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包老鼠药，阿婆藏了三年，最终还是被他找到了。
　　
　　 一
　　 云南边寨的冬天，来得比别处更安静。
　　 十一月的清晨，雾气从缅甸那边的山谷漫过来，翻过国境线上那道矮矮的山脊，把整个景颇山寨裹进一片湿冷的白里。寨口那棵巨大的榕树垂着气根，像一挂凝固的瀑布，雾水顺着叶片往下滴，砸在泥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勒干把书包里的课本一样一样拿出来，整整齐齐地码在竹墙上。三年级语文、三年级数学、四年级英语——英语书是去年支教的陈老师留给他的，说等他学会了二十六个字母，就教他唱英文歌。
　　 他还没学会二十六个字母，陈老师就走了。
　　 像每一个来过翁孔寨的人一样。
　　 他把课本摞好，又从书包最底层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块钱，一张褪了色的全家福，还有一封信。
　　 全家福上有四个人。爸爸、妈妈、他，还有阿婆。那是他一岁生日时在乡上照相馆拍的，爸爸穿着蓝色工装，妈妈穿着筒裙抱着他，阿婆站在旁边，笑得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牙龈。
　　 他从来不看那张照片。
　　 他把信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是他三年级上学期学会写的，他趴在竹楼的地板上，用铅笔头一笔一画地写：
　　 “爸爸妈妈，我很好，你们别担心。”
　　 信是写给父母的。他们在他两岁那年去了瑞丽，妈妈始终没有回来过。爸爸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一次。上一次爸爸一个人回来是去年春节，待了七天。那七天里，爸爸总是在寨子里找人喝酒，到了第七天，他说要走了。
　　 勒干没有哭。
　　 他从小就知道，哭没有用。三岁那年他从竹楼的楼梯上滚下来，磕破了额头，血顺着脸淌，阿婆抱着他跑了三公里山路去乡卫生所，他一路都没哭。卫生所的李医生给他缝针的时候说：“这个娃娃硬气。”
　　 硬气，在景颇寨子里不是夸人的话。
　　 硬气是因为没有人疼，不得不硬。
　　 他把信纸重新叠好，塞回塑料袋，和那一百块钱放在一起。那一百块钱是他攒的——春天上山挖山药卖，夏天捡野生蜂蜜卖，秋天去别人家收过的咖啡地里捡落在地上的咖啡豆。一年零八个月，攒了一百块。这一百块钱原本是一块、两块、十块、五块的小票子，是他去跟寨子口那个开杂货店的李大妈换的。
　　 他想让阿婆带他去乡上，把信寄出去。但阿婆已经三个月没有下过竹楼了。
　　
　　 二
　　 阿婆的病是从去年秋天开始显现的。
　　 一开始只是咳嗽，咳了一个多月没好，去卫生所开了点止咳药和消炎药，吃了药好了两天，停了药又咳。后来咳出了血丝，李医生说：“阿婆，你这样拖下去不得，要赶快去县医院查查呢。”
　　 阿婆说：“县医院不去，浪费钱。”
　　 刚刚年满九岁的勒干，还不完全懂得“县医院”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阿婆每次咳嗽，整个人都佝偻成一张弓，脸色憋得发紫，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一样。他站在床边，心也被扯得快要掉出来。
　　 他不知所措，只能把阿婆的竹筒水杯续满：“阿婆，你喝一口水”。
　　 水是凉的。
　　 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他烧不来阿婆烧的那样旺火，总是把柴塞得太多，把火压死了。
　　 后来阿婆就不怎么咳了。不是好了，是没有力气咳了。
　　 阿婆躺在竹楼的床上，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
　　 勒干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灶房烧火做饭，他终于学会了能把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他还学会了煮面条，虽然每次都煮得太烂，筷子一夹就断。他还学会了炒洋丝瓜，虽然切出来的瓜丝跟手指头一样粗。他还学会了蒸米饭，虽然蒸出来的米饭不是夹生就是糊底。
　　 不管他是煮了面条还是蒸了米饭，阿婆每次都吃。只是吃得很少，一小碗米饭分三四次吃完，中间要歇很久。
　　 “勒干，”阿婆有一次叫他，“快过来。”
　　 他走过去，坐在床边。阿婆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阿婆的手像树皮一样粗糙，指节都变形了。这双手常年累月地在水田里泡着，日复一日地在咖啡地里忙着，重如山的农活压弯了本就变形的指节，磨出了层层老茧，可阿婆却从不肯停歇。
　　 “你要好好读书，”阿婆声音弱弱的，“读出山去，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他说：“阿婆，我不走，我要陪阿婆。”
　　 阿婆笑了笑，露出缺了颗牙的牙龈，像照片上一样。“陪阿婆整什么，阿婆都老了，一点不好看了。”
