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日里，接送孩子们的老人们聚在学校门口，聊的多是农事。我在边上听着，不觉无聊，反而饶有兴致。我不是个爱八卦的人，大概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农民。虽然三十多年没怎么种过地了，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过，我自己倒是越来越喜欢我这个农民的本性。
　　 关于种地的记忆，虽然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场景，现如今回想起来，好似一颗颗冷藏过的杨梅，外面裹着一粒粒细小的白砂糖，入口时口感甜丝丝、冰凉凉，后味还带一点酸溜溜的口感，正好解我的暑热。于是，我不免迷恋其中，这大概也是人们为何总要把陈年往事放在嘴里咂摸的原因。
　　 眼下是种红薯的季节，老人们的话题总是跟着时令走，自然绕不开“红薯”：今年种了多少亩红薯，年底要收几百上千斤红薯，到时候喂猪，洗粉，做红薯糖，做红薯粉丝，多的留起来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到来年开春。过去可是没这好日子啊。老人家像个孩子似的，没有抱怨过去得不到的甜蜜，只沉浸在实现了红薯自由的快乐里。生活是什么？把当年缺失的甜一点点攒起来，如今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就全成了踏踏实实的满足。在农民看来，好日子就是这么简单。
　　 红薯藤刚插到地里，还不一定都活了根，这些爹爹奶奶们就有这样大的口气，我实实在在为他们高兴。我们的农民真是过上了好日子！重要的是，土地是农民的底气。农民，是最敢于奢望和申请向往的群体，他们骨子里相信的是，这样去想，可以成真，不想，成真了的味道也不足，也满足不了那份曾经的渴望。
　　
　　 二
　　 老人家说的这话我听着很耳熟。我的母亲，挖了小小的半笼田埂红薯地，收上来大半篮子红薯的时候，站起身，叉着腰，望着眼前广袤的大地，像是下了个决心：“等明年，我要拿出一整（这个“整”，拖了很长的音）块地种红薯，到时候，孩子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开心极了，拍着手，摇着小辫子：“妈，那才是好日子呢！”顾不得这话是真是假，好像已经吃到了甜甜的红薯。
　　 那时候，在我出生之前，村里的田地就分好了，自然只有父亲和母亲的那一亩三分地，养活一大家子人已经很艰难。只是，她心里是真的想有一块地给我们种红薯吃，“有整块地种红薯”成了她的心结。平日里还好打发，煮上两根分着吃，我们几个也就解馋了。待到年底忙年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有股香味直往被窝里钻，馋得我们直接坐起来，一个个不睡觉，因为隔壁几家总会比我们家多出一味香——红薯糖的香。第二日一早，母亲硬是拉着父亲从后屋的小爹爹家买回来一箩筐红薯，满满当当一整箩筐，总得两垄地的收成，比我们家挖回家的红薯要多得多。“我们今年也熬糖稀，做红薯糖。”父亲和母亲就像我们孩子一样高兴，大概是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没睡着，想了一晚上的红薯糖吧。
　　 母亲在土灶下烧火，父亲在灶上熬糖，厨房里只有火苗偶尔发出的“噗呲”声和木锅铲翻铲的声音。我们站在锅台旁边，把小小的几平米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盯着锅里咕嘟冒泡的红薯泥，眼睛一眨也不眨，生怕少看了一眼，红薯糖就少了甜；少闻了一口，红薯糖就少了香。“别急，好东西值得你等待。”做了一辈子饭的母亲，笑着安慰直咽口水的我们，手上往灶膛添了块干柴，橙红色的火苗一下窜起来，暖暖的甜香顺着热气漫出来，把我们的心儿勾得直发痒，连呼吸都裹着化不开的甜。
　　 糖泥变成透明的糖稀，倒入炒黄的米泡，用锅铲搅和，滚成一个圆圆的糖球，父亲嘴里呼着气，趁热把球抱起来放入模具，我们围上去伸手就要捏，还好母亲反应快，笑着拍开了我们的手，不然得烫出一个透明的小手电灯泡。有一回，大妹饿了急着哭，粥还在锅里冒泡，母亲没办法盛了半碗粥放在桌子上，等粥凉了，妹妹就可以吃了。没想到，刚一个转身，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大妹太饿了，哪里等得及，才几岁的她自己去端碗，滚烫的稀饭直接扣在了她肚子上，当时就起了一个特别大的水泡，好了后，结了碗大的疤。大了后，说起这个事，我们调侃，为了吃盖了个戳。
　　
　　 三
