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雨落
　　 一九九八年夏天的雨，是从六月十七日凌晨开始下起来的。
　　 起初只是几滴，硕大而沉重，砸在镇中学那栋两层青砖教学楼的铁皮排水沟上，发出空洞的“咚、咚”声，像是有人在敲一面破鼓。到了后半夜，雨就变了性质，不再是落下来，而是泼下来。雨水从屋顶的瓦缝里钻进来，顺着墙角的石灰线往下淌，把原本洁白的墙面泡得发黄、发胀，最后整块整块地剥落下来，露出里面暗红色的、像伤口一样的土坯。
　　 我们那间教室靠山，墙根常年潮湿。每到这个季节，地上就会长出一种灰白色的小蘑菇，拇指盖那么大，伞盖薄得像纸，茎部却粗壮得畸形。没人敢碰，老陈说过，那是毒的。可总有胆大的男生，趁老陈转身写板书的功夫，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头，把蘑菇的伞盖捅烂。一股腥臭的汁液流出来，很快就被地面的潮气吸干，只留下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那天早读课，我正对着英语单词表发呆。Unit7，Hospital。H-O-S-P-I-T-A-L。字母在眼前乱跳。窗外的雨声太大，英语老师李老师的声音像被掐住了喉咙，细若游丝。我看见一只灰鸟，停在窗台上，羽毛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显出一种皮包骨头的嶙峋感。它一动不动，只有脑袋偶尔转一下，黑豆一样的眼睛盯着教室里的人。我总觉得它在看我。
　　 老陈进来的时候，雨刚好小了一点。他没穿雨衣，只戴了顶破草帽，帽檐往下滴着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他的中山装袖口挽到手肘，露出一截青筋突起的小臂，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像是蒙了一层旧油布。他站在讲台上，没说话，只是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扫了一遍教室。那眼神很奇怪，不像在看学生，倒像是在清点牲口，或者查看哪些座位已经空了。
　　 “罗伟老师，”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木头上磨，“出事了。”
　　 教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后排那个爱捣乱的胖子，还在用圆规戳橡皮，发出轻微的“噗、噗”声。老陈没骂他，只是重复了一遍：“昨晚，公路塌方，车翻了。罗伟老师，在副驾驶座上。”
　　 我还是没反应过来。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以后不用上物理课了。可紧接着，我又想起昨天下午，他把我的作业本摔在地上，纸页像受惊的鸽子一样散开。他说：“李涛，你这种废料，扔到沟里都不会响。”
　　 废料。这个词还在耳朵里嗡嗡作响，像一只赶不走的苍蝇。
　　 老陈说完，转身走了。他的草帽在门口晃了一下，消失在走廊的阴影里。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有人问是不是真的，有人说肯定是假的，还有人说昨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凄厉，像是要把天撕开。我低着头，盯着桌面上那摊被雨滴砸出来的水渍。水渍慢慢扩大，边缘不规则，像一块溃烂的皮肤。
　　 窗台上的灰鸟不见了。只剩下一排湿漉漉的、细长的爪印，很快也被雨水抹平，好像它从来没来过。
　　
　　 第二章殡仪馆
　　 去殡仪馆那天，天放晴了。
　　 太阳出来得有些勉强，光线穿过云层，像是一把把生锈的刀子，插在县城背后的荒山上。殡仪馆就建在那片荒芜里，周围连棵树都没有，只有齐腰深的荒草，在风里摇晃。
　　 我们坐的是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汗味、劣质烟草味，还有从每个人身上蒸发出来的、因为恐惧而产生的酸臭味。车子开得很慢，每一次颠簸，车身都发出吱呀的呻吟，像是在抗议。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电线杆。那些电线杆一根根倒下，又一根根立起，像某种永无止境的轮回。
　　 到了地方，人群被赶进一个昏暗的大厅。空气里飘着浓烈的香烛味，甜得发腻，呛得人想咳嗽。罗伟的遗像挂在灵堂中央，是用那张教师资格证上的照片放大的。照片里的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头发抹了太多的发蜡，僵硬地贴在头皮上。他嘴角扯着，想笑，但那笑意没到达眼底，反而透着一股窘迫和不安。
　　 苏琴就站在遗像底下。
　　 她是罗伟的老婆，县医院的护士。以前我去打过针，记得她总是穿着洁白的工作服，走路带风，说话也利索。可此刻，她像是一下子被抽干了水分，整个人缩在一件黑得发亮的涤纶外套里，仿佛随时会倒下。她手里捧着那个骨灰盒。黑色的，仿红木的纹理，表面光滑，但在灯光下泛着一种廉价的塑料光泽。
　　 我排在队伍里，机械地往前挪。前面的人鞠躬，我也跟着弯腰；前面的人流泪，我也眨眨眼，防止眼里的沙子掉出来。
