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到山歌：一首诗的两次生命
　　
　　 ——新兴林场雷锋纪念馆参观记
　　
　　
　　 1、
　　 5月21日，我参加了市文联组织的“录自然之美，探森林之韵”主题党日活动。我没想到的是，活动的地点会是市林业局下属的新兴国营林场，更没想到，在这个远离市区40公里的国营林场深处会有一座雷锋纪念馆。
　　 按照预定的时间安排，八点整准备出发，车子出了沿着林区公路往里走，两旁是整齐的落叶松，笔直的像一个个站岗的士兵。东北的初夏，针叶返绿，路肩的蒲公英盛开着。我与文友杨大业坐在一起，一边琢磨站里标准化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以及近期相关外业工作的安排，一边听着车内不同团体的成员热络地交流着创作心得，更令我无暇兼顾窗外的风景。
　　 “各位老师，请跟我来。”
　　 新兴林场雷锋纪念馆的讲解员叫孔香华，一身蓝色的西装，胸前别着党徽。我们跟着她走进展厅。展厅不大，雷锋的照片、日记复印件、各种纪念品，与别处纪念馆展厅的格局相仿。
　　 在孔香华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新兴林场是1962年建成的。雷锋纪念馆是2023年建成的。
　　 1962年，雷锋22岁。他开着推土机，在辽阳的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他在日记本上写：“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也是那一年，第一代新兴林场的工人扛着斧锯，坐在爬山虎上，开发了这片林子。没路，砍树开道；没房，挖地窨子；没粮，啃冻透了的窝头。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雷锋是谁，但他们干的活计，和雷锋干的是同一件事——把年轻的日子，奉献在这片需要他们的大森林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一个甲子，足够一个娃娃成长为满头白发的老人，足够一片幼林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新兴林场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调子发展成长起来的，那调子高亢、嘹亮，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干劲儿。
　　
　　 2、
　　 “各位老师，请跟我来。
　　 “接下来的讲解，可能有着你们以前在别的纪念馆里不曾注意到的细节。”今天，我们走进这座纪念馆，却听到了另一支调子——
　　 孔香华指了指墙上放大了的一行字，“雷锋会作诗，能写作。”
　　 这一段讲解让我心里动了一下。作诗？写作？我犹疑地推了推眼镜。
　　 “我们知道雷锋是模范、是标兵，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孔香华的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他写诗歌，写散文，还写小说。他18岁时在团山湖农场写的诗歌《南来的燕子啊》，那些历经时代变迁，让我们到现在还放不下的句子：‘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南方，轻盈的掠过团山湖的天空，闪着惊异的眼光……’”
　　 她用一种儿童式恶作剧的表情，扫了我们一眼，有些轻谑地说：“其实和大家一样，雷锋是个文艺青年。”
　　 我们都笑了，笑声里，有一种重新认识一个人的新鲜感。
　　 孔香华领着我们来到展柜前，里面摆着几个版本的《雷锋日记》。她指着其中一页的放大照片：“大家看，这是他抄的一首诗，我想大家会同其他参观者一样，一定会在心里轻轻地哼唱。”
　　 我凑过去，看展柜里雷锋日记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都是那么认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居然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竟然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真的太熟悉了，相信不少同行者跟我一样，在心里唱了起来。
　　 孔香华接下来讲的故事，我却是头一回听说：“这首诗的原作者叫姚筱舟，陕西铜川矿务局的技术员。1958年用笔名蕉萍写了这首诗。1960年，雷锋读到了，被打动了，就抄在日记本上。”
　　 “但他不是照抄。他改了三处。一处是‘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一处是‘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另一处，是他把原诗的第三段整段都删了，让诗停在‘夺过鞭子揍敌人’这一句，这三处改动，让整首诗变得更决绝了。‘只能’是被动的，‘只生了’是主动的。改了之后，有一股子破釜沉舟的劲儿。雷锋用自己的笔，把一首矿工的诗，变成了普通大众的心声，并经过才旦卓玛的演唱传遍了大江南北。”
　　 我跟在队伍的后面，用手机找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原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
　　 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雷锋做了什么呢？他是对这首诗进行了二次创作，改得更加锋利了，他做了减法删除了第三段，只是让情感表达的更准确。于是，这首诗从时代的宣传品，变成了直击人心的艺术品。
　　
　　 3、
　　 “各位老师，请跟我来。”
