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上有着风，携带着那带着煤灰的气息。我不自觉地抬手去遮挡眼睛。母亲立刻就察觉到了，从随身所带的布袋当中掏出了一条洗得都已经发白了的蓝手帕，然后递了过来。我没有去接过，说自己有纸巾。她停顿了一下，把手帕重新叠好了，又塞回到布袋的侧兜里面。侧兜的拉链坏了半截，她拉了两下没有拉上，就那样敞着个口。
　　 这乃是县城里的老火车站。候车室的绿漆仅仅刷了个半截。顶上的吊扇缓缓地转动着，却吹不散八月里那股闷热劲儿。母亲偏就一定要来送我。我说我都二十好几，去省城也就四个小时的车程罢了，不用送。她没吭声。第二天一大早，她已经换好了出门要穿的衣裳。那是一件藏青底色带碎花的短袖衫，领口都磨得起毛边，可倒是熨得挺平整。我认得那件衣裳，是我上大学那时候她特意去集上扯布做的，说是出门的时候穿的，平常都舍不得穿。
　　 我们抵达得实在是太早。距离检票还大概有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并排坐在候车室那张已经褪了漆的木长椅之上。母亲把布袋放置在自己的腿上，两只手交叉叠放着按着袋口，仿佛生怕袋里的东西会自己跑掉似的。那双手我太熟悉，骨节粗大，指腹有着细密的裂纹。早些年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母亲一个人料理三亩水田，农闲的时候还去到镇上爆竹厂卷炮筒，就只是为了多挣点钱来给我交学杂费。爆竹厂里的硫磺把她的手指头烧得一层皮接着一层皮地掉，新长出来的皮肉很嫩，一见到风就疼，她就用胶布一道一道地缠起来。之后厂子关闭了，她的手再也没有养好，一到冬天就裂口子，还渗出血珠子。
　　 她没有发出声响，隔了一会儿就转过脑袋看一眼检票口上方的电子屏，仿佛是在确认那趟车子还存不存在。随后目光又回到我的身上，从上到下把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嘴唇动了动，最终话都没有说出口。这样的沉默情况让我有那么一点不自在，于是就找个话题说问问她中午打算吃些。
　　 她在讲话的时候，呈现出十分轻松的状态。就比如提及回去下面条便可以了。
　　 我知道那碗面有着如何的意味。一碗清汤的挂面，舀上一勺猪油，再撒上那么几粒葱花，那便是她独自在家吃的午饭。父亲老是不在家，弟弟在南方打工，大院子里就只有她一个人进进出出。她从不在吃穿上面多花钱财，可在我要走的前一天，去集市上称了二斤排骨，红烧得满满一搪瓷盆，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自己只挑里头炖烂的蒜瓣吃。
　　 电子屏幕之上总算是出现了开始检票这样的字样。母亲当即就站了起来，那动作快得都不像是一个常年腰就疼的人。她把那个布袋朝着我怀里一塞说道：“给你煮的鸡蛋，还有那么几个苹果，你从小就爱上火，记着得吃”。
　　 我接过那一个布袋，感觉它沉甸甸的。鸡蛋是用八角花椒水煮过的，隔着布袋都能够闻到那咸香的味道。苹果是她一个一个精心挑选的，表皮光滑而且还红润，没有一点儿磕碰。她总是说我在外头不舍得买好的东西，把家里能够带的都往我这儿塞。有那么一年寒假结束返校的时候，她甚至于往我箱子里面塞了一瓶她自己腌的萝卜条，那玻璃瓶用塑料袋裹了又裹，之后塞在我的换洗衣服中间。到了学校打开箱子，衣裳全都有腌萝卜的味道，我那时候还挺生气的，打电话回去抱怨了几句。她在电话那头尴尬地笑，说下一回不塞了。可下回还是塞，只不过裹得更加仔细了。
　　 我们跟伴随人群朝着检票口挪动。她在我身后走着，步伐小小的，布做的鞋底在水泥地上发出沙沙的轻轻声响。我忽然想起高中那三年，每到周日下午她也是这般送我去到镇上的汽车站。那时候道路还没有修筑好，从村子到镇上得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她就用那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我，在后座上绑着我的书包以及一周的干粮。遇到顶风的时候，她弓着脊背用力地蹬着车子，后颈满是汗水，碎头发被风吹得竖了起来，就好像冬天田埂上干枯的草一样。
　　 来到检票口之处，她已经无法再往前送我。我排到队伍里边，回头去看她。她站在铁栏杆的外面，双手紧紧握住栏杆的横梁，身子微微地向前倾着，就好似一棵被风儿吹得歪斜了的树。她的头发白了好多，过年时候染的黑色差不多都退掉，在发根那儿冒出一截截灰白的，仿佛落了霜的草茬子一般。她比前两年更加消瘦，原本合身的碎花短袖衫这会儿穿起来显得有点宽松，领口露出一小截锁骨，皮肤松松垮垮地耷拉着。
