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郝家塬，村口有株枝繁叶茂的大梨树。它位于大场路西边。大场又和学校紧邻。每年春季梨花粉白粉白竞相绽放，秋季梨儿挂满枝头，硕果累累，成为村口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大梨树立在村口要道，无论做什么，必先经过大梨树。记忆中第一次去大场，是跟大姐、二姐一起去的。当时我年龄还小，具体多大，已经记不清了，大概三四岁吧！只记得穿的是开裆裤，是背袋的那种，胸前和脊背各交叉成十字，像两个巨型的叉叉，纽扣又在后腰，穿裤、脱裤必须依靠大人帮助才能完成，很是麻烦。所以在我好多篇散文中都写到小时候醒来吆喝、叫唤大人前来帮我穿衣服的情景，写的最多的人便是我婆和我大姐。
　　 所以熟识我的人看过文章后常戏谑地问道：“国强，你所写的每天早晨醒来不会穿衣服，叫唤着让大人来帮忙是真事吗？”
　　 “是真事，一点都不假，这些事是我对人生最初，最难忘的记忆。”
　　 说起大场，其实就是村里最大的碾麦场。在农村包产到户之前，也就是农业合作社时代，村称作大队，村民小组称作小队，村民又被称作社员。
　　 我们队有三个碾麦场，分别位于队北、队东，和队南，依次被称作北场、东场和南场。其中东场和南场边上各盖有仓库，社员们习惯称作保管室或场房。
　　 两个碾麦场和场房相比要数南场面积最大，大概二亩左右，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吧！场房也最大，所以队里人又习惯把南场称作大场，一直沿用至今。
　　 南场场房是仿照当时粮站仓库的规格和样式所建，共六大间，占地面积二百个平方米左右，墙体全部由青砖砌成，很宏伟，在丰塬大队八个生产队当中颇具知名度。
　　 场房内中的一半，用木板分隔成上下两层，有木制楼梯。楼上存放着农具，和革命样板戏的服装、道具、乐器等物品。白天，社员们在田地里挥汗如雨，辛勤劳作，晚饭后又会聚集在大场的场房内记工分，排演革命样板戏。
　　 当时排演的剧目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于无声处》等。所以大场场房又成了队里开会、办公、娱乐的场所，而场旁边的大梨树又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伴随着许多与之相关的画面、故事，促使我写下了以下这些文字。
　　 那天，吃过晌午饭，大姐告诉我队里在大场碾麦子，人可多了，可热闹了，要带我去。我听后很高兴，同时希望二姐也能一同前往。
　　 二姐答应了。就这样我们姐弟三人一字排开，手牵着手，我走在中间，大姐、二姐在两边向大场走去。到大场了，我看见场里摊了一大场的麦子，有好多戴着草帽的大人在场里忙乎着。有赶牲口的，有翻场的，有扫麦的，还有两个戴红袖章的，其中一个胸前挂着口哨指手画脚当指挥，另一个人手拿账本记账。
　　 二姐告诉我，胸前挂口哨的那个人是队长，管理着全队的所有人和事；记账的则是会计，管理着全队的所有粮食和财物，另外队里还有一个出纳，三个组长，两个管员，这些人统称干部，是不用干活。我好奇极了，于是问道：“不干活，那分粮食时给他们分吗？”
　　 二姐笑了笑说：“分呀，不但分而且比干活的还分得多，因为干部工分高。”
　　 这时大姐白了一眼二姐说：“别乱说了，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千万不能在外面说，否则让那些添尻子货听见，传队长耳朵就惹大麻烦了。”
　　 二姐吐了吐舌头不再言语。我茫然地看了看大姐和二姐，不明白什么叫添尻子货和惹麻烦。不明白就不明白吧！我也不愿意多想了，因为我有好多事情都想不明白，想也是白想的。同时，我很快被另一种新鲜事物所吸引，那就是赶牲口的队伍过来了。
　　 今天碾场的牲口都是牛，它们两个为一组，都戴看笼嘴，脖子上套着牛轭，被勒成一个褶皱的深壕，并排拉着一个碌碡‌，低着头吃力地前行着。赶牲口的人左手拉着牵牛的拉绳，同时还拿着一个长把灶滤‌，右手则拿着一个皮鞭。赶牲口的人共有七八个人，他们排着队依次从我身边走讨，嘴边还吆喝着“嘚——嘚——”如果那头牛快要拉屎了，赶牲口人便会把长把灶滤搭在牛屁股后，将所拉的屎接到灶滤，再让旁边干活的人倒掉。这时，我看到了赶牲口的队伍当中有五伯和六伯。他们也都看见了我，望着我乐呵呵地笑。
　　 二姐告诉我，赶牲口是把式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五伯和六伯是队里有名的把式匠，农活样样精通，赶马车都不在话下，碾场赶牲口更是小菜一碟。
