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委员的委屈
　　 算来，一辈子，我唯一担任过的职务只有一个：班里的劳动委员。仅仅一年，我就辞职不干了。
　　 也许是个性的原因，我不喜欢管别人，更不愿意随意批评别人。这一点，完全像母亲。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得自己想去做，得靠自觉。如果是不得已而为之，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工作效率就难以保证。被迫工作时间久了，他的人生就会因此不幸福、不如意。就如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可是我依然读书，抄写并学习经典诗文，顺便写写东西。有许多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太奇怪，写东西是不是很痛苦。在我看来，写东西不仅没有痛苦，反而给我带来许多欣喜，让我的生活充实，让我对许多人和一些事有了新的认识，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人生才没有虚度。
　　 初中二年级时，我们换了班主任——雷绪阁老师，她让我做劳动委员。
　　 刚听到老师的任命，我有点不情愿，但是又不敢直接拒绝，只好默默地接受。其实，我有点想做学习委员，每天收作业，送到老师办公室；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上课前，又到老师办公室把作业本拿回来，分发给同学。这样，如果我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老师就很方便。然而，事与愿违，只好先做劳动委员吧。
　　 那时，劳动委员的事情也不是很多，每天安排值日生，负责打扫教室卫生，擦黑板。值日的顺序也比较简单，按教室里的座位，每天两个人，一般是同桌。晚上放学前，今天的值日生告诉后面的两位同学，交接值日生工作。那个年代，教室座位很少变动，有时甚至一个学期都不会调整。
　　 假如班里的每一位同学都自觉，那么劳动委员还是很好做的，只是这种理想状态几乎不存在。班里的同学，大部分都比较自觉，即使偶尔有人忘记，提醒一下，他们还会感到不好意思。我最不喜欢的是，班里总有一些不是很自觉的人：上课时，偶尔发现黑板没有擦；第二天上午早读时，教室的卫生没有打扫；或者打扫过了，却打扫得马马虎虎，还有垃圾丢在地上。这时，我这个劳动委员就得查看是谁值日，督促他们做事。最可恶的，就是有个别同学，提醒之后还不高兴，慢吞吞的，甚至强词夺理，说出许多没有做好的借口，好像班里的劳动本来就不应该让他做。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很恼火，一边催促，一边帮他们做。真的碰到根本催不动的同学，只好我自己做。
　　 一次、两次、三次……我自己擦黑板，我自己打扫教室卫生。可是，我就是不想把这些同学的所作所为报告给老师。从内心深处，我讨厌那些动辄就告状的人，我自己当然不能去老师那里告状了。
　　 多干点活倒没有什么，可是班主任看见我这么做，从来都不说什么，似乎一切正常。时间久了，我感觉这个劳动委员做得有些累，也不开心。我想，劳动委员应该换一个厉害的人去做，也许那些偷懒的同学害怕他。我的这种个性，也许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为人和善，经常说她自己胆小怕事，无论做什么事，不愿也不敢得罪人。即使和别人发生矛盾，也不会吵架，经常忍气吞声，有一句话她常说：“我这人不厉害，要是厉害的话，和别人发生矛盾时吵架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也不会和别人吵架，偶尔和别人吵架，事后都气得要命。
　　 有时气不过，在头脑中设想着，如果下次发生类似的事情，就将那些不自觉的同学骂一顿，甚至连骂什么话都想好了。可是，真的碰到了，从前想好的那些话，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满心的委屈，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好自己默默地做事。时间久了，闷在心中的怨气也多了一些。这些怨气，又不知道对谁说，也不知道问题该怎么解决。
　　 所以，我做劳动委员，和同学倒是没有怎么吵架，只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跟我同桌吵了一架。
　　 跟同桌吵架，好像是为了打扫卫生。当时，教室里的地面是铺了青砖，按道理是没有多少尘土的。然而北方气候干旱，教室外面的空地、包括操场，都是积年的泥土地，人们在上面走过，有一些尘土飞起来，沾在鞋子上，飞到衣服上，甚至头发上。这些尘土，自然也会被带进教室。打扫教室前，最好先用盆子打一些水，洒在地面，打扫的时候尘土就不会到处飞扬。而我的同桌是李建林，西同堤人，一位长相斯文、体型瘦小的男生，个头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是想快一点扫完，不愿意洒水。我不同意，觉得那样太马虎，打扫完教室，自己吸尘土不说，桌子凳子上都是尘土。况且我已经打了半盆水，准备洒在地上。而我的同桌竟然怒目而视，双拳紧握，做出随时准备打人的样子。看到同桌这个样子，我生气了，却又不愿意和他争吵，就将端在手中的半盆水，一下子全泼在他的脚下，估计他的鞋子也湿水了。
