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遭遇堵车，只好从小学门前那条街绕过去，看到门口西边的剃头棚儿还在，但已经破败不堪。屋顶的瓦已经滑落大半，门窗上没有玻璃，望见里边黑洞洞的，徒有四壁，门前用白灰涂出半张报纸大小的白底，隐约仍见红漆写成的繁体“理发”二字。
　　 小时候，我们把理发称为剃头，剃头的地方叫“剃头棚儿”。无论是四根木棍扯起一块帆布，还是用秫秸圈起的简易小屋，包括相对宽敞的砖瓦房，名称后边加一个儿化音，倍感亲切。
　　 从拥有记忆开始，每当头上杂草丛生，父母就把我带到仍属大队（村）集体的剃头棚儿，本家大哥和一位姓国的大叔在这里是常年搭档。每次来的时候，总看见他们乐呵呵地忙碌着。两个硕大的理发座椅是家里没有的高级家具，圆形的底座显得非常稳重，高高的靠背可以放下来方便大人刮脸。小孩们坐在椅子里非常矮，他们就把一块木板搭在扶手上让我们坐上去。那时的我们对剃头师傅充满恐惧，哭闹甚至胡乱踢腾，他们总是和我们开玩笑分散注意力，然后娴熟地在我们脖子上掖好围裙，左手轻柔地按着我们的头，右手拿着理发工具开始工作。那时没有电动工具，只有现在早已消失的理发推子，两只手柄夹在虎口间一张一合，前面刀齿好像两只梳子叠在一起错动，收割我们的头发。有时夹了头发，不等我们咧嘴，他们小声说：“没事，没事”，小心地撤回推子，点上一滴油，有节奏的咯吱声继续小心前行，一会儿就完成一个小平头。再把头发边缘用软刷子刷上肥皂，感觉脖子上凉飕飕的，他们拿起剃刀，在墙上一条长条皮带（后来知道叫荡刀布）上“啪啪”来回磨几下，在我们头上细心游走，从鬓角到脖子，发际线修得见棱见角，夸一声：“嘿，这小伙！”
　　 后来集体经济解散，大哥不再专门依靠理发为生，但同住一条街的人们仍然去他家里剃头。因为是邻居，我每次去都不肯收钱，我有时扔下两毛钱撒腿就跑，他追回我家。去了几次，终于觉得不好意思占人便宜。国叔在学校门前搭了一间草棚专门理发，附近的人们就去那里。后来生意兴隆，在学校东侧盖了一间小房，理发用具更为齐全。
　　 国叔健谈，理发空间宽敞了，人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去理发，很多人是去闲座聊天。聊天的人三六九等，有梳着大背头的国家干部，也有一身泥浆的建筑工匠，有知古通今的村里老会计，也有打打闹闹的顽皮学生。有时放了学，知道家里大人劳动还没回来，就滞留在这里，或在屋后的石堆上完成作业，或满怀仰慕地望着大人们神聊海侃。聊天内容上至世界风云、政局走向、天文地理、家乡历史，下至红白喜事、当天物价、邻里纠纷、坊间新闻。农村长者博闻儒雅，新鲜知识总在更新。最震惊的一次是有一位从外地回来的老先生，言之凿凿地说重庆将来会成为第四个直辖市，十年后果然成真。
　　 但最吸引我们的，是国叔的剃头棚有一台收音机，每天连续播放《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袁阔成……就是在那时这里相识相知，让我们流连忘返。午休的时候，家里待不住，不让去河里洗澡，我们就在这里过瘾。屋里没地方给我们这些闲人，大家挤在窗前侧耳倾听。国叔特意调大音量，让我们听得清楚。上课时间总和小说结束同时到来，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国叔朝窗外大声喊：“到点了啊，该上课了！”正是紧要关头，有人舍不得走，想再坚持几分钟，国叔调小声音，大家恋恋不舍，一路仍在探讨穆桂英的“降龙木”今天就能到手还是要等到明天。
　　 中学和小学同路，剃头仍来这里。理发方式更为先进，各种名目和内涵的发屋发廊街头林立，各种“烫”，各种“染”，发型多样，门前的录音机播放流行歌曲，更显得顾客盈门。但国叔仍然坚持营业，来这里得都是老年人或者被家人拖来的学生。后来回家少了，但回来的时候仍然要来这里剃一个“小平头”。有时在城里的理发馆，看见时髦小青年用电吹风折腾半个小时，仍然像被狂风吹得乱蓬蓬的柳枝，他们自顾欣赏，我却看不出道好在哪里，就会忽然想起老家这间小小的剃头棚。前几年回家，见到国叔老态龙钟，但还记得我。不久听说他去亲戚家赴宴时猝然离世，高龄九十。
　　 剃头棚儿，兀立街角门前倍感冷落，日渐颓废，但在我们心里，始终觉得那里有很多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