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我不在小镇上住，我的家距离小镇有八里路。八里路是什么概念？步行的话也得一个多小时，骑二八自行车二十分钟或者半小时，开车七八分钟。我测量过，一点也不虚假。家不在小镇，不等于我和小镇没有渊源。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都在镇上度过，我干出点名堂了吗？我的确落了一个名声，不是好名声，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不能埋怨家里穷得叮当响，这不是我混不出好名声的理由。十四岁，我本该文绉绉，仪表形象出众。偏偏我脑袋上长了一大块反骨，你越让我这么做，我越是反其道而行。我偏科，语文出奇得好，数理化英一塌糊涂，一上英语课，我拿一本书盖着脑壳，趴在桌子上打瞌睡。为此事，英语老师李晓晓没少提溜我，把我拖到教室门口罚站。大日头热得像蒸笼，我满头大汗，也不示弱，脖颈抻着，像一只斗不败的大公鸡。
　　 后来有一次，我故技重演，阳光强烈，竟将我晒晕，一头栽在地上。李晓晓吓坏了，赶紧喊来几个学生，七手八脚把我扶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卫生所。中暑，一管霍香正气水灌下肚，我好一顿吐，吐得五脏六腑跟着遭殃。李晓晓从那以后，只要是她的课儿，对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该打盹儿打盹儿，该看课外书看课外书。不过，我唯一值得表扬的是语文课，自己语文学得好，每回考试，掉不下九十分。我小学那阵儿就爱写作文，读中学更是深爱。教语文的是杜老师，大个子，年轻俊朗。他是写小说的，我读过他的小说，结构严谨、构思巧妙、善于布局、设计情节。杜老师的小说在大刊物发表过，我当时就想，以后自己也写小说，出类拔萃的那种，引起杜老师的注意力，得到他的赏识，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
　　 我喜欢杜老师的课，他讲课幽默风趣，不像别的老师，死气沉沉，呆板无趣。他从我身旁经过，淡淡的烟草香，拨撩得我想入非非。不知不觉间，我记日记，日记写完，我放在书包夹层，不让任何人发现。我长得不好看，也不难看。一米六六的个头，算不上苗条，也不磕碜。街上流行牛仔衣裤、旅游鞋。班级一些家庭条件不错的女生，比赛似地相继穿上牛仔衣裤，旅游鞋。在杜老师身前身后围绕着，谈笑风生。我穿的是母亲缝制的棉花袄，布面鞋。整个人像只大南瓜，很臃肿。哪里有底气凑在杜老师面前，大大方方地说话？
　　 我说过，我家距离小镇八里地，初一下学期开始，我就央求父亲母亲，掏钱给我住校。谢天谢地，家长答应了。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卷，住到第八中学女生宿舍。说真的，那时候的中学破破烂烂，几排黑瓦房，房顶有时还漏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学校找瓦匠修理了，教室不漏雨了。老房子，墙缝、屋顶……四周漏风，寒气一遍一遍袭进来，既使冬天生着炉火也冷。我的手脚出了冻疮，一碰热气，钻心刺挠。白雪皑皑的寒冬腊月，我也就一个月回去一趟，取下个月的伙食费、学杂费。
　　 中午，学校有一个小时的午睡，我不睡。蹑手蹑脚出了教室，穿过校门口的门岗，我到德兴垓两排商铺走一走，遇到便宜的东西，抠出一角钱抑或五角钱，买。我杵在一家小摊前，眼巴巴瞅着一个和桌案一般高的男孩，趁着摊主老爷子吃钵子里的大虾面条时，伸出一只小手，慢慢地靠近目标，在一个海枣盆停留，抓一把，揣兜里，又抓一把，攥在掌心。偷完海枣，又转移到瓜子上，抓了一把又一把。待老爷子吃完面，转身送碗筷到里屋洗刷，小男孩趁机逃之夭夭。我效仿过男孩，偷过海枣、葡萄、李子、苹果。
　　 我把偷来的东西，用报纸包严实，月末回去带给祖父吃。祖父已经很老了，又患了肝炎。我们不嫌弃祖父的病，虽然都说会传染，但家里从没孤立过祖父，吃穿用度均在一起。祖父很睿智，他自己要求饭菜不放在一块儿。祖父是老人，长辈，炕桌的主位一直是祖父。我还偷过麻花给祖父吃，我舍不得吃，也要叫祖父吃上。在我印象里，祖父不会死，祖父怎么会死呢？我回屯子最主要原因，就是祖父。祖父说，乌鸦经常来光顾，不是站在门口梨树枝聒噪，就是在房顶停一会儿，议论着什么。祖父不知道乌鸦说什么，他清楚自己时日无多。祖父说这话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安慰祖父，一切会好的，祖父长命百岁。祖父笑了笑，沉默了，太阳明晃晃地挂在高空，乌鸦或者什么，在预言着生，也预言着死。祖父最后的日子，成了我永远的疼痛。我想回家，又不想回家，不敢直面祖父即将枯萎的事实，唯有在一片读书声和猎猎的西风里，暂时忘掉祖父带来的伤悲。
