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十年代末，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修建公路、兴修水利、改造山地修建梯田，生产队里常常要抽调一部分人外出务工，各项工程都需要大量民工。每个大队外出务工的人数、每天固定的口粮标准，都有明确规定。生产队长见我干活实在，从不懂偷懒，便把我派去出工。那年我才18岁，个头虽然不算矮，身子却有些瘦弱，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他却不敢违抗命令，只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做人做事总觉得矮人一等。
　　 临行之际，父亲特意给我写下几句叮嘱的话，纸条的原件早已丢失，可我至今仍铭记于心：第一，好好劳动，好好学习中医针灸知识；第二，团结同志，爱护公物；第三，少说话多干活，少动口、多动手；第四，对别人有利的事多做，有利的话多说，对别人、对自己都不利的事，绝对不可以做，不利的话也绝对不能说；第五，注意安全，保重身体。这五条叮嘱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难上加难，父亲的拳拳爱子之心，全都凝聚在这短短几行字里。如今想来满是痛心，这几句临行叮咛，竟成了我们父子俩的永别之语。
　　 当时国防公路的修建方案是：先平整路基并压实，再从十里开外的石碴山推来小石子，均匀铺设三十公分厚，接着再次压实，最后覆土碾压完工。我们的工作任务，是两人搭档推一辆独轮车运石子，倒掉石子后再返回推下一趟，一天下来要往返七个来回。且不说路况好坏，单算路程，两条腿每天要走一百多华里。上坡的时候，前面拉车的人把绳索拽得如同紧绷的弓弦；下坡路段，短短两百余米，坡差竟有二十多米，这时候拉车的人在后方，推车的人在前方，一人拼尽全力倒拉着车子，一人握紧车把把控车闸。几百辆独轮车一同下坡时，刹车声响彻云霄，也算是当时一道特殊的阵势。
　　 日常伙食就是地瓜面窝头、玉米饼子，偶尔改善生活，也只是几片肥肉配点青菜，能吃上白面馒头，简直就像吃上了顶级的美食。每天收工后，双腿又胀又酸，疼痛难忍，脚底板布满了血泡，旧泡天天被磨破，新泡又天天长出来。即便日子又苦又累，可也正是那段艰苦的生活，练就了我强壮的体魄，时至今日，我依旧万分感谢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公路还没修建完工，家里突然寄来信件，让我立刻回家，信中只说父亲病重，让我急速赶回。那天中午刚开饭，送信的人似乎早已知道家里的真实情况，却一直瞒着我，再三劝我吃完饭再动身。或许是父子之间血脉相连，我心里总觉得事情不对劲，丝毫没有胃口，草草吃了几口便坐车往家赶。
　　 刚到大汶口车站，在医院工作的堂兄早已在那里等我，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往回赶。一路上，堂兄一边蹬着自行车，一边用委婉的语气，慢慢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父亲已经离世，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他是给人看完病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掉入桥下，自行车车把插入腹腔，引发胃穿孔，在泰安医院抢救无效，最终没能留住性命。听闻噩耗，我瞬间泪如泉涌，心口像被刀割一般剧痛难忍。
　　
　　 二
　　 我默默无语，堂兄边走边回头劝慰我想开些。我虽刚满十八岁，可早已历经人间苦痛磨难，竟无师自通地说道：“人死不能复生，父亲死得值得，他是为人看病去世的，我能像他这般死法，这辈子也值了。”堂兄一路泪痕不干，一路唏嘘不已。到家时已是下午四点左右，父亲被停放在大哥家院子正中央，一具薄皮棺材，父亲安详地躺在里面，面色如生，只是眉宇间带着坦荡，又似有未了的心愿与遗憾。是天地有负于父亲吗？他身后还有未成家、未成年的子女，尚未立业的儿子，他遗憾不能再领着孩子们走一程。人死如灯灭，唯有生者悲痛不已。
　　 大哥见我回来，一把抱住我大声痛哭，他说自己没有照顾好父亲，愧对我们兄弟姊妹，更对不起我。此情此景，如今忆起依旧肝肠寸断，心中紧缩。那时我头脑却格外清醒，知道大势已去，哭闹毫无意义，大哥也着实不容易，我又脱口而出一句无师自通的话：“不怪你，大哥，只怪父亲命该如此。”
　　 事后大哥跟别人谈起父亲的丧事，总说：“我万万没想到弟弟竟如此通情达理，说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话，我从心底感激他。他若是大闹一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他是最离不开父亲的人啊。”想来确实如此，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少年丧父的锥心之痛，以及人世间彼时的万般艰辛。
　　 母亲在里屋哭声低闷，那声音如同从心底滴血一般。我跟父亲的遗体告别后，走到母亲身边，她一把将我拉进怀里，嚎啕大哭，语句错乱，全是极致的悲伤所致。大娘手里的手绢始终没干，泪眼望着我，只念叨：“他闯荡了一辈子，福没享过，遭罪受苦也就罢了，竟然走得这么匆忙。”
　　 十八岁的我，找不到任何话语劝慰母亲和大娘。三个妹妹一字排开，呆立在床前。这一刻，我顿觉脊背上一阵阴冷，从心底涌上丧父的彻骨悲凉，一副无形的担子，重重压在了我的肩上。母亲身体不好，妹妹们要吃饭、要上学，纷乱的思绪填满了我的脑海，心里只剩下一个字：挺。挺住，是我唯一的选择。