　　 孔香华领着我们往展厅另一头走。那边是一排老照片，黑白、泛黄，记叙着新兴林场的旧事。我听到她非常肯定地说：“雷锋日记中最经典的就是关于‘钉子’精神的描述，他说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
　　 “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林业人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国营林场改制后，我们从过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栋梁之柱的砍树人，变成现在的看林人、种树人，甚至，要变成推倒重建的创业者。这份转型的艰难，这份‘二次创业’的阵痛，正需要我们拿出‘挤’和‘钻’的劲头来。”
　　 孔香华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不论是她就职的国营林场，还是我服务的乡镇林业站，曾经都有着完整的“三段式”结构：过去的辉煌、当下的困境、未来的雄心。可困境是真实的，阵痛是真实的，那份创造未来的‘挤’和‘钻’的劲头也是真实的。
　　 我从农经站转岗到林业站，总能听到社会层面挥之不去的种种声音：“守着那么大片的林子，不砍不伐，年年靠财政拨款养活，这样的单位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与乡镇林业站不同的是，国有林场改革全面推向公益化，彻底封锯停伐，变成了完全的“生态保护单位”，但是我觉得国营林场的存在，恰恰从本质上成为了跨越代际的长期主义，是关于“谁来守护无法定价的生态”的制度性回答，是国家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迈向生态文明的缩影，是无数的国营林场工人以“钉子”精神构成的主体生态的骨架，是不透支后代生态本金的代际公平的必要。
　　
　　 4、
　　 参观结束，我们走出了雷锋纪念馆，走向场区的旅游设施，走到新兴林场起伏蜿蜒的山路，这里有着我无比熟悉的绿色，也有着同行者采撷的一把把山菜，和着文友们的欢声笑语，让这片山林充满了生机。
　　 场区砂石路的尽头，是容量200万段木耳架子的场地，副场长李洪波同志，在给参观者介绍新兴林场，做为二次创业的首次发力，带动职工发展了木耳产业。
　　 因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封山育林让国营林场的采伐成为历史，林场以及职工陷入了“资源、经济”的双重危机。那是一种断崖式的失落，是一场撕裂了建立了几十年体系的剧烈的阵痛。它不仅仅是身体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更是改变生产方式的阵痛。
　　 李场长停顿了一下，脸上是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那个阶段，大家都太难了…”我们没有了过去向大山“索取”的辉煌，我们面临的是停止“索取”后不知如何“给予”的困境。
　　 如何打破这个困境，在军民共建及返乡创业动员大会上，我们掀起了发展产业的思想、思路的大讨论。敦化籍带队的校官唱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他用雷锋日记里关于“钉子”精神的“挤”与“钻”的箴言，像一道光，拨开了我们眼前的迷雾。
　　 雷锋短暂的一生，是一部纯粹的“给予”史。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一种宏大的世界观，不也是我们林业人，守着森林，守着“为人民服务”最真实的写照，最具体的表现吗？
　　 在那位校官的建议下，我们从行动上，像钉子一样挤进这片沉寂下来的森林，钻进这片被忽视的生态价值内核中。挤掉浮躁与抱怨，钻透让思想停滞的坚冰，在东北地区国营林场中，我们第一个建起了雷锋纪念馆，打开了森林旅游的名气。用这股钻劲和挤劲，深挖林区文化，讲好雷锋故事。打破了国营林场物理意义上的砍伐与搬运，做到了化学意义上的转化与升华。
　　
　　 5、
　　 与新兴林场告别时，我走到孔香华面前，加了微信后，我问她：“你觉得你讲解的关于雷锋同志二次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跟李场长讲的咱们林业的转型，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她想了想：“《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得到的广泛的传唱，有两个重点，一是姚筱舟能‘写出来’，二是雷锋能‘改出来’。没有雷锋的摘抄，这首诗可能早就没人记得了。没有姚筱舟的原作，雷锋也改不出这首传世的歌曲。”
　　 “您说您是乡镇林业站的工作人员，那么咱们林业的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也是这样。”
　　 她指指身后的林子：“第一代林业人的重点是砍树建设国家，我们这一代林业人的重点是巡林、养林、护林，守卫国家生态环境，就跟那首歌一样，只有经历了改动，才能真正走到人心里去。”
　　 阵阵的落山风在中午的阳光里，自山巅或热烈或轻慢地吹下，穿过林子，松涛阵阵。
　　 在惜别的河畔，从车窗外传来的，是风声，是松涛，也是一支跨越六十多年，仍经久传唱的红歌。车子发动了，孔香华还站在那儿与我们挥手告别，工装上的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的身后，是整片林海。再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
　　 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去整理。车子拐出了林场的大门，就看不见送别的身影了。但那片林海还在后视镜里，铺满了整个画面。
　　 耳边还响着那支歌。
　　 而我们，在路上，在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