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雨从黑云里倾泻而下，闪着微光打湿我们的头脸。即便是这样，我们的行程却不改——去，去官田。
　　 去往官田，乡道崎岖狭窄，我们几次从大巴车上下来，换乘小巴车，必要时弃车步行。即便是这样，我们的行程还是不改。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官田值得去，我们不只是为了欣赏田野风光、感受淳朴民风，更是要以一颗恭敬虔诚的心，去朝拜，去祭奠——我们的先烈。
　　 官田的举洲村必须要去参观的。那是我们的开国将军彭嘉庆的故乡。
　　 我细细打量这个叫举洲的村庄。入村，迎接我们的是一方水塘。水塘蓄着一往情深倒映着绿树繁花与粉墙黛瓦。灰身子红掌的鸭子，摇摆着身子跳进水里。鸡妈妈领着鸡宝宝伸展着翅膀寻觅肥美的虫子。有农人挑河挖沟，弯腰播种。间或有狗叫鸡鸣，还有羊的“咩咩”……哦，好一幅美丽祥和的乡村图画。
　　 村口有两棵古樟，两人合围之粗。其中一棵树干中空，可以容一个成年人盘腿而坐。可它的枝干，密密匝匝，高低起伏，看似柔软实则坚硬地向四面自由地伸展，数不清深绿鹅黄的叶子在浅唱轻舞。我猛然觉醒：它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擎着生命的巨手。它是怎么受伤的？蚁蚀，还是雷劈？我不得而知。但我敢断定，当年人们路过时一定会摇头说“这棵树，怕难活了”。可它不肯弯折，更不肯死去。它拿出对抗命运的勇气，深扎土地，探求生存的养分，一年又一年，壮自己的干、发自己的枝、萌自己的叶，倔强地活出生命的精彩，活出生命的极致。这棵树啊，让我感动得几乎要落泪。又起风了，来雨了，湿湿的音符在叶儿上跳跃，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跟着升腾，化作了一棵树，扇动着如翅的羽叶，在这个充满生命的葱茏世界中欢快地起舞。
　　
　　 二
　　 绕过古树往左行是通往彭嘉庆将军的故居。
　　 当彭将军的故居出现在眼前时，我愣住了。在我想象中，彭将军的故居应该是，青砖灰瓦，马头墙，天井取光。可实际是土坯房，黄泥抹面，占地面积约五十平方米，火柴匣子的形状，门窗直对屋顶，伸手可触房梁。我不肯相信，这就是彭将军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不肯相信，这里曾是发展党员、培养革命骨干的地方。我更不肯相信，从这里开始，打通了井冈山与吉安、乃至全中国的联系。
　　 门前的简介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简介上写着：故居建于清代，南侧柴屋即是彭嘉庆出生的地方。大革命时期，兄长彭嘉蒙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山、周冕等“四·九”暴动组织者常来此商议工作。1928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初九），官田五里亭暴动爆发，史称“四·九”暴动。后遭国民党清剿，房屋被焚。彭嘉蒙于1930年被捕牺牲。2015年，这所百年老宅得以修缮。
　　 读完简介，我一时无语，我搞不懂是心酸，是悲凉还是荣耀？
　　 我怀着无比沉痛，无比敬仰的心情跨入房中。外屋摆着一张陈旧的木桌子，谈不上精致与讲究，大约当初刷过几次漆，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剥落的漆面。可以看到被磨损木纹的毛边。还可以看到不知是因为时间久远，还是地面潮湿，四条腿有着不同程度的腐烂，为了摆放平整，只好截断了一截，低到如同家里的凳子。
　　 展厅里的史料，将曾经革命的片段一一铺展：从史料与画面中，我得知彭将军在一九二六年，也就是在他十七岁那年开始参加革命。在“四·九”暴动中担负着通讯和运送武器的任务。参加游击战争中，担任吉安县西区独一团班长。紧接着参加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参加老营盘战斗，参加水口战斗，参加长征……长征路上，时任红五军团供给部政委的他，随红一方面军翻雪山，越草地，给战友们运送物资。最重要的是还要负责红军转移工作。在红军强渡金沙江时，为了拦截敌人，带领战士们连续作战九天九夜，直到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才撤离战场。在高台一战，身负重伤被俘。在狱中，他右眼失明，左眼感染，不管敌人如何严刑拷打，如何威逼利诱，他始终咬紧牙关，不漏半字，直到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在胶东抗日时，他率部在苏鲁大地反“扫荡”、打伏击，让侵略者闻风丧胆；解放战争中，他参与指挥新开岭战役，全歼敌军……
　　 这些文字与照片，没有刻意的渲染，只是淡淡诉说，却让我仿佛听到枪炮声，看见了枪林弹雨中他挺拔的身影，看见了在黑暗与绝境中他坚毅的目光。
　　 展示厅靠窗处，有一个小灶台。不到一米高，青砖搭建，黄泥白灰抹面。大约当初就是两个砖，三个土坯搭的灶。从简介看，得知当年革命同志常聚在这里商讨事宜，有时到半夜，冷了，在此取暖。饿了，就烤些红薯充饥。这里自然早已锅干火净了，可我还是揭了揭锅盖，在灶台边坐了坐。顿时，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感觉那些革命战士，那些先烈们没有走远，正围在一起说话聊天，分吃一个红薯。有阳光落下来，朵朵纯美，遍生暖意。