　　 年级里不少男女学生谈恋爱，他们明目张胆地在小镇的大街上牵着手，成双成对，买两张票，旷课看电影。俱乐部和图书室紧挨着，我也一个人进过电影院，坐在后排不显眼的角落，看一场电影，小猫吃鱼——有头无尾，不知道电影名字，有时是战争片，有时是乡村题材……影片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我的感受，无需别人知道。
　　 我幻想有人约我看电影，到舞厅唱唱歌，那个年龄，我对外界事物很敏感，也很好奇。我抑制不住内心的骚动，想尝试各种我不知道的行为，包括谈恋爱。当然，我是不可能挑大旗，占山为寇的，没那个胆量，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家教很严。我没异性朋友，一个也没有。元旦之前，同学之间互送明信片、日记本，共祝新年快乐，我买了日记本或者漂亮的明信片，不知送给谁。送给杜老师？不不不，我没送他明信片，即便中考后，我一根针也没送给他。我写过很多诗歌，现代诗，长的短的，押韵的……说是情诗吧？又委屈了情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我承认，我暗恋过杜老师，我不说，谁也无法知道。杜老师是有爱人的，他身边莺莺燕燕围着很多美眉，轮不到我，要是轮到我，也得围绕地球两周。
　　 二十年前，我回第八中学找一位老师办事，听闻杜老师不教书了，承包了学校食堂。我对此微微一笑，云淡风轻。就如当年就着银白的月光，写下的一首一首诗，都是很遥远的故事了。
　　 中学和高中那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德兴垓由最初的丰腴、繁华，变得一蹶不振，整条街空落落的。德兴垓住着丝绸厂，两千多人的大厂，气势磅礴，将一个德兴垓支撑得十分繁荣。职工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在小镇进行。德兴垓那会子，早市杀五六头肥猪不够卖，各种蔬菜、水果也是大量急需。丝绸厂带动了地方经济，加上第四高中也在镇上，小镇着实火了一把。
　　 我的小镇，风生水起。圣母玛利亚大教堂一百多年了，塔顶住着一群一群鸽子。我周末只要不回家，洗漱一番，悠哉悠哉地沿着街道漫步，小商贩一个一个来了，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还沾着露水和泥土。杀猪的刚把一头猪撂倒，就有人上来等着割肉。面包房炉火袅袅，一拨一拨的麦粉香气，扑个满怀。新鲜的草莓，红艳艳的，我掏了掏口袋，除了买一顿早餐，所剩无几。至于草莓，我饱饱眼福就行。谁也没料到，多年后，我嫁给老刘，自家草莓吃了上顿吃下顿，实现草莓自由自足。
　　 我和小镇的感情很深，最浓的时候是我同老刘结婚后，扣了两座草莓蔬菜大棚。一大早，我俩骑着摩托车驮两大铁篓蔬菜、一大筐草莓来德兴垓菜市场蹲摊叫卖。小镇那阵子不怎么景气了，缫丝厂搬走了成了空壳，四高也搬走了，紧挨着厂子布置的大市场也一夜之间空空如也。市场也改到第三门市过一条马路东边一片空地，平常日子几个固定的摊位，赶上农历的一、六是农贸集市，人能多一些，再也看不到过去的车水马龙。卖菜和草莓，我一个人蹲守，老刘回去打理大棚活儿，我几点卖完，打电话给他过来接我，要是有便车，就蹭回去。小镇比以前清静了，生意不好做，一筐草莓也得卖到日落西山，剩筐里的草莓只能便宜卖了，令人怀想缫丝厂还在的时光，三大筐草莓一上午就兜售干净了。
　　 守在市场，抬头看看北边那座大教堂塔点，鸽子在上面停留，那里是鸽子们的家。周末的时候，三三两两的男人女人，拎着小布包，包里是一本厚厚的圣经书，他们步伐稳重，一脸神秘和庄重，往大教堂走去，听牧师讲道，态度虔诚。塔顶的一挂大钟，只是在中午十二点和黄昏四点响两遍，小镇最大的烟火，就是中心小学和第八中学放学的时候，学生们生龙活虎地飞出校园，在小镇的街道活出一个美好的风景。有些学生会来市场，买一斤二斤草莓吃，我每回都多给学生一捧。
　　 小镇有家面包房，清晨的烤面包香气，毫无保留地弥漫在镇子上空，晚上也是，面包房的生意始终很好，我最爱吃那种烤得外焦里软的面包，有时我守摊卖东西，中午吃两个面包，喝一瓶矿泉水即可。那些年，我家里人都爱吃烤面包，尤其是小镇姓高的人家烤的面包，个大蓬松，面粉的香在味蕾上滞留很久。
　　 我在小镇蹲摊七年，春天卖草莓、夏季卖蔬菜、秋天卖水果，冬天批发蔬菜、水果卖。小镇一点一滴的变化也逃不出我的眼睛，人们有了手机，从诺基亚老人机到智能手机。家家有了住宅电话、有线电视和网络后，小镇的电影院和图书室被一把大锁锁得严严实实，很长一段岁月，无人问津，门楣上结着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蜘蛛网，那扇朱漆大门早褪色了。图书室窗口的大白杨，孤独地杵在那里，默默地咀嚼着过往。耳边似乎尚有学生们的读书声以及借阅书籍的交流声，风吹来春天，又送走秋天。树长了一岁又一岁，小镇也老了一年又一年。
　　 离开小镇，离开德胜沟屯，也离开生我养我的南河屯，最终住到庄河城里。几年前，镇里有人叫我给蓉花山镇写点稿子，我没有答应——不是怕写不出，是怕写不好。那些刻在骨血里的旧时光，早已住在我的内心深处。也许，这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