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7岁上的小学，没有进过学前班，更没有上幼儿园，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
　　 印象中，那时候农村似乎没有幼儿园，所以同龄人也都没有进幼儿园，但是有学前班，有些同龄人是上了学前班的，只是我没有，为什么没上我不清楚，也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问过父母，猜测大概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时候父母与爷爷分家不久，房子也才刚盖起来；还有一个证据是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黄挎包当书包，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我的第一个书包是母亲用一块蓝布自己缝制而成的，它的样子实在太丑而我又没有办法拒绝，换一个新的。
　　 我的家离学校大概不到三公里，除了开学季父母会到学校报名交学杂费，每天都是自己上学放学，即便是刚上一年级，父母接送也是不可能的。父亲说，上学了就是成年了，是不是个“人”，这个字他省略掉了。
　　 最开始的学习自然是从“aoe”、1加1开始的，这在大人看来十分简单，但于孩子却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拼音，什么前鼻音、后鼻音，卷舌、平舌，单韵母、复韵母，还有唇齿音等等，这些在当时其实并不理解，也学得有些模糊，很多拼音知识是在后来更高年级甚至走上社会后才慢慢学到和理解的，其实便是这些也算是专门的学问。那些最经典的课文，如《春天》《悯农》《乌鸦喝水》《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曹冲称象》……虽然年代久远却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了。
　　 老师教的课本知识原文大都记不住了，但是一些地理名词却强烈地激起了我走出故乡的好奇心，比如日月潭、大兴安岭、井冈山，那些印在书本上图画勾起了我无限的想象——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大呢？不过在那个时代的孩子脑中，北京、天安门这两个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更像是一个宗教信徒的朝圣之地——能去一趟北京看看天安门多好啊！不知道有多少同龄人那时候跟我有一样的心愿，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上小学时还未曾出过我们那个县。
　　
　　 二
　　 我的一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周家香，这个名字我记得很牢。她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名气颇大，她带过的学生都说她很厉害——学生不遵守纪律，犯了错误，她的惩罚比较严重，所以刚一进学校，我们便都知道了她的威名。说起她的手段其实也不新鲜，大概就是罚和打。罚包括罚站、罚抄，我当然也曾受过处罚，记得有次因犯错误罚抄到很晚，而第二天那些罚抄是必须要交的，因而连夜赶工，且不管质量如何，数量一定要够的，于是把两支笔用皮筋绑着一次写两行，这不是我想出来的，现在许多孩子估计还在用，最终还算完成了任务。她是打学生的，她有一棍竹子做的教鞭，长约两尺，那根教鞭不仅仅在黑板上用来指点粉笔字，有些时候用来打手掌——谁要是犯了错误，她便将学生请到讲台前，要求伸出手，然后用教鞭进行教育。这种惩罚对于刚上小学的我们来说是比较管用的，有些男孩子上课时如孙悟空一般，你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是难得起到震慑作用的。不过，她不是用尽全身的狠劲，但学生很恐惧，也怕疼。
　　 另外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老师是教我三年级语文的肖老师，而且我之所以和文学结缘，与肖老师的鼓励也有直接的关系。三年级时候，他让我们写一篇关于自己的画像，我在那篇小作文里用了一个“我的嘴巴厚厚的，像缸沿一样”的句子，因此而得到了肖老师的大加赞赏，并将那篇小作文当范文在全班诵读，由此鼓励了我写作的信心。我想这应该是我坚持写作的一个最初的萌芽，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鼓励，也许我这辈子可能也就与文学没什么缘分了。肖老师跟我是同一个小队的，她爱人算起来跟母亲还是远房亲戚，因而肖老师虽比父亲的年龄还大，但辈分上却跟我是一辈的。他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几乎不见脖子，走起路来总是发出“踏踏”的响声。那时候的老师学历大抵都不高，但是他教孩子还挺有耐心，而且遇有同学作文写得好，也总是采取鼓励的方式，我觉得这大概是教育最根本且最好的方式——这种小小的鼓励会点燃一个孩子最初的灵光和原动力，并让之燃烧成熊熊大火。
　　 还有一个四年级后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胡于兰，她那时年龄已经很大了，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慈祥的。她上课总是笑咪咪的，谁要是有病也总是给予关怀，而且也不会打骂体罚哪个学生，当然如果哪个学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她一般都会请家长，这一点很厉害。在那个十来岁的年龄，大家已经懂得了尊重老师，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胡老师。在我从军当干部后，大概于2004年左右，我有一次带父亲去市中心医院看眼疾，在医院里碰到了她——她当时也是来医院看病的，时隔近20年我依然认出了她，而且确信是她，并喊出了她的名字，我想对她的印象应该是刻到骨子里去了。她很是惊诧，当然她已经对我印象不深了，毕竟她教书几十年，可以说桃李满天下，而我不过是她教过的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那时她已经退休了，因为各自都有事，便匆匆而别，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她。她如果健在的话，应该九十多岁了。
