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漂泊青藏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秋天，我怀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雄心，还有那句挂在嘴边“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的豪迈，走进了青藏高原。
　　 我去的那地方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县城以东的河谷地带气候温暖，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其他地方大多是高寒草甸，最高的地方海拔4800多米，白雪皑皑的山峰抬头可见，一个县的面积抵得住半个香港。
　　 我住的是一间木地板房子，在院子后面一个角落，旁边是库房，我所用以演奏的乐器有板胡，二胡还有琵琶，板胡是歌舞音乐用的那种高音板胡，空闲时间我常抚弦弄琴，跟我当邻居是个倒霉的事，所以我没有邻居。
　　 板胡音色高亢，用于独奏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学起来比较麻烦，我最初拉琴是在自家后院的羊圈旁边，邻居说别人拉胡琴像杀鸡，我拉胡琴像杀猪，太刺耳了。我说人家学的是二胡，我学的是板胡。两年后我进步了，虽然不再像猪叫，但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喜欢，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妇人是个大肚子，一天下午父母下地干活去了，我坐在院子拉了起来，正在兴头时邻居的婆婆来了，她央求我说：“娃呀，千万别再拉了，再拉要出人命的”！她说她家儿媳妇快生娃了，一听我的胡琴响浑身冒汗胆颤心惊，还说要是流产了看我咋弄哩。
　　 没有多久，单位发给了我一件蓝颜色羊皮大衣，一条草绿色毛毯，一件雨衣，一双棉皮鞋，叫做冬装4大件，大衣毛毯雨衣6年发一次，棉鞋3年一双。那天晚上我很激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皮大衣，在街道上得瑟了一番。
　　 没过多久去乡下演出，这些东西全派上了用场，那是个海拔3600多米的地方，一个有20多户的藏族村庄，还有个养护公路的道班，我们住在道班新修的一处屋子，大冬天的，看着潮湿的土地，我有些发愁，睡觉的时候，我把雨衣铺在地上，再铺上褥子和毛毯，乐器盒子当作枕头。同事们在笑着在看我昨个过夜，没敢脱衣服，我戴着棉帽子和口罩钻进了被窝，睡了一会儿，还是觉得很冷，而且越来越冷，看看旁边的同事，睡得特别踏实，有的还在说着“哥俩好”的梦话。
　　 很长时间吃饭行路睡觉都难以适应，去边远的牧场演出得骑着马翻山越岭，如果当天回不来还得住在那儿，牧场不是定居点，没有房子，住的是帐篷，生产队时十几个牧民一顶帐篷，晚上男的睡一边，女的睡一边，地上铺张羊皮，牧民身上的皮袄白天是衣服，晚上当被褥。
　　 我去过一个最边远的地方，离县城上百公里，一个生产队的牧民，住的牦牛帐篷，还有所学校，老师和学生也住帐篷，叫帐篷小学，老师是个汉族，我很好奇，问他怎么会在那里，他说他兰州师专毕业，分配到那个公社，公社又把他分到那里，已经好几年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话，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来我把他写进了我编写的《人物志》，并送了他一部作为留念，那时他已经是当地人大的领导。
　　 在一个边远的公社兽医站，有个来自大上海的大学生，和那个小学教师一样，也是由一级一级最终分配到那里，他和一个藏族姑娘结了婚，育有一儿一女，孩子们也都是一身藏族着装，看起来挺可爱的，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在一个边远的藏族村小，有个师范毕业的汉族教师，他说他的梦想就是调到县城的学校，快三十了还没媳妇，岷县的父母都在为他发愁，他想他会吹笛子，要是能到歌舞团就好了，这是他改写人生的唯一途径，他托人找了领导，领导说乐队的事我说了算，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说：“现在就你能帮我了”。听他吹了几个曲子，还算可以，但是，歌舞团缺的是拉弦乐，我有些为难，他来做什么呢？我问他学搞其他乐器行吗，他说干啥都行，哪怕是打扫卫生，人生没有单行道，几年后他与一个藏族演员结了婚。
　　 由汉族和藏族通婚组成的家庭不在少数，一个汉族老干部的四个姑娘，都嫁给了藏族小伙，有两个女婿后来成了重要部门的领导，老头死的早，县城是人情社会，丈母娘没享上儿子的福，却跟着女儿风光无限，两个女儿也被人们高看一眼，走路说话显的底气十足。嫁给少数民族后代在髙考，就业，招工，提拔，职称评定等方面，都能享受优惠政策。
