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夏季，妻子玉英无意中发现右乳长了一个小肿块，不痛不痒，推之稍动。在本地医院外科检查，初诊为乳腺增生，医生建议切除后送交上级医院病理科活检。
　　 三天后进行手术，切除取出长三公分、宽两公分左右、边缘不光滑的肿块，当天便送往泰安市肿瘤医院做切片活检。一周后，诊断结果为乳腺病症、小叶增生期。报告单下来的那一刻，我们全家都舒了一口气，压在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一年后，原切除部位上方又长出一个肿块，乳头还出现了刺痛感。我们都以为是乳腺病复发，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症状，便没太在意。当时正忙着大儿子的婚事，整日操劳，一晃就到了年关，妻子的病一是误诊，再就是忙于大儿子的婚事给耽误了。
　　 2001年阴历正月十九，我们从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请来了张医生（肿瘤医院外科主任）。经诊断，初步判定为乳腺增生，同时怀疑是乳癌。医生建议当即进行切除手术，并清扫腋部淋巴，术后将肿块一并送交病理科活检。
　　 为了照顾妻子做手术，我退掉了家里的责任田，全家搬到我上班的医院宿舍居住。手术后的一周，全家都提心吊胆，默默祈祷苍天，盼望活检能有好的结果。甚至提前做好了思想准备：若是结果不好，能瞒着妻子就尽量瞒着；实在瞒不住，就准备做一份假的报告单。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检查结果，是打电话通知我的。当听到是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时，我如遭五雷轰顶，头脑顿时一片空白。
　　 当时医院外科高医生在场，正准备询问我情况，见到我面色惨白，便劝解道：“乳腺恶性病变是可以治愈的，你不要害怕，你现在这个状态，反倒瞒不住病人了。”
　　 我稍稍稳定情绪后，说：“我现在真不知该怎么办了！我打算不告诉病人实情。”
　　 高医生说：“想完全瞒着是不现实的。我今天去泰安，再让病理科出具一份怀疑恶变的报告，真实的报告单你妥善收好，假的给病人看，你看这样行不行？”
　　 无奈之下，我只好同意了他的办法。此刻妻子手术刚七天，身体虚弱，手术区域还带着引流管。见我回来，她急切的目光已说明了一切，不用说，她肯定想知道检查结果。
　　 我按之前的说法跟她讲，她却不肯相信，执意要看报告单，我告知需要等高医生回来。她低头默默不语，眼里却蓄满泪水，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任何劝慰的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此刻我能做的，唯有保持镇定，撑起这个家，别无选择。
　　 报告单拿到后，依旧没能打消妻子的疑虑，好在她的身体在逐渐康复。我专程赶往泰安市肿瘤医院，咨询了李医生。李医生听完我讲述的手术及检查过程后，表示需要再做一次胸大肌切除手术，重新清扫腋部和锁骨下淋巴结，并详细说明了手术的必要性。
　　 我把这个治疗意见告诉妻子，希望能得到她的配合与同意。可这番话反而加深了她的怀疑，她一遍遍追问是不是真的得了乳腺癌，还说如果确诊，便决不再遭这份罪。大儿子、大儿媳，还有妻弟，都轮番做她的思想工作，统一以“高度怀疑癌变，有必要再次手术”的说法耐心劝导，总算帮她跨过了心里这道坎。
　　 历经这场劫难，我真切见识到妻子的刚强与大度，也为女性超乎常人的忍耐力而感慨万千。
　　
　　 二
　　 第二次手术定在二月二十一日，在医院手术室进行，由泰安市肿瘤医院的外科医师李医生主刀。李医生技术精湛，人品端正，待人庄重又不失和蔼，严肃中透着亲切。
　　 手术历时三个小时，过程非常顺利。当面色苍白的妻子被推出手术室时，我们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短短两个月，妻子两次踏入鬼门关，又都硬生生闯了过来，这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她是为了孩子，为了我，在与死神做殊死的搏击。
　　 亲家送来了被褥、热水袋和电暖气，还专门雇车送李医生返回泰安。妻子这场病，多亏了亲家帮忙。他们家离医院近，营养品、水果隔三差五送来，还拿出现金，怕我们经济上拮据。
　　 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岳父来了，妻子娘家的弟弟妹妹们也都来了。更让我内心不安的是，已年过花甲的妻叔，竟在医院的连椅上过夜，和我轮流伺候妻子，一守就是半个月。二叔为了妻子，不仅在经济上倾力相助，更倾注了一位老人深沉的爱意，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