　　 走出故居，不过几分钟，那间土坯房和四条腿不齐的木桌又浮现在我眼前。那些重要的文件、那些改变历史的决议，就是从这间屋里、这张桌上起草而出的。
　　 我忽然明白：一个人的信念，与房子的大小、桌椅的贵贱毫无关系。脑子空乏，高楼也是空壳；胸膛有火，土坯房里也能点燃一个时代。
　　 我抬头望天，村口那棵中空的古树再次闯入视线。那一刻我忽然想——那棵树，会不会就是当年的炮弹所掀、烈火所焚？那些革命者的命运，与这“树生”何其相似：绝地求生，一心向上，一心向阳。他们给一切的生命以鼓舞，以榜样。
　　
　　 三
　　 我们沿着一条乡间水泥路继续前行。我记不清爬了多少坡，拐了多少弯，掠过多少葱郁的林木，在一个名为“沙坪岭”的山脚下，我们停住脚步。若不是山脚下立着一块墓碑，写着“沙坪红军烈士墓”几个字，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偏僻到近乎被世人遗忘的深山里，竟长眠着无数的红军战士。这里的墓葬，与沿途见过的那些坟墓截然不同。那些坟墓有规整的坟头、有墓室，有坟圈，有立碑。碑上刻着亡者姓名，生辰，刻着去世的日子，刻着子孙后代的名字，刻着对联，插着香烛鲜花，飘着纸钱，摆着祭品。满是人间的烟火与牵挂。可这里，除了那块孤零零的墓碑，再无其他标识。没有坟头，没有墓室，没名没姓没日子，只有一个个土包静卧在杂草丛中。我第一眼望向这片墓地时，误以为是一方方微微隆起的庄稼地。
　　 村里老人给我们介绍，这里所掩埋的尸骨全部是1931年至1934年在官田一带作战所牺牲的红军战士。有的是从安福打过来的，有的是从莲花打过来的，有的是从湖南茶陵一带打过来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仰头指向身后的青山，告诉我们，那座山曾经就是战场，许多同志倒在了那里，不少身负重伤，被送到设在村里的红军医院救治，由于伤势过重，很多没能挺过……我们静默地听着，没有一个人插话，没有一个人走动。风更猛了，雨更大了——那是天地垂泪，山河呜咽。老人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又象是在平复情绪。是的，他在平复情绪，因为他的眼眶早已发红。大概过去两分钟，老人接着说，那时战事紧急，牺牲的战士又太多，来不及一一安葬，更来不及为每一位烈士立碑刻名，只能匆匆将他们集中掩埋在此。听到这里，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与悲痛涌上了心头。我一时无语，只知道在内心反复发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躺在这里，隔着山海，隔着天地阴阳，孤独地诉说着永远的乡愁！他们当初象现在的我们一样，感受鲜活明丽的春天，孝敬父母，亲吻恋人，有稚子绕膝的欢乐。一切多么幸福安祥。可战争爆发了，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走出家门，奔赴前线。他们中，有的从未当过兵摸过枪，他们心里清楚得很，这一去，就是刀山火海，这一去，就是生死两茫茫。可他们还是去了。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心爱的家园，他们义无反顾，他们用肉体去拼杀，去抵挡罪恶的枪炮。他们的死亡，是伟大的，是辉煌的，是壮烈的。可是，再崇高的定义，谁也希望活着啊！
　　 我沿着墓地翠绿的松柏走着，好想为先烈做点什么。我环顾四周，花儿开得正艳，我想掐一把献给他们。可黑压压的墓葬群，连一条路也没有，我怕我的贸然行动惊扰了英魂，我更怕“踩痛”他们。我转念一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好好活着，认真活着，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说到“路”，我想起在彭嘉庆故居里看到的一段记录。那是1929年1月，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写的：“我是1月13号从井冈山动身至永新北乡，再秘密（晚上走）去吉安到梅花，由梅花到吉安县城，从吉安转到南昌，由南昌到此间，路上走了20多天。这条路很好走,没有什么危险……”
　　 想到这里，我鼻子一酸。他说的“很好走”，其实是秘密夜行、辗转二十多天。但今天，我想骄傲地告诉你们——因为你们的战斗，因为你们的拼搏，今天的官田，早已不是当年的官田了。柏油路通到每个村庄，公共汽车来往穿梭，去北京去上海，可坐高铁，乘飞机，半个上午就到了。家家住上了楼房，户户通了电，通了自来水，每人有电话。粮食年产过万吨，远销浙江、广东。先烈们，你们安息吧。这条路，现在真的“很好走”了。人们都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
　　 回来两日，我又想起官田了——想彭将军的故乡，想那些年轻的生命。我下次还去，带上我的朋友和我的孩子。我们不能遗忘官田，也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