　　 这时，我看到一个赶牲口的人嫌自己的牛走得慢，便举起皮鞭狠狠地抽在牛后背上。瞬间，皮鞭落起的牛后背便出现了一道白色的长印。挨过皮鞭的牛半张着嘴，喘着粗气，脚步明显加快了。
　　 这头挨过皮鞭的牛刚好从我身边经过。我看见那头牛流泪了，于是赶紧把此事告诉了大姐。
　　 大姐喃喃地说道：“牛虽然是牲口，可也是血肉之躯，它也疼呀！它一生都代人劳动，却常常遭人打，老了干不动了便会被人杀成肉吃了，可怜呀！”对于大姐说的这些话我听了个模棱两可。
　　 这时二姐说看碾场没意思，还不如去场边的大梨树下玩。于是，大姐和二姐牵着我的手来到了大梨树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梨树。大梨树枝繁叶茂，结的小梨已经成型。有几个大一点的男孩正站在树上摘梨吃。
　　 二姐对大姐说她也想吃梨，让大姐爬上树给她和我摘几个梨。大姐卷起袖子爬了几次树都没上去，惹得树上的那帮男孩哄堂大笑，嘲笑大姐没本事。二姐央求那几个男孩摘三个梨扔下来，可是被他们拒绝了，说有本事上树自己摘，没本事歇着去，接着又是一阵哈哈的嘲笑声。
　　 嘲笑声很快引起大场里一些社员们的注意，而且有开始对梨树上的孩子指指点点。这时有位年轻的社员走了过来，他是五伯的长子世兴哥，去年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社不久。
　　 世兴哥厉声训斥了树上那帮男孩，说梨还小未成熟现在摘都糟蹋了，等八九月份长大成熟再摘着吃为时不晚。受到训斥的那帮男孩一个个都灰溜溜溜下树，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我望着世兴哥结结巴巴说出了自己心愿，希望世兴哥能给我三人一人摘一个梨吃。世兴哥笑了，俯下身子抱起了我，左手搂着我的腰，抬起右手在树上摘了一个梨放在我怀里，接着又摘了两个，一个递给大姐，一个递给二姐。世兴哥把我轻轻落在地上，转身向大场走去，那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永志难忘。
　　 接下来，我便和大姐、二姐一起在大梨树下看蚂蚁搬家。这时刚溜走的几个男孩子又返回来了，他们提议和大姐、二姐一起玩捉迷藏。大姐同意了，我因为年龄太小只能坐在大梨树下当老倌，但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玩了一会捉迷藏，这时我听到了清脆的口哨声，接着传来队长的吆喝声：“收麦了！”大家纷纷停止了玩耍，不约而同向大场望去。大场里，麦子不知何时已经碾完，麦草也已上垛，代之而起的是瓷光瓷光的场面上，堆起好几堆像山丘一样的麦子。
　　 随着队长一声令下，妇女们撑口袋，男人们装麦，小伙子们扛口袋，分工有序，忙而不乱。不一会儿功夫，场里面便矗立起一个个近一人高的长口袋。口袋分棉线口袋和羊毛口袋，都是生产队在农闲时节组织有技术的社员们专门织的，一个口袋装三斗麦，扛起来很是方便。
　　 扛口袋的队伍中就有世兴哥，还有许多我能叫上名字的年轻小伙，他们的青春活力，极富朝气，就像一幅诗意的画卷一样，排着队扛着口袋，依次走进了保管室。看着瓷光瓷光的大场，孩子们兴奋极了，一下涌向了大场，在大场里疯呀，闹呀，你追我赶，嬉戏玩耍，玩得不亦乐乎。
　　 夕阳西下之时，大场里的麦子已收拾干净，农具也已全部收拾停当。
　　 “收工了——”
　　 随着一声清脆的口哨声响，接着传大声吆喝声。
　　 社员们闻声四散离去，我在大姐、二姐的牵引下跟随父母回到了家中。
　　 那晚，我睡得很香，而且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长大，长成世兴哥那么大的壮小伙，成了一名光荣勤劳的农业社社员，跟随好多社员一起在大场碾麦子。累了，就去大梨树下乘凉歇息。
　　 后来，我上学了，学校是五年制小学，就在大场南边的郝家塬。在学校里，我认识了自己的启蒙老师甄红英老师。
　　 甄老师是我们五里之外的下街队人，是我上三年级那年调到郝家塬小学的。她治学严谨，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必须讲普通话。
　　 她当时二十多岁，圆脸庞，大眼睛，梳着两条黝黑光洁的麻花辫，很像电视剧《霍元甲》中的那个赵倩男，又像一位温柔可亲的大姐姐。