　　 至于其他的老师，印象便没那么深了，加之时间久远，都已经忘却了……在人生的启蒙阶段，他们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孩童们幼稚的心灵；又恰似他们最贴切的比喻——园丁，滋润了一棵棵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幼苗。
　　 我看过很多文章有个类似的情节，便是在童年的小学阶段，老师对一个学生的鼓励、包容、耐心引导，会影响这个孩子很久甚至一生，在很多年后那个学生都会记得，并且会抱有一种感谢师恩的态度；这也可见得一个老师的师品、师德有多重要，他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却可能影响到一个孩子的一生，孩子是那样在乎老师的看法和做法，老师在他心目中如神一般的存在。
　　
　　 三
　　 学校其实并不大，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所以五个年级其实也只有二百来学生。上学的时候他们从各条小路走过来，然后汇聚到校门口径直走进自己的教室，到八点钟学校的铃响后，一天的学习便开始了。
　　 那时候学校上下课是真的打铃铛，那个铃铛是古代铜钟的缩小版，铃铛口有盘子大小，中间有个可以活动的铁棒，下面拴着一根绳子，挂在教室的屋檐下，到了上下课的时间便有值日老师去摇晃那绳子，发出当当的声音，我们尤其盼望那下课的铃声响起。
　　 学校没有食堂，学生都是在家里吃早餐，然后等到下午放学后再回家里吃，所以中午至下午一段时间肚子就咕咕地叫——那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有挨着。中午会休息一会，就是趴在桌子上睡一会，等听到上课铃声，又开始下午的课程。
　　 学校的课间活动非常单调，因为活动的器材和场地非常有限，小学生们能做的游戏无非是跳房子、跳皮筋、折纸飞机、翻花绳、斗鸡（一条腿站立，一条腿用手盘起来互相冲撞，撞得膝盖生疼，有时候甚至人仰马翻）……不过男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大概是打纸包——把纸烟皮折成三角或自己折的方形纸包（四角）放在地上，再用另外一张纸包用力的摔在它旁边，靠气流把地上的纸包掀翻，赢了就能把对方的纸包据为己有。男孩子一旦玩起这个游戏，有时候便是上课铃声响了他们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冬天冷的时候也没有取暖设施，上课时我们都冻得瑟瑟发抖，只有等到下课，大家就赶紧到操场上跑，或者一群同学往墙角里挤，通过这种方式来取暖。
　　
　　 四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的是，我在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儿童节的时候居然是讲过相声的：内容大概是讲在背上画了个王八，其他已经记不清了；好象还化了妆容，脸涂得红红的，那样子一定很好笑——因为我看着跟我一起表演相声的同学化妆的样子也很好笑。为着那次表演好似彩排了许久，我并没有什么表演天赋，就是背稿子。面对着底下黑压压的脑袋，对于性格并不活泼的我来说，简直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似的，中途差点忘了台词，不过好歹是表演完了，下台后手心都全是汗。
　　 我在学校也属于“闷贱”的学生——就是看起来老实，实际有时候也并不老实。比如有一次学孙悟空，用颜料笔在自己的脸上画了个猴子像，让班主任老师看见后又气又好笑，专门让我到后面的池塘去洗，好半天才弄干净。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得过奖状的，初中和高中似乎就再没有过这种殊荣了。那时奖状分两种，一种是三好学生，一种是积极分子，但是我印象中始终没有获得过三好学生，只获评过积极分子，至于是什么积极分子我已经完全记不住了，只是这薄薄的一张纸，却极大的鼓励了那个小小的我。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这张奖状，我放假回家后底气便足些，因为对于父母有了一个交待。父母看到奖状后当然是高兴的，虽然只是一个积极分子奖状，但这也足以成为他们在外面跟人聊天时夸耀自己孩子的资本。他们会用浆糊将那些奖状一张张整齐贴在堂屋墙上醒目的位置，外人一进来便可以看得见，在夸奖我的同时，他们也得到了满足——虽然我的父亲只是读了一个初小三年级，母亲连学堂门也未曾跨进过。
　　
　　 五
　　 我们那个村子呈一个长方形，我的家在长方形的左侧顶部，而学校在长方形底部中间，田野里有一条比较宽的机耕道，所以为了节约时间我上学都得穿过那一大片田野而基本不走农户家门口的大路，上学和放学的途中那段路是我童年的乐土。
　　 上学的时间一般比较仓促，所以我在路上不怎么停留。冬天天亮得迟，有时候天还没亮就要去上学，路上黑黢黢的一片，如果能碰到一起上学的小伙伴还好，如果没有就只能一个人在黑夜里穿行，还有寒风迎面吹来，既有寒冷又有害怕，但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去应对，这大概也是对自己一种锻炼吧。
　　 放学后回家的时间就比较充裕了，我和顺路的同学们便可以在途中尽情玩耍。田野里有旱地、有水田、还有水渠，我们在那途中捉过青蛙、摸过鱼，甚至我还捉过水蛇，看见蛇在稻田里，便脱了鞋子挽了裤腿，手疾眼快的一把逮住那蛇的尾巴，然后迅速的将之抡起转圈圈，一会便将它的骨节抡散架了，再将它使劲的摔在田梗上，那蛇便不动弹了。老人说蛇的苦胆明目，我们还将那蛇的皮扯开，将苦胆取出来带回去，只是没有胆量给父亲泡酒，因为他如果知道我们捉蛇免不了要打我一顿；至于那胆，我们到底也没敢生吞，最后不知扔到了哪个角落。
