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件藏青色的斜襟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着一个小小的髻。她站在老屋的天井边，阳光从瓦缝里漏下来，照着她半边脸。她想笑，却先咳了起来——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我想跑过去，腿却迈不动，一急，醒了。她是我日思夜想的奶奶！
　　 窗外黑漆漆的，四点三刻。我躺着没动，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当年老屋那架摆钟。
　　 奶奶这一生，不容易。听父亲说，爷爷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走的，那一年是1954年。那年奶奶多大，我算不清，只知道她从此一个人，拉扯着才几个月的父亲，还有少年的大伯。一个小脚女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天不亮出工，天黑透才回家。灶里烧的是她砍的柴，缸里挑的是她担的水。父亲说他小时候没穿过买的鞋，只有奶奶纳的草鞋。那年代，奶奶是怎么样才熬过来的啊。
　　 1996年，我已到县城寄宿念初中，逢周五下午骑车回村。三十多里土路，坑坑洼洼，骑到村口，天都快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我会先进到大伯屋里找到奶奶，与她聊一下一周以来的学习生活，才回到东头自家放下书袋子。
　　 奶奶与大伯一家住在老屋西头，她住的那间土房土砖墙隔音差，隔着墙能听见她咳嗽。每个周末早上，伺候奶奶刷牙洗脸，是我的头等大事。
　　 每次我会先推门进去叫醒奶奶。搪瓷盆磕了好几个口子，听父亲说是那年大伯母分家时给的。我舀一瓢冷水，再兑半瓢热水，手指伸进去搅一搅，不烫不凉。牙杯是白底红花的那种，花早磨没了，柄上缠着胶布。牙膏皮被我挤得扁扁的，从头卷到尾。
　　 我把牙刷横架在杯口，毛巾浸进水里。奶奶已经坐起身，靠着床头。她头发全白了，稀稀的，梳子一碰就掉。她不让梳，说“别弄，乱就乱着”。我把牙刷递过去。她接牙刷的手，皮包着骨头，青筋鼓得像蚯蚓。
　　 她刷牙很慢，刷两下歇一歇。我站在旁边等，等她放下牙刷，把热毛巾递过去。
　　 起初她要强，非要自己拧毛巾，手抖得怎么也拧不干。后来不拧了，由我拧好，她接过去捂在脸上。捂很久，拿下来时眼眶红红的，不知是水汽还是别的。有时还会见到流鼻血。后来听父亲说，奶奶得的是鼻癌，1980年到肇庆做过手术，1996年复发，父亲和大伯曾提议要带她再去治疗，奶奶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她只说：“够了。”
　　 每次我骑车回学校。骑出村口才敢回头。老屋蹲在晚霞里，土砖墙黑黢黢的，哪边是奶奶的窗，我知道。
　　 红薯的事是更早的。
　　 小学六年，我在村里念书。学校在村子西边的山脚下，放学从村中间过——老桥，老屋巷，竹林下，晒谷场，然后是奶奶的门槛。
　　 她总是在那儿。不是切猪菜，就是摘她亲自种的青菜、筛高粱米粒。看见我从晒谷场走过来，她不动声色，手往斜襟布衫底下摸。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一只滚烫的红薯就塞进手心。
　　 红薯是和芋头一锅煮的，皮煮得焦黑，掰开来黄瓤流油。我们祖孙俩并排坐在门槛上，一个吃，一个看。偶尔有麻雀飞过晒谷场，影子一闪。
　　 那些红薯是什么味道，如今说不上来了。只记得烫。烫得左手倒右手，嘘嘘吹气。奶奶在边上轻声说：“慢点，锅里还有。”
　　 其实哪里还有呢。她从大伯家锅头里煮熟后拿着藏起来的，都给了我。
　　 奶奶是96年9月走的。
　　 还记得到奶奶走的那天，周五深夜11点多。周末已休假回老家的我，在房间里做完作业，才刚刚躺下睡着，父亲突然跑进来，拍醒我说“奶奶快要走了，快！快！快去叫唤奶奶”。我蒙蒙的回应“走？她能去哪啊？”。父亲急冲冲地说“奶奶是要去世啦”。连滚带爬的跑过去，再见奶奶时，她已经晕迷得不醒人事了，我跪下来，脸庞紧贴在奶奶的瘦小的脸上，不停的大声哭喊着奶奶，父亲对奶奶的手腕脉象摸了又摸，贴着奶奶的胸口听了又听，反反复复，十多分钟后，我们为奶奶盖上了白布。
　　 我在她床边坐了很久很久，看那只空牙杯，看架子上叠成方块的毛巾。后来，我到灶屋去。灶冷着，膛里没有火。墙角堆着几只红薯，皮上还沾着泥。我蹲在那儿，很久很久。
　　 昨晚梦里，奶奶没生病，我也没长大。她还是穿着藏青色的斜襟布衫，灰白头发。二十九年过去了。锅里的红薯早已冷透，奶奶灶膛的火，熄了很久很久。
　　 但我知道，那灶膛还在。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在我胸口里，日日夜夜，温着一只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