　　 他想说阿婆好看，但说不出口。寨子里的男孩子都不太会说话，他们只会干活、爬山、沉默。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失眠了。他躺在阿婆脚头，听着阿婆时断时续的呼吸声，想起了一件事——
　　 阿婆曾经跟他说过，灶房碗柜顶上，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阿婆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奇怪，像是在交代后事。
　　 他好奇地从床上爬起来，光脚走出竹楼，下了木梯，来到灶房，踩着凳子够到了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已锈迹斑斑。他打开一看，最上面放着一包东西。
　　 他用手电筒照了照。
　　 那是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装着的，袋口还用红色毛线扎着。他解开红线，里面装着一包灰白色粉末，上面印有“老鼠药”的字样。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没有字，只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又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
　　 他把那包东西放回去，把铁盒子重新放回碗柜顶上。
　　 他走出厨房，上了木梯，进了竹楼，回到床上。
　　 他闭着眼睛躺了一夜，却一夜没有睡着。
　　
　　 三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
　　 勒干天没亮就起了床，去山上砍柴。翁孔寨周围全是山，山上的杂木林子密密匝匝的，松树、杉树、青树、栎树，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竹林，混在一起长。他知道哪里的干柴最多——后山那片箐沟里，去年冬天寒霜压断了几棵老松树，松枝干透了，一掰就断，烧起来火旺，还带着松香味。
　　 他砍了一个小时的柴，捆成两捆，用背架背回家。背架是阿婆教他编的，两根木棍交叉，中间用藤条绑紧，背在身上比用绳子捆省力。
　　 回到家，他把柴码在灶房门口，去看了阿婆一眼。阿婆还在睡，呼吸很浅，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
　　 他煮了两碗面条，一碗端到阿婆床前，一碗自己吃了。阿婆没醒，他把面条放在床头的凳子上，盖了一个碗防灰。
　　 然后他坐在竹楼门口的木梯上，看着对面的山发呆。
　　 翁孔寨原来有四十多户人家，现在还剩十几户。不是死了，是搬走了。搬不走的，都是像他家这样的——老人、孩子，还有走不了的人。
　　 寨子里的小学原来有一百多个学生，现在只剩下十一个。三年级只有他一个人。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他讲完课，让他自己做题，然后去给一年级上课。
　　 老师姓排，是景颇人，五十多岁，民办教师转正的，在翁孔寨教了三十一年的书。排老师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景颇口音，把“飞机”念成“灰机”，把“吃饭”念成“七饭”。但他是寨子里唯一一个读过高中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不会离开的人。
　　 排老师曾经跟他说过：“勒干，你是这个班成绩最好的，也是整个学校成绩最好的。”
　　 整个学校十一个学生，他是成绩最好的。但他知道，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他去过乡上，乡中心小学的学生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个从原始森林里跑出来的野人。他穿着阿婆改的旧衣服，裤腿一长一短，书包是用化肥袋子缝的。他们用的文具盒是铁的，能弹出来的那种，他用的是一个装针剂的纸盒。
　　 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另外一件事。
　　
　　 四
　　 那包老鼠药，像一根刺，扎在勒干心里，隐隐的疼。
　　 他不知道为什么阿婆要藏一包老鼠药。是为了毒老鼠吗？翁孔寨家家户户都有老鼠，但阿婆从来不用老鼠药的呀。阿婆养了一只猫，那只麻猫后来老死了，她把它埋在菜园子里，还给它烧了纸钱。
　　 那包老鼠药，阿婆绝对不是为了毒老鼠。
　　 他想起了那个画在纸条上的圈。阿婆不识字，但她会画圈。在她的世界里，圈代表“完”——事情做完了，路走完了，人活完了。
　　 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开始注意阿婆的一举一动。
　　 阿婆最近精神好了一些，能坐起来了，甚至能拄着拐杖走到灶房。她看着勒干做饭，不说话，就站在门口看。有一次他炒菜的时候油溅出来，烫到了手背，他“嘶”了一声，阿婆走过来，把他的手拉过去看。
　　 “这么不小心你，都烫红了！”阿婆说，“快擦点清油！”
　　 “不怕的，阿婆，不消擦了。”他把手缩回去。
