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名，凡对三国史事略有所涉者，无人不知。在三国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我也曾是个响当当的角色。群雄逐鹿中原时，我是曹操前期事业中最庞大的一块绊脚石。彼时，无论从政治资源的丰沛，还是军事实力的强弱来看，曹操与我相较，都根本不成比例，可最终我竟败给曹操，如尘埃般被扫出历史舞台。后人将此概括为“袁绍定律”——“一个建议，若兼具远大与切实可行之特质，便必定不予采纳。”
　　 正因我的作为太过违背常理，有人将我视作一个大草包。唯有草包，才会将偌大一份政治基业，莫名其妙地输得一干二净。但我总觉得，历史虽是舞台，却绝非赌台。若连一个草包都能在三国大舞台上挑大梁、演主角，那这部《三国》历史剧，也未免太过浅易了——浅到根本不值得后人认真去研读！
　　 需费些力气深挖我之失败隐藏的内核。
　　 我的政治资源，先天便远胜于曹操。在东汉重门第的年代，家世背景几乎是事业成败的先决条件。曹操的家族背景，向来晦暗不明。他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连史家都难以厘清其底细。东汉末年宦官乱政，宦官的名声早已臭如粪土，这对曹操而言，是不堪承受的重负。
　　 而我却截然不同，袁氏家世显赫无比，“四世三公”的谱系，名动天下。我的祖父袁安，曾任东汉司徒——也就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祖父的次子袁敞，官至司空，为全国最高检察长；祖父的孙子袁汤，位至太尉，乃全国最高军事首长；袁汤的两个儿子袁逢、袁隗，也都位列三公。所谓“四世三公”，便是指自袁安以下，连续四代人都身居朝廷三公之位。如此一来，除皇族世系外，几乎无人能与我袁氏比肩。袁氏历经四世占据朝廷高位，掌控中央实权，网罗无数亲信，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关系网无远弗届。因此，我的号召力，绝非曹操所能望其项背。
　　 公元195年，汉献帝摆脱李傕、郭汜的控制，逃离长安。在前往洛阳的途中，行至曹阳，距离我的根据地已非常近。我的谋士沮授——依我之见，他的智商在三国所有谋士中，至少能排进前三——敏锐地察觉到，汉献帝的到来，将带来无比巨大的政治资源，于是当即向我进言：趁此千载难逢之机，速速前往迎接献帝。一旦皇帝落入我手，日后便可高举杏黄大旗号令天下，无人能与之争雄。此事刻不容缓，若不早做谋划，必定有人捷足先登。
　　 可我却嫌弃献帝是董卓所立，不合心意，执意不肯采纳。后来曹操抢先一步，将献帝挟持至许昌，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眼睁睁看着曹操借着这份政治资源，装扮成匡扶汉室的仁人义士，高举正义旗帜，吸引中原大批英才归附，迅速发展壮大，我这才懊悔不已，却为时已晚。我曾以许都地湿为由，胁迫曹操迁都鄄城——只因此地距我的势力范围更近。彼时曹操已对我心生不满，袁曹二人的嫌隙，自此正式埋下，最终公开交恶。
　　 我攻灭公孙瓒后不久，自恃已占据冀、青、并、幽四州广袤土地，相较于曹操的兖、徐、豫三州，优势极为明显。
　　 我调集十万兵士、一万匹战马投入战斗，而曹操仅能抽调一万兵力开赴前线。我有恃无恐地渡过黄河，决意一举歼灭曹操。公元200年，两军对峙于官渡。
　　 沮授向我献上极具远见的战略方案：我军数量虽远超曹营，却因连日征战未得休整，应与曹军持久对峙，不出数年，曹操必被拖垮，胜利终将归我所有。
　　 另一位高级谋士田丰，也向我提出了相应建议:凭借四州的土地资源与绝对优势的兵力，长期固守阵地，迫使曹操列阵对峙，逐渐消耗其实力。
　　 同时，可组建几支机动小分队，专挑曹营防区的薄弱地带，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曹操加固右路防区，我便袭击左路；他增援左路，我便突击右路，让他疲于奔命、晕头转向。其辖区百姓也会人心惶惶，无法安定生产，军民乱作一团、无日安宁。