　　 说起我们那个学校，虽然有五个年级，全校却只有七十多名学生，属典型的复式班，一、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五年级单独在一个教室。
　　 甄老师调来后担任我们一三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美术老师，同时还担任二、四年级的数学老师，而且主动请缨担任全校的音乐教学工作。
　　 复式班的教室是这样的，教室一分为二，一年级占一半，前排放个讲桌，挂张黑板，三年级占一半，前排放个讲桌，挂张黑板。
　　 上课铃响，甄老师夹着讲义走进了教室。三年级班长高喊：“起立！”一三年级同学齐喊“老师好！”甄老师迈上三年级讲台，微微点头。三年级班长高喊：“坐下！”所有同学齐刷刷坐下。甄老师打开讲义让三年级同学先预习课文，接着来到一年级讲台前，带领一年级同学读拼音，读了一会拼音，让一年级同学写拼音，又来到三年级讲台前，给三年级同学讲读课文。
　　 全校五个年级，三个教室，三名任课老师，承担着语、数、体、音、美的全部教学工作，每节课都排得满满的，工作、教学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在我的记忆深处，最难忘的莫过于甄老师给我教的那支脍炙人口的歌曲了，像《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与微笑》《红星照我去我斗》《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拥军花鼓》《歌唱祖国》《打靶归来》《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
　　 音乐课上的是大堂课，也就是全校五个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教室三间房，集中起七十多个学生，也是满满当当。音乐课一般都是在下午最后一节课完成，上课一般都在一、三年级教室，或二、四年级教室，其它班的同学需自带凳子前往。
　　 就是这样简陋的学习环境，我们依然感受到说不出的幸福和快乐。“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决定儿童节当天在学校操场举办一场文艺节目汇演，要求所有同学全部参加，届时邀请所有家长前来观看。
　　 听到此消息我们高兴极了，立马展开了精心准备。我们一、三年级共准备了三个节目，一个是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浆》，另一个是舞蹈《红星照我去战斗》，还有一个也是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校教学设施简陋，没有一件乐器，甄老便步行去五里外的丰塬中学借来了一台手风琴。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我们聚精会神，精心排练，不要求多好，但要求最好。
　　 快乐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穿戴一新，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早早地来到了学校，在操场上摆好凳子，等待着家长们到来就坐。
　　 家长们来了，文艺汇演开始了，第一个节目：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鲜艳的五星红旗校园上空冉冉升起，迎风飘曳时，我的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第二个节目便是我们一三年级的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最后一个节目又是我们一、三年级的舞蹈：《红星照我去找斗》。为增强节目的逼真性和艺术效果，甄老师为用红纸剪成一个个小五角星贴在我们额头。随着音乐响起，我们排着整齐的步伐走向舞台，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我们边唱边跳，引来台下家长们的一致好评和掌声。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其他场合听起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时，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想起甄老师，想起甄老师领导我们在学校表演节目的情形。