　　 父亲走后，母亲没了依靠，所有的一切只能由我来承担。可心里千般滋味，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把三个妹妹紧紧搂在怀里，无声的泪水不停涌出。
　　 丧事办得十分简朴。请父亲前去看病的那户病人家属，跪在父亲灵前，久久不肯起身。三村五乡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大家都十分穷苦，吊唁的礼品虽微薄，说出来的话却格外暖心。我们这才真切感受到，父亲一生的为人，以及他在乡亲们心中的分量。被父亲治好的病人来了，其中不少我们素不相识；邻居街坊也来了，很多人都是发自心底地痛哭哀悼。
　　
　　 三
　　 村里领导来了，慰藉之词、赞父亲之语不绝于口，还破例为父亲致了悼词。在当时动荡的时期，像父亲有历史问题的人，本是不配享受如此待遇的。送葬时，路边人满为患，抽泣声、惋惜声、感叹声充溢街巷。此时的我，只在心中默默祈祷：“爸！您听到了吗？您死得其所，您是为人民服务而死的，乡亲们不会忘记您的，您在天之灵安息吧。”
　　 安葬好父亲之后，母亲向我详细讲述了父亲的死因。我当时随生产队分工外出修路，父亲依旧不能正式上班看病。当初我们村正在修建学校，他必须听从指挥，白天到盖学校的工地上做小工。早晚午间，病人总是不断，有时一顿饭都要分两截吃。夜里有病人，再冷再累也非起床不可。母亲曾多次劝阻，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总劝他午间、夜晚别再出诊，可父亲总是以医德说服母亲。
　　 出事的前一天，夜晚出急诊没睡好，中午又抽空出诊。今日去高家庄，为那里患严重风湿的病人诊治；明日去董家庄，为那里半身不遂的病人看病。别说是年近花甲的父亲，就是年轻人，也经不起这般折腾劳累。出事那天，他趁中午休息时间，骑车又去了董家庄给半身不遂病人诊治。往返有六里路程，出诊后还要赶回来不误上工。在病人家匆忙吃完饭，返回途中需经过一座石桥。那桥拐弯处上坡，石板铺得不严实，四条石缝有五六公分宽，像老虎嘴一样裂开着。父亲眼神本就近视，再加上劳累过度，三晃两晃，从桥角骑车跌入了四米深的河底。河里并无水，只有几块大石头卧在河中央。自行车前轮栽在石头上，人根本控制不住车子，车把猛地捣进父亲的胸腹部，随后他又重重摔进干涸的河底。
　　 那条路行人稀少，直到下午三点，村里人才有人从桥上经过，这才发现父亲。此时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摇手，表示自己不行了。来人急忙去告知同父异母的大哥，又派人用担架将他抬到大汶口医院。镇医院医生见伤势严重，又转车去泰安抢救，这一来一往又耽误了近两个小时。到泰安时，父亲已昏迷不醒。经医院检查，是胃破裂，内出血太多，血压已经测不到了。大哥再三恳求，医院才做了开刀手术。谁料到刚开腹，父亲便停止了心跳和呼吸。
　　 事后，据主刀医生讲，父亲的身体保养得非常好，若不是遭此劫难，活到八十多岁不成问题，看他的肌肉组织、血管状态，就像三四十岁的壮年一般。父亲临终时，只有大哥在他身边。后来我问大哥：“爸难道就没留下什么遗言吗？”大哥说：“他昏迷时不停喊着你的名字，直到停止呼吸。”我泪水再次喷涌而出，心中明白了父亲不停喊我的意义——他到死都惦记着我，最放不下的还是我。生死一线，万般无奈，父亲虽已昏迷，可心里始终放不下我们
　　
　　 四
　　 母亲思念父亲时，总是数落他太固执，不爱惜自己，硬生生丢下我们孤儿寡母。自从父亲离世，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非常佩服母亲的顽强坚韧，一个过惯了都市生活的人，跟随父亲去大西北，又回到山东乡村，如今父亲突然离世，她擦干眼泪，拉扯着我们努力前行。母亲才四十多岁，头发就白了一半。她跟着当地农妇学习针线活，为了解决我们的穿衣问题，每年都去上海外婆家，外公、外婆在那段苦难日子里，没少接济我们。母亲过意不去，每次去上海，都会带几只鸡和山东土特产。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我竟然感觉他依然活着，清晨起床总想要喊爸爸，妹妹们也和我一样，好几次听见小妹进门就喊爸爸。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可夜晚母亲的抽泣声，又把我拉回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没有经历过丧父之痛的人，是绝不会体会到这种苦痛的。我只有努力学习针灸知识，牢记父亲对我的期盼。
　　 清闲时，伴着雨声，我拿出父亲生前的照片，开始给他老人家画像。我用铅笔和橡皮，花了三天时间，画出来的画像竟和照片无二，父亲仿佛又活在了纸上，这画像是我用全部心血绘成的。作画时，我不知哭过多少次，泪水打湿了好几张画纸。画好之后拿给母亲看，她看着画像连连称赞：“简直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之后我们找了精致的相框把画像镶好，恭恭敬敬地挂在客厅上方中央，只要进门，就能看到父亲那饱经风霜的眼神、微微皱起的眉心，这模样时时激励着我，也让我从父亲身上，渐渐汲取到生活的勇气和智慧。
　　 十八岁的我，俨然成了家里的大人，母亲和妹妹们都把我当作主心骨。我自己打土坯，和母亲、大哥一起操劳，盖起了三间东侧房，这三间土坯房，后来就成了我的婚房。
　　 父亲虽然离我而去，但他的精神、他的品德与为人处世之道，依然激励着我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