　　 如此不出两年，曹操必因拖垮而崩溃。若舍弃这一稳操胜券的策略，妄图速战速决，便是极为有害的冒险，乃下下之策！
　　 可我当时深陷“优势在我”的迷思之中，一心只想一口吞掉曹操，力求速战速决，根本听不进沮授、田丰二人的精辟意见。我甚至觉得，以强对弱采取持久战略，简直荒谬至极。我因厌恶沮授的直言，怀疑他的忠诚，当即削弱其兵权，将监军权力一分为三；又因反感田丰的直谏，觉得有损我的尊严，竟以扰乱军心为由，将他打入大牢。
　　 在具体战术部署上，沮授也针对性地提出过诸多良策。可以说，只要我肯听进哪怕只言片语，官渡之战也绝不会败得如此惨烈。
　　 公元200年，我兵进黎阳，以黎阳为大本营，派大将颜良率领先头部队攻打白马。沮授及时提醒我：颜良心胸狭隘、性情急躁，处事不够沉稳，虽是袁营少有的猛将，却只是冲锋陷阵的良将，绝非独当一面的帅才。因此，他反对将此重任交给颜良，可我并未听从。结果白马一战，颜良果然轻率行事，被关羽斩于马下，大挫袁军锐气。
　　 两军对峙，军需后勤，尤其是粮草，至关重要，甚至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沮授对曹操极为了解，深知他是偷袭粮草的行家，便一再提醒我派重兵严加防范，切勿大意。他尤其不放心由淳于琼守卫乌巢粮草——了解淳于琼嗜酒如命，极易误事，建议我另派将军蒋奇率部侧面护卫，以求万无一失。可我迷信自己兵多将广，觉得官渡前线长达百余里的防线，已将曹操万余兵力牢牢牵制，他根本无力分兵机动。我派去守卫乌巢的淳于琼，麾下就有一万甲士，曹操若敢冒险劫粮，只会被淳于琼打得屁滚尿流。在我看来，沮授太过神经质，所言往往言过其实。如此心态下，我自然不会理会沮授的忠告。
　　 我军内部派系倾轧，另一位高级谋士许攸因贪污事发，妻儿被审配收捕。许攸多方营救无果，心怀怨恨，趁此时机叛投曹操。这一突发事件，给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许攸非同常人，他与我交情深厚，早在反董卓时期，便一直辅佐我创业打天下。这样的老部下突然叛逃，负面影响堪称致命。他足智多谋，深得我信赖，掌握着袁营大量军事机密。
　　 军事博弈的核心，本就是“秘密”二字。一旦机密泄露，袁营便危在旦夕。所以曹操听说许攸来投，竟兴奋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便急忙出门迎接。许攸将掌握的机密和盘托出，尤其告知了乌巢粮草的位置、守将与守备详情，建议曹操前去袭击。曹操当即决断，亲自率领步骑五千，装扮成袁军兵士，连夜直奔乌巢，对淳于琼发动突然袭击。
　　 正如沮授所料，嗜酒的淳于琼当时正醉卧不醒，还没反应过来，曹兵便如猛兽般杀入营中。淳于琼被曹操大将乐进手起刀落，斩下首级；曹兵还割下他的鼻子、耳朵扬威。袁军士兵见状，纷纷逃窜。乌巢的所有粮草，被曹操一把烧了个精光！
　　 曹操偷袭乌巢的消息，很快传到我耳中。可我没有派大将火速驰援，反而固执地认为，淳于琼兵力远胜曹操，乌巢必定安然无恙。而曹操亲自带兵前往乌巢，曹营大营必然空虚，这反倒给我提供了进攻良机。于是，我当即命令张郃、高览率军前去偷袭曹营。
　　 张郃却对我进言：曹操绝非轻举妄动之徒，他敢亲自攻打乌巢，必定对大营做了严密部署。若大营有失，他将断了后路，反被我军前后夹击。如今当务之急，是全力支援乌巢，而非偷袭曹营。可我依旧听不进相反意见，张郃不敢违抗军令，只得硬着头皮与高览率军出发。行至半途，乌巢惨败的消息传来：淳于琼被杀，粮草被烧尽。张郃料定，此去偷袭必败无疑。以我刚愎的秉性，必定会将罪责全推到他身上，他难逃杀身之祸。况且，乌巢粮草一失，袁军即刻陷入困境，前途渺茫，不如及早脱身。于是，他与高览商议后，毅然投奔了曹操。
　　 细数以上史实，便足以看清：正是因我顽固地拒绝所有有利的建议，一意孤行，才导致官渡之战以绝对优势惨败于曹操。最终，十万大军仅剩八百余骑，随我狼狈逃回河北。