　　 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我们望着窗外的明月，妻子眼里总含着泪水，我把她轻轻搂在怀里。我说：“你一定没事儿，一定会好起来的，不是乳癌。”
　　 可她隐隐察觉到，病情根本不是我所说的“怀疑乳癌”，而是确诊的乳腺癌。本就略懂医学知识的她，在听到李医生说“手术后伤口愈合，还要做六个周期的化疗，后续再进行放疗”时，心里已经明白了病情。
　　 我无法逃避她探寻的目光，在她面前，我的内心一片空虚，尽管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等到她身体好转、手术部位拆线后，我告诉了她实情，做好了长痛不如短痛的准备。
　　 此刻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她失声痛哭，埋怨老天不公。冷静下来之后，她判若两人，对我说：“别让二小子知道，也别让大儿子和儿媳知道。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就算走了也不算夭折。只是放心不下老二溢波，还没有独立生活，没有成家；还放心不下你这个傻人。我不在了，你以后该怎么过啊！”说到这里，她再度泪流满面，此情此景，令人肝肠寸断。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众多乳腺癌患者康复良好、生存期长久的事例劝慰她，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安心。还时常找一些相关病情的科普报道给她看。在她面前，我永远装作坚强乐观的样子，无论多忙多累，从不流露半分愁苦。
　　 可夜深人静，妻子熟睡之后，我独自一人徘徊在医院院内，无声哽咽，暗自痛哭。仰望夜空，内心如同被追逐的孤狼一般孤寂惶恐。时而悲伤绝望，时而心存侥幸，最后只能靠着自我宽慰平复心绪，回到床上安睡，迎接更加疲惫难熬的第二天。
　　 第二次手术二十多天后，恢复良好的妻子开始转入肿瘤医院接受化疗。病房里住满了同病相怜、生死相依的病友，身处这种环境，人的心境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商场角逐，没有学海求索，只有生与死的较量，悬于一线的生死抗争。这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琴棋书画，没有生机盎然的春日，唯有寒冬雪地里倔强生长的小草，如同将断未断的琴弦，声声凄婉。
　　 我作为陪护，陪伴妻子在病房度过了半个多月时光。陪着她熬过一次次化疗呕吐的煎熬，看着她日渐脱发，内心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情绪起伏不定、言语消极悲观都是常态，每每此时，我都温和又中肯地开导劝慰她。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儿女的孝心，为了家人的未来，我们需要坚韧，不能脆弱；需要奋力一搏，不能胆怯逃避。
　　 心怀这份信念，活着便是毅力，活着就是胜利，抗争到底就会创造奇迹。慢慢地，妻子走出了疾病的阴霾，我们一家人也愈发和睦温馨。后续的放疗，我全程陪伴她完成。一共三十三次根治放疗，二十五次直线加速器治疗。照射部位皮肤渐渐脱皮，还时常奇痒难忍。每天晚上，我都悉心照料她。
　　 给妻子挠痒，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在医院的半年多，我不仅按时陪护，还担负生火做饭等杂活。日子忙碌却充实。
　　 夜幕降临，陪妻子沿河边走走，说起曾经的美好和往事；回来照例照料妻子服中药，陪她看看电视。每一天都紧张而有次序。
　　 可她总不习惯医院的嘈杂，身体稍微好点，就嚷着要回家，惦记着家里的一草一木。每次我回家办事，她就问：“院子里长草了吗？屋里灰尘肯定少不了。”
　　
　　 三
　　 八月下旬，在妻子强烈要求下，终于出院，我们举家搬回大寺村。一进家门，妻子孩子般满眼看不够，东瞧西望，随即动手拔草扫地，并对我说：“家真好，我这辈子只要活着，再也离不开这个家了，看着什么都觉得亲切，仿佛一草一木都有生命。再者，我们的邻居也好，你看元玲哥嫂、光钦三婶儿，都是那么真诚淳朴，心地善良。”
　　 我懂她话语里蕴含的感情，毕竟三十多年的故土家园，早已融入她的生命，再也难以割舍。
　　 我的对门邻居叫公元玲，老两口个头都不高，年近七十，体力却还硬朗。元玲哥嫂和妻子很谈得来，为人单纯又幽默，也是我们的牌友。每到晚上，几个人凑在一起打牌，常常打到半夜。妻子玉英一打起牌，精神头十足，元玲嫂为了让她高兴特意让着她。