　　 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就是在我上四年级那年，甄老师却因病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的学生，离开了她最为热爱的讲台。
　　 那时候，每天上学、放学我都会从大场边的大梨树下经过，看着大梨树开花、结果；看到好多同龄的孩子爬上梨树摘梨，在梨树下玩耍；看到有妇女们常坐在树下纳鞋底，做针线活；看到五伯和六伯坐在树下叭嗒叭嗒着烟锅，拉着家常，面对着西去的夕阳一直到黄昏。
　　 往后的日子，好多年我都会从大场边的大梨树下经过，看着大梨树开花、结果；……看到五伯和六伯坐在树下叭嗒叭嗒着烟锅，拉着家常，面对着西去的夕阳一直到黄昏。直到——
　　 那一年，人民公社解体了，队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队改称村，社员改称村民。样板戏停演了，服装、道具廉价卖给了村民，大场也分割成众多小场，手扶拖拉机开始兴起，农业逐步迈入了半机械化。
　　 那一年，村上买回一台黄河牌二十一英寸黑白电视机。大场的保管室经过简单装修改成了电视室。
　　 每天晚上，电视室被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也就在那个电视室里我看完了《霍元甲》《陈真》《霍东阁》《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射雕英雄传》等经典剧目。
　　 村头大梨树上的花开了一年又一年，梨结了一茬又一茬。五年后我小学毕业成为一名中学生，与此同时电视机也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不知何时，村里的那台电视机坏了，电视室大门紧锁，往日热闹拥挤的场面一去不再复返。
　　 再后来，我高中毕业，离开了家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人逢中年，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三十年间，我踏遍千山万水，走过全国许多个城市，可是不论我身处何地，总是会想起家乡，想起村头的大梨树，想起和小伙伴们在大场嬉戏、玩耍的情景。
　　 承蒙有幸，就在去年，有位记者把家乡的大梨树制作成视频发在了麟游融媒上，一度受到众多网民的热议。
　　 今年清明时节，我回乡祭祖，回到了家乡。一下车，我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大场边，来到大梨树下。庆幸的是，恰逢大梨树开花时节，香气扑鼻，白嘟嘟的梨花开满枝头，惹人陶醉。
　　 我站在繁花簇簇的大梨树下，遥望远处层峦叠嶂的群山，回首身后的大场，众多与大梨树有关的往事一幕幕浮现于脑海。五伯、六伯已于多年前去世，大姐因生病把生命停留在三十四岁的年轮上，成为全家人挥之不去的伤痛。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逐步推进和普及，大场早已失去它碾麦场的作用，已被村里复垦。电视室也不知何时已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
　　 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当年和世兴哥一起在大场里扛口袋的青年小伙，此时已成古稀之年的老人。我的母校——郝家塬五年制小学早已于多年前停办，如今村里们的孩子都已去县城上学。
　　 为此，好多村民都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只有农忙时节才回来住几天。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四百多人口的大村子已没几个人了，好多人家都是屋在人空，大门紧锁。而当年和我在大梨树下一块玩耍的小伙伴，也已不知去向，只留下繁花簇簇的大梨树在村口伫立，在大场边迎风飘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