　　 我并非一直“草包”如斯。我虽出身“四世三公”的家族，但能在政治舞台上崛起，占据四州之地，成为中原最强大的诸侯，依靠的也是自身的才情与不寻常的努力。
　　 东汉时期，社会极重孝道与名节。我刚出生时，父亲便去世，我被过继给伯父袁成。母亲去世后，我按礼服丧三年；随后又为养父守丧三年——这本可依礼制免除。连续六年隐居在家，对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而言，绝非易事。但我极有耐心，沉得住气，深知此举的收获远大于付出。果然，我的这一行为，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时人皆赞我孝顺，一时声名远播、深得人望。
　　 以下几件事，足以证明我亦是个有非凡胆识与豪气的人。
　　 东汉时，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从未停歇。何进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便是其中典型。灵帝驾崩，继位的少帝年仅十四岁，由其生母何太后临朝主政，何太后任命兄长何进为大将军，掌控朝政。即便如此，以张让、段珪为首的宦官集团，势力依旧强盛，能与外戚抗衡，根本不将何进放在眼里，依旧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何进之所以奈何不得宦官，核心原因是宦官有何太后这一后盾——宦官曾有恩于何太后。何太后主政期间，对宦官百般优待，因此即便宦官罪大恶极，朝野上下切齿痛恨，也无法将其惩治。何进多次向妹妹进言，不除宦官便无法整顿朝纲，可何太后始终不予理会。
　　 最终，何铤而走险，打算引进外来势力——召董卓率军入京，以此胁迫何太后除掉宦官。可他处事不周，早已被宦官察觉，宦官们加紧策划反击。一时间，京城上空乌云密布，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当时，我极力鼓动何进：时机危在旦夕，先下手为强，后动手必遭祸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万万不可犹豫！可何进瞻前顾后，迟迟不敢先发制人，最终让宦官抢先一步。他们假借何太后名义，将何进骗至宫中谋害。何进被杀后，朝廷群龙无首，京城顿时大乱。宦官气焰冲天，趁机攫取军政大权。彼时局势，对宦官极为有利，若稍作拖延，待他们稳固权力，神州大地便将沦为“无毛”——宦官无须——的天下。
　　 当时，唯有我敢挺身而出。我以大无畏的气概，毅然率领部队冲进皇宫，大肆诛杀宦官，将罪恶的宦官势力连根铲除。此刻的我，谁能小觑其胆魄！
　　 何进已死，宦官也被诛灭，入京的西凉军董卓趁机掌控了朝廷军政大权。为了树立绝对威权，董卓要废黜少帝，另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帝。满朝百官无人认同，却因畏惧董卓的强暴与凶恶，无人敢发声反对。唯有我，敢当面公开表示反对。
　　 我认为，少帝虽年幼，却并无劣迹，废立乃国家头等大事，绝不可轻率行事。董卓闻言勃然大怒，厉声叱责：“小子，你竟敢违抗我的意志！莫要糊涂，当今天下事，还不是我说了算？你是嫌我的刀子不够锋利么！”我毫无惧色，应声答道：“你莫以为天下唯有你董卓是强者！”言罢，凛然横刀，长揖一声，大踏步转身离去。
　　 我逃离董卓，逃回河北老家，仅顶着渤海太守的头衔，所拥实力极为有限。若想谋求发展，必须夺取冀州。冀州是中原心脏，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可它却是韩馥的地盘，他经营多年，实力雄厚。若以武力争夺，必将付出巨大代价。那时的我，沉着冷静，能理性审时度势，也肯耐心听取不同意见。我采纳谋士逢纪的谋略，以外交与心理攻势相结合，巧妙地夺取了冀州这块“果实”。