　　 也许，这是他猝不及防的事情，他依然瞪着眼睛，咬牙切齿地看着我，紧握的双拳晃了晃，全身姿势没有变化，好像石化了，他始终没有说什么，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我呢，也生气地盯着他，看他是不是敢动手。就这样，僵持了三五秒，或许七八秒，我转身走开，将盆子放回原地，在座位上坐下来，拿起一本书，假装看书。其实，根本看不进去，脑子里满是刚才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但是又不愿意当场道歉认错。同桌呢，还是保持那个姿势，一言不发，站了一会儿，脸上显出悻悻的神情，慢慢地放松了拳头，一声不吭，也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将头转向另外一边。我想，他肯定还在生气呢。
　　 这位同桌没有把此事报告给老师。我呢，肯定不会给老师讲这件事。我认为，这事是我的问题多，我的处理方式太过分。在此后的日子里，照常上课学习，照常一起打扫卫生，只是不说话，教室里的卫生，一人扫一半，而且再也没有发生过矛盾。现在回过头想这件事，我的这位初中同桌，还算是脾气比较好的同学，倒不是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人。
　　
　　 ◎“发票”之事
　　 做劳动委员，那时不用布置教室，也不用出黑板报，但是教室的窗户纸得更换。
　　 那个年代，北方农村的房子基本上是砖木结构，窗子也是老式的木格子窗，用白纸或报纸糊上。这种纸糊的窗户，因为风吹日晒，纸张很容易老化、破碎。过上一年半年，旧窗户纸就得扯下来，用小刀将窗格子上的旧痕迹刮干净，然后糊上新纸。学校窗户的木格子，比一般家庭窗户的木格子要大一些，糊窗子也比在家里要快许多。
　　 班里窗户的纸张需要换新的，我就去村子里的供销社买了几张白纸，一张普通的白纸三分钱，总共就两毛多。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我用油勺在灶火上烧了一点糨糊，拿到学校，一个人费力地将教室的窗户纸换了新的。
　　 糨糊就算了，耗掉一点点白面粉而已，可是买白纸花掉的钱怎么办？那时，家里特别缺钱，别说两毛钱，就是两分钱，也可以买一盒火柴，母亲都要精打细算的。买白纸的钱我是问母亲要的，事后得把钱还给母亲。我原先以为，老师看见窗户纸换了新的，会主动问我花了多少钱，然后把花掉的钱交给我。
　　 可是，过了差不多十来天了，老师压根没有提起这件事，好像真的没有看见我换窗户纸的事情。我开始焦躁不安，不知道怎么办，又不敢直接开口问老师要钱。那时年龄太小，又不敢问别人讨个主意。不仅白天心里想着这事，就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那两毛钱怎么办？
　　 好在时间不长，我就灵机一动，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生产队，父亲曾经做过队长。如果生产队要买什么东西，买的时候让供销社的人写个购买证明，生产队才可以报销。对，去找供销社的叔叔，开个买白纸的证明。
　　 于是，在一个晚上，供销社开门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到供销社，看到没有人买东西的空档，请求供销社卖东西的叔叔，帮我开了一个买白纸的证明。那位叔叔很痛快，二话没说，低头就写。拿到那张作为凭证的“发票”，我很高兴，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好，装在衣服口袋里。
　　 第二天到学校，我立即去班主任的办公室，将“发票”交给班主任。班主任拿过去一看，笑眯眯的，点头对我说“好！”然后就从办公室的抽屉里数出相应的钱数交给我。这一次，我也不客气地拿过钱，装进口袋。老师呢，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装好钱，再也没有说什么。我能感觉到，老师很高兴。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我的成长，老师也跟着高兴？
　　 就这样，做了一年后的劳动委员，我真不想做了。接下来是初三，要备考，回家还要干家务活，周末还得下地干农活。我去找班主任，说我不想做劳动委员了。起初我还担心老师不高兴，或者不答应。谁知这一次，老师倒是很痛快，微笑着说：“行！你好好学习吧！”
　　 此后，劳动委员就换别人做了，我感觉轻松了不少。
　　 工作之后，我也从事教学工作，回首往事，渐渐地意识到当初班主任对我的宽容和偏爱。她想让我多做一些事情，又担心做事压力太大。对于我的想法，老师真的很在乎，尽量满足。能遇到这样的良师，是我人生的幸运！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