　　 轮到我了。我弯下腰，视线正好落在她的鞋子上。那是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帮裂开了口子，用黑线粗糙地缝着。在那裂口处，露出了一点白色的脚踝，上面有一块淤青，紫黑色的，边缘泛着黄。
　　 不知为何，那块淤青让我感到一阵心悸。它太具体了，具体得有些残忍。它提醒我，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死者家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正在承受痛苦的女人。
　　 苏琴没有哭。她的眼睛红肿，却没有眼泪。她只是死死地抱着那个盒子，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呈现出一种死寂的青白色。我忽然想起罗伟在黑板上画图时，那双手也是这样用力，粉笔被捏断，粉末簌簌落下，像时间的骨灰。
　　 仪式结束后，老陈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到苏琴手里。那是学校工会凑的一点抚恤金。苏琴没有接，或者说，她没力气接。信封掉在地上，散落出一沓零钞。十块的，五块的，甚至还有一块的硬币，滚了一地。硬币在水泥地上旋转，发出清脆的、令人心慌的声响。
　　 没有人去捡。
　　 苏琴依然抱着那个盒子，目光越过人群，看着门外的某处虚空。阳光照在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我看见她眼窝深陷，那里藏着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第三章旧物
　　 暑假开始后，我没有回乡下的老家。
　　 我在县城找了个活儿，在一家名叫“红光”的小饭馆刷盘子。后厨像个蒸笼，热水池里的洗洁精泡沫堆积得老高，我的手泡在里面，皮肤发白，起皱，像一块放坏了的猪肉。
　　 我留下，是因为那个掉在地上的信封，和苏琴那双空洞的眼睛。
　　 我偶尔会骑车经过县医院。那是一栋灰色的五层建筑，楼道里永远飘着消毒水和尿液混合的怪味。我见过苏琴几次，她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上下班。车后座绑着一袋米或者一捆菜。她骑得很慢，背佝偻着，像一只负重的虾米。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去医院那边转悠。这次，我没看见她。我看见的是那辆自行车，靠在住院部门口，车篮子里空空荡荡。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没有回家，而是拐进了一条小巷。那条巷子叫“猪市口”，以前是杀猪的地方，地上永远沾着洗不净的血迹，即使在阳光下，也泛着一种暗红色的光泽。巷子尽头是一片废弃的防空洞入口，周围堆满了建筑垃圾——碎砖头、水泥块、发黑的横梁。
　　 苏琴把车停在洞口，从车筐里拿出一个铝饭盒，走了进去。
　　 我躲在一堵残墙后面，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一只被困住的鸟。
　　 过了大约半小时，她出来了。依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只是脚步似乎更沉重了些。她骑上车走了，留下那个黑洞洞的洞口，像一张嘲弄的嘴。
　　 我走近那个洞口。里面阴冷潮湿，散发着霉味和另一种说不清的、甜腻的腐坏气味。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见地上有一滩暗红色的痕迹，还没完全干透，黏稠得像胶水。旁边扔着几团带血的棉球和空的针剂瓶子。瓶子是玻璃的，在昏暗中泛着幽光。
　　 我猛地退了出来，胃里一阵翻涌。我明白了。罗伟死了，苏琴病了。那点抚恤金根本不够救命。她在做什么，不言而喻。
　　 那天晚上，在后厨的灯光下，我看着自己那双泡得发白的手。我想起罗伟在讲台上挥舞着粉笔，唾沫横飞地讲着动能定理；想起他为了省电，只在备课的时候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巨大，投在墙上，像一头困兽。
　　 原来，他拼命想抓住的，不仅仅是那两万块钱的运费，更是一个即将破碎的家。而他，是这个家的地基，地基塌了，一切都完了。
　　
　　 第四章箱子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去他家看看的，是那场关于“货”的传闻。
　　 镇上的司机们在茶馆里吹牛，说罗伟出事前，帮一个老板运过一批“特殊物资”。不是毒品，也不是黄金，而是某种更见不得光的账本和票据。有人说，那场车祸根本不是意外，是有人不想让他活着把东西送到。
　　 真假难辨。但在那个闭塞的小县城，阴谋论总是比真相更有市场。
　　 罗伟的家，在县城边缘的老邮电局宿舍。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红砖裸露，走廊里拉着纵横交错的晾衣绳，挂满了滴水的衣物，水滴落在楼下的铁皮屋顶上，发出单调的“嗒、嗒”声。
