（当时称为九厘谷子、八厘谷子、或者七厘谷子，就是指挣整劳动力的九成、八成或者七成的工分），这主要是指年大体弱的，身体有病的，有某种残疾的，以及年龄相对较小的（包括一些辍学或者不能升入初中的学生回村参加劳动的人），这些人挣不到整劳动力的工分，当然也可以不去干那些重活或者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计。比如，生产队的饲养员，每天只负责饲养那几十匹马和几头驴，不用到田地里去经风雨，相对不那么累，一年四季每天都记9分。有的年龄相对较小的辍学的孩子，干不了整劳动力的活儿，每天负责放猪或者放羊放马放牛，相当轻松一些，每天就只能记六分或七分。
　　 生产队的活计一年四季的都不一样，每天的工分标准自然也不一样。大约分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活计是最累的，主要是春天刨茬子、种地扶犁耲地、夏天铲地、秋天割谷子、高粱、黄豆等，每天记12分；第二等级的活计就不是最累的，如冬天刨粪、秋天放垄等，每天记11分；第三等级的活计就稍微轻松一些了，如夏天沤麻、起土豆、收葵花，秋天在场院打场等，每天记10分；第四等级的活计基本上一些边边角角的活计，每天记9分。这样的标准是要经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的，然后由组织分配工作的生产队长负责每天给每个男女社员来记。可是，这个记分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事情。因为全生产队近百十个男女劳动力，每天每个人干的活计都不一样，所得的工分也就不一样，需要一个一个地认真来记，一旦记错就会引起麻烦或者纠纷。
　　 记得开始记工分时，是给每个社员发一本记分册，每天晚饭后由社员们自己拿着记分册去生产队长家，请队长给填上当天所得的工分，然后盖上队长的手戳（即印章），便视为生效。我那时候刚刚上小学，那时候小学生不留作业，晚饭后我就拿着父母的记分册替他们去生产队长家填分，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这样的填分方法也很麻烦，有的去得早，队长人家一家人正在吃饭。有的去得晚，人家一家人都快睡觉了，总之是使生产队长一家不得清闲。于是，后来就改为在规定的时间内，大家到生产队队部去填分。这样也是很麻烦，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这样做，尤其是大风雨雪的天气，很是不方便。再后来，就改为在生产队的一面墙上贴出一张大表，写上每个劳动力的名字，划出每月31天的表格，每天由生产队长把当天每个社员所得的工分及时填上，这样不仅不用像以前那样天天拿着记分册跑去填了，而且还能让每个人及时看到自己前一天所得的工分是多少。同时，还便于大家相互监督，一旦生产队长因记错了，把哪个社员的工分填多了或者是填少了，人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给予及时纠正，这样能够更加保证做到公平合理。
　　 我的家乡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东北松嫩平原的腹地，千里沃野，一马平川，黑土地肥沃得很，用老一辈人的话说：“插下去一根烧火棍，都能长出棵大树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年代里，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也在两三元以上，最高时日值达到5元多。一般的社员家庭，年终都可以分得三五百元，劳动力多的家庭都可以分得千元以上。我们周边的生产队的劳动日值虽然也可以，但还是没有我们生产队的高，至于本县本市本省其它的地方，还有外省的一些地方，那简直是低得可怜，听说有的地方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只有几角钱甚至几分钱，还听说有的地方的社员劳动一年，不仅一分钱也分不到，年终还得给生产队倒找钱，否则，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领不回去。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之所以那么高，一是我们那个地方土地肥沃，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二是乡亲们比较勤劳，大家团结一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积肥积得多，地也侍弄得好；还有一条，就是我们那里是良马繁殖基地，生产队培育一匹种马就可以卖上一万多元。
　　 我在家乡的小村生活了18年多，之后就参军离开了家乡。期间我于1966年8月至10月和1968年8月至10月，先后两次回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总共不到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参加了那两年的秋收劳动。家乡人有一句话，叫做“三春不如一秋忙”，秋收那几个月的活计是最累的，而我在缺乏常年劳动锻炼的情况下，两次都直接扑进秋收大会战中，那简直是一种生死般的考验。尤其是割谷子割高粱割苞米割黄豆这些活计，需要弯着腰不停的干下去，一天下来，腰疼得不得了，晚上收工回到家里，躺在土炕上就爬不起来了，连饭都不想吃。而且疼得半宿半宿地睡不着觉，第二天天不亮还得起床下地劳动。不到一个月，人便瘦了十几斤。那时候，整劳动力每天给记12分，我感觉到，那12分，每一分都非常的值钱，似乎千金难买。我在中小学读书时，对那个被同学们当做命根的分数真的没怎么当回事，可我对在生产队劳动每天挣得到的12分，真是觉得那么的金贵，那么的难得。只有在那些日子里，我才真正地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古诗句的深刻含义，我才真正地懂得了做父母的艰辛和不易，我才真正地懂得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和伟大。也正是自那以后，我吃饭从来没有挑过饭食的好坏，也从来不敢随便浪费一粒粮食。同时，经过那几次艰苦的劳动锻炼，对于后来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都觉得无所谓了，都不当回事情了，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生产队“填分”的那些事情，早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一般，然而，对于我来说，那实在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