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上午，战友刘忠祥给我打来电话。他没有客套寒暄，单刀直入，直接暴雷：“我得了脑瘤，这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坎儿！”我愕然，惊得干张嘴说不出话。
　　 他在电话里，简单说了得病的过程。4月12日，也就是他刚过七十岁生日的五天后，忽然觉得头疼，一测血压高得离谱。赶紧去医院做了头部CT，专家医生诊断是脑部肿瘤，需要住院手术。专家说，手术有风险，他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先打个电话给我，不是求安慰，而是打“预防针”，让我也有个心理准备。
　　 说实话，我这心里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在4月7日，忠祥发来一则短视频：全家老少其乐融融，给他过七十大寿。视频里，他自个用筷子击打小钢盆，夫人、女儿、女婿与小外孙站成一排，有模有样地表演三句半。收尾两个字，分别为吉祥、真棒、兴旺与安康，全是祝福的好词儿。我赶忙补个恭贺，为老战友感到高兴，也万分感慨成天小刘、小刘地喊着，怎么一下子突然就七十岁了？随即叹道：自己不都迈入耄耋之年了嘛，小刘就不该变成老刘吗？
　　 撂下电话，心里五味杂陈，同时也明镜似的。与其说些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倒不如倾听他的诉说与宣泄。这事无论搁在谁身上，都要经历一个从头大到理智，再到从容面对的艰难过程。忠祥的语气很是悲壮，有种诀别的意味。我不由得想起早年在军营一面墙上的标语：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我当时还是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条标语时，竟然好一阵子的心惊肉跳。
　　 后来几天，又和他电话聊过几次，主要谈过往的军旅趣事。在部队的时候，我与忠祥在机关待过好几年，但不在一个部门。私底下他从没把我当领导看过，说话特直语气很冲，动不动还会发几句牢骚。但交往频繁，相处得特别融洽。我家属随军后，一直住在宣传股的三间仓库里。房屋宽敞但很破旧。需要先用细铁丝在房梁上拉成网状，然后把报纸粘上去做个顶棚，这其中就多亏了忠祥战友的辛勤劳作。他一边调侃，你们这些当官的啊，就喜欢欺负我们这些小当兵的，一边麻利地爬上跳下干着活儿。
　　 那时，照相也算件稀罕事情。他节假日不厌其烦为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竟然从舰队找来一部我们家乡的蒲剧电影《窦娥冤》，就在电影组的小屋里，专门放给我看。我自然喜出望外看得津津有味。而他却在一旁时不时就揶揄，这是什么呀？有什么好看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忠祥战友为人处世的做派，依旧一如既往，没有丁点的改变。其实，都古稀之年了，还改个什么劲儿呢。这样就挺好。
　　 回忆是温馨的，只是这些暖暖的画面闪现得越多，我就越揪心，总在盼着他手术成功的好消息，盼着他能迈过这道坎。5月30日，终于收到他发的一则短信。但我竟然有些看不懂——怎么没做手术就要出院了？待读过接下来的两篇网文后，方才明白其中原委。
　　 忠祥在网文称，300元挂了个专家号，前后也就三分钟。专家总共说了5句话19个字：有医保吗、这个瘤不规则、住院、手术、给安排床位。住院5天，仅有两个助手出面交流。住院当天，第一个助手讲了病的风险性，以及进行手术的利好，其后遗症几率很小，大约百分之一到二。然后便开始走烦琐流程，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到了第五天，第二位助手出面，代表专家提出保守治疗建议。说手术可能出现失语、失聪、失忆与面瘫的风险，大概率为百分之五十。两位助手同在一个专家麾下供职，也都代表专家出面交流，怎么先后说辞的反差如此之大呢？
　　 看来忠祥面临的坎，不止一个脑瘤病灶，还有那个望而生畏可又不得不打交道的医院。后面这道坎，不仅可长可短、可高可低与可宽可窄，而且还可以转换方向与位置，实在让人捉摸不透难以把控，只能听之任之由着摆布，尽管满满的不解与疑惑，却还要无奈地去服从与配合。好在脑瘤最终检测结果为良性，并且在可控范围内。他如蒙大赦之际，高兴都来不及，哪还顾得找别的不自在，给自己额外添堵呢？
　　 其实两个助手说辞的前后矛盾，也在情理之中。经过那么多的仪器检测，专家的决定发生部分改变，应该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权当第一个助手的说辞，夹带着善意的谎言吧。忠祥活得很通透，网文中直呼的四大庆幸，足以表明他的豁达，以及对医院的理解。他就是这么个人，相处久了，蛮有趣的。
　　 对忠祥来说，这道坎儿算是虚惊一场。但人这一生要过的坎儿还有很多，要么跨过去，要么倒在坎儿前，有时竟是身不由己。我们只能以坦荡之心，坦然对待，真有一天遇到无法逾越的坎儿，那就笑着面对。
　　
　　 2026年6月8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