　　 中国是人情社会，每个地方都有一张看不见却能摸得着的关系网，你想有所作为，就得进网，就像互联网，联不上网再好的手机也没用，混社会就要懂得“互联网”。
　　 我的第一个藏族朋友叫普尔考。那是刚到那地方的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走进了他的住所，他坐在床边，嘴上吊着一根用羊骨节做的烟杆，烟杆上还吊着黑布做的烟袋，嘴里不时吐着烟雾，我有些奇怪，他笑着问我：“你是不是看我黑的很”？我笑了，他也笑了，他说他叫普尔考，说他爸是烈士，剿匪时为解放军帶路提供情报，被土匪杀害。我问他为啥这么小就抽烟，看样子瘾还挺大，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普尔考不但烟瘾大，还经常渴酒惹事，他妈让他去当兵，说只有部队才能管得住他，城镇指标只有两个，竟争激烈，他说我当过兵，让我给接兵的说说。我把连长和随从请到住所，普尔考从家里端了一盆手抓羊肉和青稞酒，我们一边聊些部队的事，一边碰杯，我对连长介绍了普尔考的情况，和别人比普尔考虽然有些不足，但他是烈士的后代，一定得把他带走，青稞酒后劲很大，我喝的面红耳赤，连长也有几分糊涂，虽然是酒场上的话，连长还是把普尔考帶走了，普尔考在部队干了二十多年。
　　 藏族人好客，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学员，家里人来看孩子，听说有个陕西来的老师在教他们，一定要见我。晚上，我去了他们宿舍，几个藏族老乡说了各自的情况，他们对汉语不大熟悉，有时词不达意，有时说藏话，我听不明白，只能从脸上的表情判断内容，交流时很搞笑。过了一会儿家长们先是给我献上了哈达，接着开始敬酒，用那种图案精美的小龙碗，我说我不大渴酒，他们不断强调，初次见面，一定得喝，不然他们会不高兴的，我硬着头皮喝了两碗，以为就了事了，还有两个家长说喝了别人的，不喝他们的就是看不起他们，我只好接着喝，喝完后几个家长申出大拇指说“傻达傻达”，意思是谢谢，随后我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通过跟家长接触，得知了藏族学员的一些状况，对藏族社会开始有所了解。
　　 道吉仁欠的阿爸告诉我，说他跟道吉仁欠的阿妈本是一个村庄，也就是一个氏族部落，从小到大不曾离开过，也就是我们汉族说的青梅走马，他非常喜欢道吉仁欠的妈妈，一次他们一起去了牧场，生产队十几个人住一个大帐篷，晚上他没管住自己，钻到了她的皮袄里，后来就有了道吉仁欠。说到这里，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儿子和我们都笑了。他们想结婚，家里人不同意，道吉仁欠的阿爷给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他去了另外一个村庄。
　　 当地藏族一般是儿子要么去寺院当和尚，要么去别人家当上门女婿，留下姑娘招个女婿顶门立户。藏族人认为当和尚是件好事，具有一人出家全家光荣的社会效果。藏族姑娘婚前是自由的，生了孩子不觉得奇怪，但结了婚须得严守妇道，不得去当“二奶”或者“小三”“小四”的。
　　 有个叫卓玛加的学员说他没有爸爸，我说“没有爸爸你哪来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我说他爸要么在他们村庄，要么就在附近村庄，我问他问过他妈没有，他说问过，他妈说她也不清楚，卓玛加没有因为没有爸爸感到遗憾，也没有一定要找到爸爸的愿望，好象爸爸这个角色是可有可无的，倒是他的舅舅常来县上看他。他的汉语发音很成问题，一次我碰见他手拿着面袋子，问他去干啥，他说：“狼（梁）叔，我去狼（粮）站打狼（粮）去”。
　　 革命委员会有个食堂，机关干部中的单身汉在那里就餐，我在那里吃过一个时期。远离内地蔬菜供给困难，大灶上的副食以牛羊肉为主，同事们大多自己做饭，他们建议我也自己学着做，藏区的干部职工几乎没有不会做饭的，大多数人都能杀牛宰羊。
　　 很可笑，初到不久，几个同事买来一头牦牛要宰了分肉吃，他们特意叫我去看，看看我害怕不害怕，有的说我当过兵一定不会害怕的，其实我还真的有些害怕，那黑牛看到我走近它时，向后退了几步，不知道它是看我形状有点陌生，还是以为我要弄死它，看着它象是到了刑场的模样，我有些心生怜悯，在牧区生活，杀牛宰羊属于基本的生活技能。
　　 我站在一旁，几个同事说着笑着和牦牛周旋起来，牦牛瞪着眼低着头奋力反抗，也就几个回合，它被按倒在地，一个汉族同事拿着一把刀，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对着牛脖子刺了下去，一股殷红的鲜流了出来，牛死了，他笑着问我“怎么样”？他们分割肢体的动作非常娴熟，其中一个还顺便割了一块肉塞进嘴里嚼了起来，我看的目瞪口呆。
　　 一天傍晚，几个藏族女同事拿着一口小铁锅，盆子及一些简单灶具，说去大灶吃饭费钱又不可口，要帮我学着自己做饭，还有个同事送来了案板，从那时起，我开始自己做饭。一些简单的事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劈柴，搞不好会伤了自己，还有生火，这些以前不曾会做的生存技能，都得从头学起。