　　 我敲门的时候，苏琴正在输液。她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背上插着针，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屋里光线很暗，窗帘拉着，只有床头柜上亮着一盏昏黄的小灯。灯光下，她的脸呈现出一种灰败的色调，像是蒙了一层尘土。
　　 “你是？”她看着我，眼神浑浊。
　　 “我是李涛，罗老师的学生。”
　　 她愣了一下，随即扯了扯嘴角。那算是一个笑容，但比哭还难看。“哦，是你。坐吧。”
　　 屋里很乱。桌子上堆满了药盒、空的盐水瓶和没吃完的剩饭，剩饭上已经长了一层白毛。墙角堆着几件罗伟的旧衣服，上面还残留着淡淡的烟草味，那是一种劣质烟叶燃烧后的辛辣味。
　　 我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空气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有输液管里的液体，发出规律的、令人心慌的滴答声。
　　 “你罗老师……”我开口，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是个好人。”苏琴打断了我。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在摩擦木头，“他不该死的。那两万块钱，他说是借的，要给医院。结果……”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我慌忙去倒水，递到她嘴边。她喝了一口，缓过来，看着天花板，眼神空洞地说：“他以前总说，这辈子最失败的事，就是没把你教好。他说你聪明，就是心野，像匹没驯服的马。”
　　 我心里一酸。那个撕我卷子的人，背后是这样评价我的。
　　 “阿姨，”我鼓起勇气问，“罗伟老师出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日记，或者信件？”
　　 苏琴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警惕中带着一丝审视。良久，她才虚弱地指了指衣柜顶上的一个旧皮箱。
　　 “你自己去看吧。那是他的东西。”
　　
　　 第五章日记
　　 皮箱上落满了灰尘，手指按上去，留下一个清晰的指印。
　　 我搬下来，放在地上。箱子的锁锈死了，我用一把螺丝刀撬开了它。
　　 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几本物理教案，还有厚厚的一叠书信。信是放在最上面的，信封已经发黄，邮戳模糊不清。我抽出信纸，展开。
　　 信是一个女人写的。字迹娟秀，却透着一股绝望。
　　 “伟：见字如面。收到你的信了。你说你要把工作辞了，来昆明陪我。可是伟，我不需要你陪。我需要的是钱。我爸的病越来越重，医院又在催费。你那个小县城老师的工资，连买药都不够。我们分手吧。别再写信来了。珍重。——小曼。1995年3月。”
　　 我愣住了。这封信的日期，是三年前。
　　 我又翻开了其他的信。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催债的，分手的，诉苦的。原来，早在遇到苏琴之前，罗伟就已经经历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那个叫小曼的女人，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
　　 而在皮箱的最底层，我找到了那个蓝色的硬壳笔记本。
　　 日记是从一九九七年年底开始写的。字迹很潦草，有些地方被泪水晕开，有些地方被力透纸背的笔锋划破了纸张。钢笔水有时太淡，有时又洇开一大片，像一团化不开的愁绪。
　　 “12月3日。苏琴查出尿毒症。医生说得换肾，二十万。二十万。我这辈子不吃不喝也攒不出来。我该怎么办？看着她疼得在床上打滚，我却连一片止痛药都买不起。我是废物。”
　　 “3月15日。去找校长借钱。老东西推三阻四，说学校经费紧张。我看他是怕我还不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算是明白了。在这个小地方，你没用，你就什么都不是。”
　　 “5月10日。那个姓张的老板找到我。说有一趟活，去河口，跑一趟五千。只要跑四趟，苏琴就有救了。他说是帮朋友带点‘急件’，让我别多问。我知道不是什么正经事，但我没得选。我是她丈夫，我不能看着她死。”
　　 “6月26日。今天最后一趟。拿到钱，我就洗手不干了。苏琴昨天昏迷了一次，我得赶紧回去。老天爷，让我把这趟跑完吧。只要这一趟。”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合上本子，双手颤抖。窗外，夕阳西下，最后一抹余晖透过窗户，照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罗伟。他不是那个在课堂上刻薄暴躁的老师，而是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男人，在黑暗中咬牙坚持，为了留住爱人的生命，不惜把自己变成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