　　 阿婆没再说话，连忙转身回了屋。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小瓶菜籽油出来。
　　 阿婆拉过勒干的手，小心地用棉签蘸了油。她动作缓慢，手在微微颤抖，却稳稳地把清油涂在了勒干被烫红的手背上。
　　 “你小时候，”阿婆突然说，“你妈走了之后，你哭了三天三夜。不吃饭，不喝水，就是哭。我抱着你，在竹楼里走来走去，走了一天一夜，你才不哭了。”
　　 他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自己从来都不会哭。
　　 “后来你就没再哭过了，摔了不哭，病了不哭，被同学欺负了也不哭。”阿婆粗糙的手指爱怜地划过勒干的寸发。
　　 “我没有被欺负。”他说。
　　 阿婆看着他，没说话。那种目光他见过，寨子里其他老人看他都用这样的目光——带着心疼，带着无奈，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凉。那种目光，就像山里的雾气一样，湿漉漉地落在他身上。
　　 那天晚上，他又去看了那个铁盒子。
　　 老鼠药还在。
　　 他把它拿出来，放在口袋里。
　　
　　 五
　　 周一上学的时候，勒干先去找了排老师。
　　 “排老师。”他轻轻地喊。
　　 “勒干来啦，早啊。”排老师正在批改作业，抬起头来看他。
　　 “排老师。”他又怯怯地喊了一声。
　　 “勒干，你是有什么事吗？”排老师问。
　　 “排老师，我想问你一件事。”他的声音依旧很低很沉。
　　 “什么事？”排老师又问。
　　 “如果有人……不想活了，怎么办？”他怯怯地问。
　　 排老师的笔停在半空，墨水在作业本上洇开一个圆点，像阿婆画的圈。
　　 “你问这个做什么？”排老师不解。
　　 “我就是想问问。”他说。
　　 排老师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操场上，几个一年级的学生在追一只蝴蝶，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模模糊糊的。
　　 “勒干，”排老师说，“你跟老师说实话，是不是阿婆……”
　　 “没有，”他打断排老师，“我就是随便问问。”
　　 排老师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排老师不信，但排老师没有追问。排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小心翼翼地递给他。
　　 那是一本旧得发黄的《平凡的世界》，封面的四个角都磨损了。
　　 “这本书老师读了三遍”排老师说，“你现在可能还读不太懂，但可以先放着，等长大点再看，看完你就知道了。”
　　 他接过书，翻开第一页。他认不得的字很多，但他决定把书带回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查。
　　 那天晚上，寨子里又停电了，他在煤油灯下，翻开了书的第一页。他的字典是二年级时支教的李老师送给他的，封面已经没了，纸页已发黄，他用得越发小心翼翼，翻页的手指都是轻轻的。
　　 他查了每一个不认得的字，把拼音和意思都写在书页的空白处。
　　 他读到了孙少平，读到了那个穷得吃不起丙菜的少年，读到了他在工地上背石头、脊背被磨得血肉模糊的情节。
　　 他不知道为什么排老师要给他看这本书。孙少平再苦，他还有盼头，他还能走出双水村，还能去黄原城，还能当一个“公家人”。
　　 可是，他的盼头是什么？
　　
　　 六
　　 阿婆的身体突然好了起来。
　　 那是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阿婆自己起了床，穿上了那件黑色织锦的景颇族对襟短衣——那是她压箱底的衣服，只有过年或者是参加景颇族目瑙纵歌节时才穿。她把头发梳了梳，用一根黑皮筋扎在脑后，对着碎了半边的镜子照了照。
　　 “勒干，”她叫他，“今天陪阿婆去一趟山上。”
　　 “你身体还没好——”他说。
　　 “好了，”阿婆说，“我好得很。走，陪阿婆去看看你阿公。”
　　 阿公去世六年了，埋在寨子后面的山坡上。那座山坡上全是坟，高高低低的土包，有的有碑，有的没有。阿公的坟在最上面，能看到整个翁孔寨，还能看到国境线那边缅甸的山。
　　 他扶着阿婆，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阿婆走得很慢，每走十几步就要歇一下，但她不肯回头。
　　 到了坟前，阿婆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钱、三炷香，还有一小瓶竹筒米酒。她把香点燃，插在坟前的土里，把纸钱点燃，用树枝压住，不让风吹走。然后她把米酒倒在坟前，倒得很慢，酒液渗进黄土里，留下一片深色的印记。
　　 “你阿公喜欢酒，”阿婆说，“一天三顿都要喝，喝醉了就唱山歌。唱给山听，唱给云听，唱给我听。”
　　 阿婆在坟前坐了下来，拍了拍旁边的地，示意他也坐。
　　 “勒干，”阿婆说，“阿婆跟你讲个故事。”
　　 “阿婆，什么故事？”他问。
　　 “你爸小时候的事。”阿婆说。
　　 他从来不想听关于爸爸的事。但阿婆要讲，他就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