　　 谋士逢纪早已看透韩馥的本性：目光短浅，生性怯懦，最怕横生祸端。于是他向我献策，趁着公孙瓒假借讨伐董卓之名，大举领兵侵入冀州、图谋吞并韩馥之时，我亦顺势调遣兵马向东推移，营造大兵压境之势，令韩馥心生惶恐，深感山雨欲来、危机四伏，日夜不得安宁。随后再遣能言善辩的说客前往游说。
　　 我当即应允，立刻派遣荀谌、高幹二人前往面见韩馥。
　　 荀谌对韩馥从容劝道：“公孙瓒手握冀、代二州劲旅，兵锋锐利，绝非你所能抵挡。袁本初乃当世豪杰，胸有大志，绝不会久居渤海一隅。倘若你二人拒不相容，公孙瓒与袁绍联手合围，冀州覆灭不过朝夕之间。公孙瓒为人阴狠狭隘，万万不可托付倚仗；而袁绍宽厚有德，名望冠绝天下，昔日也曾歃血为盟，素有旧交。为阁下长远计，不如主动让位，将冀州拱手交于袁绍。袁绍得冀州之后，凭其威望与实力，必能震慑公孙瓒，保冀州全境安稳无虞。他感念你的相让之恩，定会以礼相待、敬若上宾。你既能保全身家性命与富贵荣华，更能落下主动让贤的千古美名，载入史册，流芳后世，岂非两全之策？”
　　 一番婉转游说，字字句句戳中韩馥的软肋。他执意排除众议，将偌大一座冀州，毫无条件、未经一战便拱手相送。纵观三国乱世，不靠刀兵厮杀，不费寸尺兵甲，便能轻易拿下一方大州，这般事例，古今罕见。
　　 也正因我早年有这般远见、胆识与手腕，方能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坐稳北方诸侯之首，登上三国前期的历史大舞台，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霸主。
　　 可纵使我早年光芒万丈，一身雄才与风骨，也终究掩盖不了后期的昏聩与偏执。官渡一役惨败，世人皆言我昏庸短视、见识浅薄，近乎庸碌草包。
　　 身居高位，无休止的焦虑，会慢慢扭曲心智，磨灭理智，让人变得偏执、多疑、独断。
　　 我坐拥四州之地，实力冠绝天下之后，这份权力焦虑便愈发浓烈。我深知曹操野心勃勃、奸狡难测，绝不会长久屈居人下，你我二人早晚必有一战，决出雌雄。
　　 手握绝对优势的我，被权势的傲慢蒙蔽双眼，眼中只看得见自身的强盛，却看不清时局的隐患。我满心以为，凭借数万精兵、千里疆土，只需一战便可踏平中原，铲除曹操这心腹大患，一统北方，问鼎天下。
　　 过度的自负与权力的焦虑，彻底夺走了我的冷静与理智。沮授、田丰苦心谋划的长久之计、万全之策，在我眼中，皆是畏缩怯懦、庸人自扰。我急于速战速决，急于扫清障碍，急于成就霸业，听不进半句逆耳忠言，容不下一丝不同之声。
　　 猜忌之心日渐深重，我疑心谋士结党，疑心部下有异心，疑心旁人觊觎我的权位。故而疏远忠良，打压直臣，拆分兵权，囚禁贤臣，亲手折断了自家的肱骨栋梁，一步步将袁氏基业推向深渊。
　　 世人皆骂我袁绍昏庸，败于官渡，是我天性愚劣、目光短浅。可放眼乱世，被权力异化的人，从来不止我一个。
　　 那横扫北方、智计无双的曹操，难道不是如此？官渡之战，他沉着冷静、善用人才、虚心纳谏，尽显雄主之才。可一统北方之后，权势加身，同样滋生傲慢与自负。赤壁一战，大势在手，江东一隅早已不被他放在眼中。他无视兵马劳顿、水土不服，无视江东水师之强，不听谋臣审慎劝谏，贸然挥师南下，最终以绝对优势惨败周瑜之手，数十万大军付之一炬，错失一统天下的良机，与我官渡之败，何其相似。
　　 再看那半生隐忍、礼贤下士的刘备。早年颠沛流离，折节下士，三顾茅庐，敬诸葛亮如师长，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是世人公认的仁德英雄。可待到夺取益州，三分天下有其一，权势鼎盛之后，也终究被权欲与执念蒙蔽。不顾群臣苦谏，一意孤行举国伐吴，意气用事，最终夷陵一场大火，烧尽半生积攒的兵马基业，惨败于后生陆逊之手，郁郁而终。
　　 无数英雄豪杰，皆是始于奋斗，终于权势。我非天生的草包，只是一个被权力慢慢腐蚀、被欲望逐步异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