　　 打牌这事容易上瘾，一晚上不打，手就痒痒，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少做了一件事。原本我并不爱玩牌，可为了让妻子玉英过得舒心快活，自然妇唱夫随，热情陪着，沏茶、递烟更是不在话下。
　　 倒是苦了元玲哥，在元玲嫂面前，就像母亲带着孩子，吩咐做什么就做什么，烧水、倒茶样样都来，实在让我过意不去。他白天干十个小时建筑小工，晚上熬夜吃不消，很多时候便早早上床歇息。
　　 元玲嫂人热心，有时摊了煎饼，总会一次次给我们送来。刚摊好的煎饼格外香，总要拿上几个，非要让玉英尝尝。感动得妻子常在我跟前夸赞她，还说：“还是村里人好，善良朴实，心地像琉璃般透亮。比起他们，我的心思反倒太复杂了些。”
　　 我听后暗自思忖，这也是妻子执意要回乡居住的缘由之一。
　　 2002年的春节，阖家团圆，我们却是在喜忧参半的心境中度过。儿媳已有身孕，身形日渐丰腴。溢涛一边牵挂母亲病情，一边忙于工作，人反倒瘦了一圈。我心中隐隐作痛，嘴上却不便多说。
　　 大儿子十分孝顺，对他母亲更是刻骨牵挂，今天送鲤鱼，明天带羊肉，小两口每次登门从没有空手的时候。想着大儿子也不容易，玉英屡次推辞也没用，那是儿子对父母的孝心。
　　 后来在大儿溢涛再三央求下，于一月二十八日去泰安给妻子玉英再次做了全面检查，包括血象、肝功能、胸透、B超。两天后又去泰安肿瘤医院做了GCT，GCT显示右骶骨关节有转移病灶。可是妻子玉英却没有任何不适和表面症状。
　　 这次又是半瞒半说。医生建议再做两个周期化疗，这样一来又难为坏了玉英。她一想到再次化疗呕吐的难受，还有脱发后的模样，更是万分难过。花钱也是她很不愿意的事。
　　 在我和妻弟、大儿子、媳妇十余天苦口婆心劝说下，玉英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终于答应下来，于四月十号完成了二次化疗。然而，她是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之后出门不得不戴着假发。
　　
　　 四
　　 天气越来越热。玉英身体在顽强地恢复着，头发由稀疏慢慢变稠密，渐渐地又和原来一样。我赞叹人类执着的生命力。
　　 整个夏季都由我来给她洗澡擦身，我们彼此珍惜这难得的时光，互相慰藉。做饭、洗衣大都由我来完成。这段日子对我来说非同小可，妻子这场病，教会了我独自生活和理家的本领。事无巨细，经过一段磨合期，我慢慢学会了做一切家务。
　　 在玉英的头发、体力都恢复到和从前一样时，病魔又悄悄地开始咬噬她的肌体。转移病灶开始发作，左骶骨关节处隐隐作痛，痛感并不剧烈，只在用力不当或起身坐立时才有感觉，热敷、休息后便能好转。
　　 日常生活依旧照常。可到了2002年八月份，妻子的疼痛渐渐加剧，起身坐起有些费力，还能正常走路。五天一个集日，妻子仍能自己赶集，买些蔬菜水果。可我的心里隐隐感觉到，死神正在慢慢向她靠近。
　　 那段日子，每逢集日我必陪她同去；晚上陪她同桌打牌；平日闲下来，便整日在家陪伴她，夜里同枕细语。她比任何时候都依恋我，从她眼神里，我能读出深深的怀念、遗憾，还有强烈的求生渴望，以及对亲情、对爱情的万般眷恋。
　　 我们说话总是小心翼翼，刻意避开那些刺心、引人伤感的词句。多半聊大儿媳有多贤惠、亲家有多体谅人、小儿子溢波的学业如何；再就是往后的日子怎么规划，小儿子将来娶什么样的媳妇、做什么营生。唯独刻意绕开两件事：我的后半生孤身怎么过、她的病情会不会继续恶化。
　　 我偶尔劝她继续做放疗，她便急躁发怒，坚决不肯，还常常跟我撂下狠话：“病情无论怎么发展，我一不放疗，二不住院，三不打针吃药，实在疼得厉害，就吃几片止痛片作罢。”
　　 妻弟、两个儿子和大儿媳，都曾轮番苦口婆心地劝说，还特意拿来五千元积蓄，告诉她家里不差钱，只要能稳住病情、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算借钱也心甘情愿。可所有劝说，终究没能打动她。
　　 自她嫁过来，我不曾带她出去旅游，她更不曾花钱大手大脚。原本想着等我退休，儿子成家立业，带着她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至今看来已经成了梦想，成了奢望。想到这些我的心在滴血。
　　 玉英性格刚烈、通情达理，又聪慧通透。她在医生家庭生活了三十年，心里早已清楚自己的病情已是不可逆转，只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作为上有老父在世的女儿，她最懂事、最孝顺、最不让人操心；作为两个儿子的母亲，她慈爱入骨，倾尽所有疼爱孩子；作为我的妻子，她尽到了一个女人、一位妻子所有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