　　 在那些田坎边时常可见田鼠洞，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便扯一些干草，用火柴点燃了将浓烟往那洞里扇，那些田鼠便往外窜，而此时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手里拿着半块砖扬起来，一看见田鼠冒出来便用砖头往田鼠身上砸，若是没有砸死它还要逃跑，我们便追上去用脚跺，有时候可以弄死好几只田鼠。因为田鼠偷吃粮食，所以在逮田鼠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种为民除害的成就感。
　　 那时候还未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上初中还得考试，如果考不上，那可能就得辍学回家种地或者去学手艺了——八十年代外出打工的人还不是很多。由于自己的天赋一般，学习成绩也一般，不过好赖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初中，否则我的命运又不知是什么样的了。
　　 人生的许多记忆，如同儿时用铅笔写在本子上的字，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印迹会越来越淡，且大部分的印记都会消失掉，但是有些印记却很不容易褪色，大概它已经和纸张融成一体了；正如上小学时的那些记忆，虽然过去了很久，但有些记忆是真的难以磨灭，大概它们已经深深烙印到了大脑里。
　　
　　 六
　　 今年清明期间，我专门去了我的小学，带着我的两个儿子。我在车上给他们讲述了我读小学时的一些旧事，他们好象没有那么感兴趣——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遥远，那些我的经历对他们也很陌生。
　　 学校离省道只有个几百米远，从省道经过远远便可以看见她。其实我从那条省道多次经过，也曾远远的看见过她，但没有真正地停下来走进她。
　　 那所学校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服装厂，只是大门紧闭着，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几只狗见着我们站在门口时，疯狂地吠着，一点也不欢迎我这个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五年时光的学生，这不怪它们，同一空间这种时间上的错位，会造成隔阂；同理，同一时间里的不同空间也会造成隔阂，有了隔阂便会有矛盾，这与人类何其相似——历史上包括当今的诸多战争难道不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错位造成了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那里面有些教室仍然是当初的模样——当年我们在学校里追逐玩耍和书声朗朗的情形犹在眼前，但它们已几近危楼，很显然早已废弃不用了，另外旁边盖起来了一些新房子，那应该是现在服装厂的车间。
　　 面对曾经的学校，而今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万千感慨还是涌上了心头——物是人非，其实“物”也并非当年的“物”了，而我呢？那个唱着“小嘛小二郎”的孩童如今鬓已苍苍也！时光如白驹过隙，“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那些老师们、同学们又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又带着两个儿子走到了我原先上学放学经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原来那曾经是比较宽敞的机耕道，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变得很窄小且泥泞，再往前走一段已经不能前行，遂作了罢。因为都是一马平川的原野，如果眼力好，站在学校门口是可以望见我的老屋的（老屋在多年前亦已经卖给别人了，所以回老家有种无根之草的感觉），路途并不算远，可是小时候总觉得上学路途很远，真正的原因还是那时候个子矮、步子小，以小孩子的脚步丈量和大人的脚步丈量还是有区别的。
　　 两个小孩子在旁边玩耍，有几株草本植物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还要拿手去折，我赶忙制止了他们，我说那种植物的汁液有毒，沾到皮肤上会引起红肿。这种植物是我是认识的，田野里非常普遍，而且农村人给它取了一个非常粗鲁的名称——肿××藤子，它的学名是什么我却是完全不知晓的。两儿子说，那用元宝查查这是什么植物，于是拍了照片上传，始知它的学名叫泽漆，还有猫眼草、五朵云的俗称，我没想到在乡下用那么粗鲁的名字称呼它的植物居然有这样诗意的名称，同时心底想的是，我们的父辈知识还是太贫乏了，以至于一株平常的草他们都不知道名称——在乡下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种植物的学名。
　　 我并不是苛责我的父辈，他们被生活所累只顾得劳作；只是客观讲他们的知识太贫乏，因而他们能给予孩子的知识太少太少，如果不是进学堂，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也如父辈一般在那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不得而知。我不想说“知识改变命运”之类老生常谈的话，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是学校给了我观察和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巨大视角，也许那个视角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大，但是对于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只有学校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盼望着长大的童年，无论物质生活怎样，于孩子们都是快乐的，哪里都可以找到有趣的东西，好玩的事物；然而成年之后，我们便渐渐失去了这种天性和能力，很不容易快乐——人生成长代价有多沉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