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于天明的交情，掰着手指头算，都快过去四十年了，想想都觉得快。
　　 他可不是一般人，文革之前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实打实的高材生。那时候国家安排，直接从北京把他派到了河南平顶山。那会儿的平顶山，哪是现在的地级市啊，就是刚起步的煤矿区，正忙着要从矿区改成市，市里的书记、市长，全都是从部队上派下来的干部。他呢，年纪轻轻，就当了书记和市长的双料秘书，市里但凡涉及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文件，大半都是他亲手起草的，肚子里有真学问，能力特别出众。
　　 后来文革来了，世道乱了，当初的书记、市长全都被造反派打倒，他因为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死活不肯屈从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不肯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也被牵连，直接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三年半。
　　 也就是在监狱里，他遇上了那个含冤的红色间谍，听人家讲了亲身经历，知道了太多不为人知的过往。等出狱之后，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把这段真实的历史写出来，给这位红色间谍正名。
　　 之后的日子，他放下手里的事，全国各地到处跑，专门去红色间谍当年走过的地方实地走访、搜集资料，一点点核实细节，熬了无数个日夜，终于写出了《红色间谍》这本书。刚开始拿到省里，人家觉得内容敏感，发表起来难度大，不怎么看好。他不甘心，直接去了北京，找到国家出版局，相关人员看完书稿，特别认可，说这本书还原了历史真相，能纠正当年那些错误的定论，格外重视。
　　 后来这本书，直接翻译成了六个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他一下子就成了河南文学界很特别的人物，名气也起来了，之后就顺理成章，当上了平顶山市作家协会主席。
　　 我跟他打交道，还是他刚出狱那会儿。那时候他还没什么名气，也没坐上作协主席的位置，自己开了个小小的科技公司，就一间办公室，寥寥几个工作人员。他心里惦记着老家焦作的乡亲，想帮着老家发展花边绣花产业，就找到了当时在外贸局工作的我。我一听是帮老家老百姓办实事，二话没说就全力支持，帮他办学习班，跑相关的业务，一步步把这事张罗起来。那时候他就一边打理着小公司，一边抽空走访、写稿子，眼里始终有股不服输的韧劲。
　　 再后来，我离开河南，来到江南生活，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跟他断了联系，一晃就是四十年。这几年我退休了，开始拿起笔写文章，写了不少关于平顶山的往事，想着能得到老家文友的支持，就上网搜了平顶山市作家协会的信息，这才知道，当年的老友，已经成了作协主席。
　　 我试着联系他，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了，聊起当年的事，一点生疏感都没有，四十年的时光隔阂，一下子就淡了。
　　 现在他没事就给我发微信，把自己刚写好的短文、随手写的文字片段发给我，有时候就短短几句话，有时候是一段新的写作想法。我心里清楚，他这是把我当成了真心的文友，是能读懂他文字的人，心里看重我，才会愿意跟我分享这些。
　　 我们俩都年过古稀，他在河南，我在江南，隔着千里远，靠着文字重新续上当年的交情，成了忘年交。这辈子兜兜转转，年轻时因工作相识，晚年又在文学路上相逢，这份情谊，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