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门口有棵核桃树，那是我和阿婆一起栽的。
　　 几年前，在“村村通”工程中，老家那棵核桃树挡了部分路，挖掘机把挡路的土铲去了大半。核桃树大伤元气，一大半的树根也完全暴露在地面。不久便叶黄根枯，春天也没有发新芽。
　　 也就是在那一年，阿婆的记性不那么好了，偶尔记不住人，而且病情在慢慢加重。再后来，阿婆认不得周围的所有人了，到最后，她只记得自己和父母的名字。有时，阿婆连吃饭都会忘记，她口中，一直念叨着回娘家，阿婆的娘家在简州义和乡一甲地名黄岭嘴。
　　 阿公阿婆就是祖父祖母，客家人的称呼。因先人在“湖广填四川”时，由广东梅州迁入，历经多年，客家话早已失传，只有些称谓还保留至今。
　　 小时候，村里种过柑子、茉莉花、蜜桃、梨子等各类果树，每家每户会在房前屋后种上些自己喜欢的品种。一来夏天可以遮阴，二来成熟后也可以就近采摘。
　　 我家老屋院中本有一棵核桃树，在阿公离开前不久，便慢慢变得干枯，最后只能当成干柴，投入灶中烧水做饭。
　　 全家人习惯了门口有棵核桃，老树的离开让我们没有了打核桃、吃核桃的快乐。阿婆和我便在地里种下了几枚核桃，发芽了，选了棵最健壮的移栽到门外路旁。
　　 那棵核桃树渐渐枝繁叶茂，成了家门口最热闹的地方。盛夏时节，浓密的枝叶撑开一把大绿伞，把毒辣的太阳遮得严严实实，树下永远透着清凉。父亲总爱搬一把老旧的竹椅，坐在树下泡上一壶粗茶，茶烟袅袅，伴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一坐就是大半个下午。
　　 父亲或是闭目养神，或是抬手拂去落在肩头的树叶，模样闲适又安稳。农闲时节，乡里乡亲干完农活，总会顺路踱到核桃树下坐坐，你一言我一语地拉着家常，聊地里的庄稼，村里的琐事，在外求学务工的儿女，话语里满是乡里乡亲的质朴与热络。
　　 阿婆也常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择着手里的青菜，听大家闲聊，偶尔搭一两句话，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意。年幼的我围着树干追逐玩耍，捡着地上的落叶，等着核桃结果，树下的每一寸光阴，都记录下老家最温暖最踏实的烟火气，成了我童年里最温柔的念想。
　　 从此，上学放学接送我的，一直是这棵核桃树和阿婆。树长高长大了，我也到镇上读高中，每月回家一次，拿生活费，看看阿婆和父母，偶尔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
　　 树上终于结上了果实。我再也受不了复读的煎熬，顺便上了个大学，为了供我读书，父母也外出务工，如其他成千上万的进城务工人员一样，不得不把阿婆留在家中，由二叔、三叔照看。父亲偶尔请假回回老家，但是我却一年回去不超过两次，老家的阿婆与核桃树，便成了我心中的那抹乡愁。
　　 上班忙忙碌碌，平时回父母打工的出租屋多，回老家的时间却屈指可数。但过年和阿婆过生日我是想方设法要回去的，到后来，阿爸过年也不能请假了，有几年我们也不能回家，只能提前几天回家团年。如果回不了家，阿婆在电话那端总是失望地叹气：“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回来，外头的钱都挣得完吗？”
　　 每次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我们要去最近的乡道边赶到省城的车，阿婆总会目送我们离开。她一个人站在核桃树下，望着我们走过门口的田埂，走过鱼塘边的小屋，望着我们走过山坳上的电杆，一直一直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直至消失。我和父亲也不舍，每次总会回头向阿婆摆手、挥手，让她早点回去；我们总是望见，阿婆低着头一手扶着树，一手提起发白的蓝色围腰揩眼泪；再回头时，她又直直地抬头望着我们，动也不动，直到我们拐个弯，再也看不见我们。
　　 路修好了，枯树已被连根拔起，静静地躺在路边，阿婆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即使有树在，她也不会靠在那里了。阿婆的阿尔兹海默症严重了，谁也不认识，有时更会忘了自己是谁。她走路也越来越吃力，佝偻着背，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院子里，一个人自言自语，喊着爸爸妈妈的名字，说的是絮絮叨叨着几十年前的家庭场景。核桃树没了，家里，也再有乡亲来串门了。
　　 我们或回或走，阿婆都没有表情。偶尔会客气地招呼说慢走。更多的时候没有言语，就像路边的枯树一样。
　　 现在，枯树已经化为尘土，化为春泥。阿婆也离我们而去。
　　 每次回家，一切依旧，只是不见那棵核桃树，还有核桃树下的阿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