　　 队伍向前挪动了那么一下，她也相应地往旁边挪动了那么一回，从始至终将目光投注在我的身上。
　　 我突然间察觉到她真的已经老了。并非是那种一下子就老得特别明显的情况，而是就好像墙上的旧报纸似的，一天天地慢慢变得泛黄，等到你留意到的时候，已经旧得都不成个样子。她就站在那儿，在周围那喧闹的人声还有广播声之中，安安静静地望着我，她的目光就仿佛要把我整个人都装进眼眶给带走似的。
　　 此刻到了该检票的时候。我把车票递了过去，那检票机器便发出了嘀的这么一声响。当我通过闸机往前行进的时候，听到她在我身后叫了那么一下下。
　　 “到了打个电话！”
　　 我将脑袋转了过去，她和我之间被那如潮水般的人流给隔开了有两步远的距离。她正在那里踮起了脚尖朝着我这边瞧着。她穿着黑布鞋的双脚费劲地支撑起自身身体的重量，那脚踝都有点微微地发着抖。她轻轻地挥了一下手，那动作十分轻缓，仿佛是生怕会影响到旁人行走似的，又好似是害怕自己挥得太过用力，把某种情绪给挥得涌出来然后就收不回去了。
　　 “我知道了”，便应了一声，此时嗓子眼儿有那么一点儿发紧。
　　 穿过挂有检票口牌子的小门后，是一段向下的楼梯。当走到楼梯转角之处时，我稍稍停顿了一下。从旁边的玻璃窗朝着候车室方向看过去。她依然还在那里，没有离开。人群在她身旁不断地来来往往，她被人撞了一下肩膀，朝着旁边让了一让，随后又站好身形。两只手垂放在身体的两侧，没有扶持着任何东西，就那样直直地站着，微微地驼着背。
　　 她并没有看见我。她的目光仍旧朝着闸机那边寻觅着，大概是在找寻我最后那一点儿身影。她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神情，既不是难过，也不是高兴，就是那么一种安安静静、听天由命一般地等待着。仿佛是在等一个明明晓得会走远的人，又好似是在等一个明明晓得会回来的人。
　　 小的时候有那么一回，夏天的时候发了大水，村口的那座木桥被大水给冲垮掉。母亲背着我就趟着水往对岸的学校那边走。那水都已经齐到腰那么深。母亲让我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一步一步地在那浑黄的河水里摸索着前行。走到河心的时候，她滑了那么一下，整个人就往水里栽下去，可她硬是把我给托住了，自己还呛了好几口水。上岸之后她蹲在那泥地里咳嗽了好长好半天，站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湿掉。
　　 那时光景里，她的脊背乃是笔直的，走路时的步伐是稳稳重重的，搀扶着我的手也是很有力量的。
　　 站台之上广播悠悠响起，正催促着乘客们赶紧上车。我实在不敢再多看一眼，就怕再多瞅那么一眼，自己就会舍不得走，挪不动步。我赶忙转个身，加快着脚步朝着站台那边走去。手里头的布袋晃晃的，里头的鸡蛋壳相互磕碰着，发出那轻轻的碎裂声响。那声响是特别特别轻，可就好像一直响进我心里面去。
　　 火车启动的时候，我紧挨着车窗而坐，将布袋予以打开。最下方规规矩矩地码放着十几个鸡蛋，用两层食品袋套着，袋口紧紧地系着。鸡蛋是温热的，想必是她大清早就煮好了，一直放在布袋里捂着的。苹果已经清洗干净，擦拭得闪闪发亮，每一个都用卫生纸单独包了一圈。布袋的角落里还塞着两盒润喉片，她知道我讲课费嗓子，上回打电话听到我咳嗽了两声，就给记下来了。
　　 我把一个鸡蛋给剥开了，蛋白上面沾着碎茶叶末，这是她常常会有的做法。咬上那么一口，感觉咸香得很，特别入味。窗外的田野就那么飞快地往后退去，电线杆、杨树、稻田、鱼塘，一个接着一个地从眼前掠过，就好像在翻一本已经看熟了的旧书似的。我处在车厢里面，处在陌生人群之中，对着那袋鸡蛋，眼眶忽然间就热乎起来了。
　　 泪水朦胧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又看见她伫立在那道铁栏杆的后面。她抬起脚摆动着手，嘴巴张开着，好似想要说些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出来。风从廊道之中吹过来，吹拂着她灰白的头发，还有那一件空荡荡的碎花短袖衣衫。她就那样站着，不追赶，也不呼喊，就用一双满是老茧的手，将自己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之上。
　　 像一棵树，守着它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