　　 带头帮我的做饭那个藏族姑娘叫贡保草，我对藏族的名字很好奇，问她为啥叫这个名字，她说她也不明白，她们那地方叫这个名字的人不少，几乎每个村不同年龄段人的都有，带草字的属于女性专用名字，我想除了宗教原因，可能和畜牧业生产有关，生活在草原上，牧草旺盛牛羊肥壮，日子才能过的好些。
　　 贡保草只上过两年学，民歌唱的好，只要有她唱歌的节目，牧民们就特别兴奋，在台上她还没有开口下面就有人鼓掌叫好。197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奥金玛》，她是主演之一，后来她拍过不少影视剧，成为著名的藏族演员。
　　 人际交往靠的是缘分，谁和谁当两口，做朋友，做好朋友，都是缘分。结婚是缘分，离婚也是缘分，要是早知到离婚就不结婚，问题在于你没法预知后来的结果，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确是这样。
　　 有个藏族朋友叫洲塔，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春节前，一个台湾的博士研究生找到我，他说是洲塔教授让他来我的，说我对当地民族方面的事比较熟悉，我俩在合作市的宾馆里聊了一个晚上，他说着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长的也很秀气，我问他毕业后会分配到什么单位，他哈哈哈笑了起来，他说台湾不是大陆，工作是要自己找的，我问他怎么会跟洲塔教授认识，他说洲塔先生在藏学研究方面影响很大，他是专程来大陆向他请教的。
　　 后来又有位叫蒙小艳的姑娘找我，她是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博士研究生，要写毕业论文，她说洲塔教授让她找我。我认识她的父亲，他爸叫蒙炯明，曾是那地方的县委书记，后来是甘肃省民政厅厅长，一次我找他调动工作，他说只要不离开这地方，去哪个单位都行，想好了告诉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机关中的党员很少，广播局文化馆电影管理站新华书店歌舞团五个单位的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称文化单位党支部，歌舞团只有我和团长是党员，五个单位8个党员，我和洲塔二十多岁，其他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书店经理祁东柱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我曾经给他写过一篇长通讯报道。
　　 我们是在过组织生活时相识，那时他叫王洲塔，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是广播局的藏语播音员，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媳妇是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洲塔俩口性格温和，人缘极好，从那时起我和他有较多的接触，他喜欢音乐艺术，常来歌舞团，一次还拿了一把三弦让我教他。我俩因为喜欢看书而投缘，他钻研的是藏传佛教，我读的是政治经济学，1978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我打算考政治经济学，因为外语放弃了，其实那时考研外语只是个形式，当时我已经读完了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后来我在一次全国命题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课考试中，考出了86分的成绩。
　　 洲塔从事藏学研究，经常去各地搜集资料，当时没有复印设备，借来的有用的档案材料全靠抄写，我帮他抄过不少，我是在帮他抄写和聊天时，掌握了不少藏学方面的东西，后来他出的书也送给了我，我编写的藏族地方志书采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是极少数懂得古藏文的藏族学者。
　　 他在甘肃藏研所当所长时我曾去过他家，夫人告诉我说他常常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别人找他时让她回说不知道哪儿去了。受丈夫影响，妻子也写了几篇论文，她送了我两份载有她文章的杂志，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藏族演员，靠着自学居然登上了理论研究的大雅之堂。我夸她时她满脸都是笑，她说能得到我的认可很自豪，在我和她做同事的8年里，除了排练演出，我都在读书，她把我想象得跟她家先生一样，她高抬了我。
　　
　　 2026年5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