　　 父亲的手是不怕烫的，他是半个老农民，在地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练就了一双铁砂手。春耕的时候，寒气还未消散，父亲卷起裤腿，就在水田里蹚，一待就是半天。炎热的夏日，我们在家什么都不干都嚷着热，父亲顶着烈日，连草帽都不拿就出门了。“舍得出力，庄稼才会给你回报。”田地不多，用心对待，回报也更厚实。田里的水稻总要多打出点，为我们做点米粑吃；我家那方不大的菜园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别人家有的我们家一样不缺。有一年，我们种出了西瓜，在村里那可是件稀罕事儿。
　　 滚烫的圆球任由父亲拿捏，一拉一推，来回几下，变成了平整的和模具一样大小的长形大糖块，毛巾一盖，再压上重物，等上大半个钟头揭开，就是一块方方正正的红薯糖。最后，一片一片的小方块就到了我们手里，攥在手里还有一点点热气。常常，糖块被我揣在口袋里，捂得发软了，才舍得拿出来咬一口。
　　 那一年的年，是我记忆里最甜的一个年。也正是从那天起，“有一块自己的地种满红薯”不再只是母亲藏在心里的念想，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那块地就在虎形山的山脚下，我们村子的最西边。去地里，得绕着山脚蜿蜿蜒蜒的小路转上大半圈，现在想起来，真是偏僻得不能再偏僻。
　　 那时，却并不觉得。在农民的心里，有了地，日子就有了盼头，再绕远的路，因为有了方向，都不远。
　　 趁着下雨，父亲一早就把红薯秧插上了，这叫好雨知时节。好像真是这样，每年插红薯的那几日，总有一场雨，那是老天爷特意给农民准备的礼物。不过，老天爷有时候也爱跟我们开玩笑，印象最深刻的是双抢，一家人吃过午饭都在午休，有时刚眯着，一个大炸雷，就像在耳朵里炸开了，惊得人一蹦就从竹床上弹起来。田里快要晒干的稻铺可经不起雨水的摧残，往往我们着急忙慌跑到田里，收好了稻铺，太阳却出来了。种地可把我们农民的脾气磨得耐心十足。
　　 雨水把泥土润得酥软，红薯秧喝饱了水，没几天就全都冒出了嫩生生的新叶，风一吹，整片地都泛开了鲜活的绿。我每天放学，都要绕点路跑到地边蹲着看，数新发的叶片，拔刚冒头的野草，看着藤蔓一天天爬满整块地，连脚下的泥土都觉得亲切起来。
　　 秋天收获时，母亲带着我们挖红薯，割去上面的藤蔓，露出一个个小山包，不舍得用锄头挖，怕挖破皮，两只手慢慢从地垄边向山包掏，带着泥土的红薯滚出来。这大概就是老人家说的“种下期待，收获希望”。他们年岁大了，不用再靠种地讨生活，却还是一年一年种着庄稼。因为土地给人希望。
　　 我们都盼着这份甜滋滋的日子能一年一年过下去，谁料到过了几年，生产队重新分地，我们家也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几亩责任田，这下可真真正正实现了“红薯自由”。
　　 虎形山的山脚下，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洞穴，洞口被不规则的石块随意封住，那是村里家家户户挖的红薯窖，吃不完的红薯都存放在这里，一直留到第二年开春。
　　 如今离开家乡很多年，父母亲还记得红薯的好，开荒种地也总要种上一些，我从心里支持他们，也很羡慕他们，每一个日升日落，地里的庄稼在生长，他们的日子跟着长出了盼头。离开家时，车子的后备箱总要带着沾有新鲜泥土气息的小菜。
　　
　　 四
　　 后来我成了一名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稚嫩的脸，忽然发现自己依然是个“农民”，只是耕种的土地变成了课堂，播撒的种子变成了知识。我把这份对土地的热爱，对耕种的理解，当成了我的教育理念。
　　 跟家长聊到孩子的成长，我常把当农民学到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养育孩子就像种地，该松的时候要松，该紧的时候得紧，该拔草的时候不能心软，你得顺着苗子的性子来，急不得也乱不得。”
　　 “可不是，养孩子也和种地一样，要陪着他慢慢长，给他足够的养分和空间，到了时节，自然能长出沉甸甸的果实。”
　　 和家长这样说，他们倒是很愿意接受，就算是没读过书的爷爷奶奶也听得明白，向我竖起大拇指，我总是笑着回应：“种地，您可都比我有经验，下次，换你们上台讲啊。”
　　 结合节气，我还会带孩子开展一些活动，今年，在芒种时节，我们班开展了“趣味故事分享会”，孩子们将自己对土地和耕种的理解用故事讲出来。
　　 我本是农民，这个身份不是标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无论是在田地里种庄稼，还是在课堂上种知识，本质都是一样的——种下希望，等待收获。而这份希望，会像一条无形的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保持着农民的质朴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