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闷热。知了在楼下的树梢上没完没了地叫，叫得卖力，叫得让那些心烦的人更烦，真想抓住它们，狠了心地一把捏碎，摔到地上喂狗。
　　 一丝风也没有。树梢一动不动，所有的树木都像挨训的孩子一样，不管个儿高的，个儿矮的，都一个熊样子，呆呆地站在烈日底下。太阳不算毒，像打瞌睡一样无精打采，又像没睡醒或者刚睡醒一样蔫着。它不红，不白，像罩了一层轻纱。天上有云，又像没有云一样，灰蒙蒙，白茫茫。说天空有云，也是这种灰白不分的颜色布满整个天空，好像只有一大块云；说天空没有云，也没问题，哪有云朵没有边沿的？
　　 伍时把家里的风扇搬到了阁楼里——这是一个小茶水间，伍时下班后经常坐在这里喝茶。阁楼是买房子时送的。他说顶楼的房子太高，冬冷夏热，六楼，还没电梯。房主马上解释，这房子性价比高，顶楼房价本就不高，加上送的阁楼和房子面积一样大。伍时一盘算，觉得划算，果断买了下来。20年前这个果断的决定，差点让他大赚一笔——房子搬进后没几年，房价大涨，他曾嫌弃的这个顶楼价格直接翻三番，关键是他这个赠送的阁楼，也不掉价，真应了那句“萝卜快了不洗泥”，房子争着有人要，原来的邻居都换房了。他激动得不得了，想把房子卖掉，换购一套新房，然后留点零花钱。但是他爱人阻止了，告诉他，房子价格的确翻了好几倍，但是用现在卖房的钱去买一套同样大小的房子，也就交个首付，以后还得还多年贷款，哪来余钱？再说这房子面积大，宽绰着呢！如果新买的房子装修下，得，这后半辈子可有活干了——还想天天坐下来沏壶茶喝，喝西北风都没时间！
　　 一语点醒梦中人，有些热闹的局，不能轻易入。伍时的洋房梦，就这样破碎了。对他那淡化了的洋房梦，越来越不后悔：住在这里，不用还贷款，生活滋润着呢。这不，楼下的邻居徐明达主席很快就来找他喝茶聊天了。
　　 徐明达是本市的文联主席。因为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对单位的事务也放手很多。除了一些必要的会议要参加，一些少不了的会议要发言，基本上都在家里写写稿子，练练书法，生活也很惬意。他之前并不在这里住，不知道哪股风，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和伍时住一栋楼，一个单元，他在三层。他的过往，伍时从来不问，他也从来不谈，但伍时知道，他有个儿子，在省里某个单位做公务员，至于职务，他再不打探。
　　 伍时认识徐明达，纯属偶然。一次市作协举办的“我为人民公仆”主题创作活动中，区农机局的职员伍时获得了一等奖。颁奖那天，主席台就座的徐明达把烫金证书和奖金红包放进了伍时的手中，他们第一次握了手。伍时只记住了徐明达的微笑，甚至连他是谁都没记住，还是在徐明达以文联主席身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时，稳坐台下的伍时才知道，他是市文联主席，徐明达。
　　 颁奖活动结束后，市作协组织了一场茶话会，邀请各类作品一等奖获得者和市里的有关领导参加。徐明达第一次听到伍时的创作分享，并给他送去了掌声。这是他们第二次交流。
　　 之后无话。
　　 有一天，伍时下班回家，把车子停稳，拎着一个帆布袋子，匆匆上楼。走到楼梯口，一抬头，他的前面，上层楼梯台阶上，站着一位微笑着的年龄相仿的人。伍时只是瞄了一眼，就低下头，准备抬腿上楼。
　　 “下班了呀？”头顶的声音。
　　 嗯？问我的？伍时蒙了一圈。再次抬头。那人正冲着他微笑，和刚才一样，只是笑得更温和，更亲切了。
　　 “啊——是的，刚下班。——你——也住这里？”伍时有点儿不知所措，虽然都快五十岁的人了，遇到应激场景，舌头还是会打结。
　　 “对呀，你不记得我了？老徐，徐明达！”头上的声音突然响亮了起来。
　　 “哦——您好！”伍时“脑梗”了——他没想起来。
　　 “哈哈，你怕是把我忘了吧？上次你得一等奖，给你颁奖的老徐，想起来没？”上面台阶上的声音越发响亮啦，足以唤醒伍时的记忆。
　　 这怎么能忘！
　　 市文联主席给他伍时颁奖，他平生第一次的大荣耀，怎么能忘了呢？因为这事儿，他回来在爱人跟前，嘚瑟了好几天呢。
　　 伍时的脸火辣辣的。他觉得脖子到脚趾头，都是红的，就像街头路边小摊上那一根刚出炉的、滚烫的烤红薯。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对不起，原来是您啊！”伍时激动之中，语言倒是不“激动”了。
　　 伍时赶紧上楼梯，迎着徐明达的手，便有了第三次交际。而新的交流，也从这一次开始，变得密集起来，自然起来，亲密起来。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很多时候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多少条件。那些和谐的关系，往往只是一面之缘，甚至要比那些磨合了很久的夫妻，或者配合了多年的同事——关系更和谐舒适。同样，那些不融洽的关系，往往也是从第一面开始，心中那个结，一直无法解开，直到关系紧张得难以修复。科学界有个词叫“量子纠缠”，在心理学上解释为“心灵感应”，或者是“第六感”，也许已经解释了这种现象，但遗憾的是，我们人类就喜欢对那些已经非常明了的事实纠缠不清，原因就是不愿承认什么。
　　 伍时和徐明达的关系，就完全验证了以上“关系论”——他们相处很和谐，从两个陌生人的第一面便已经建立，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与衔接，哪怕有人怀疑他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就是他们之间什么秘密也没有，这种理想化的和谐关系便已经建立起来，牢不可破。
　　 与其说徐明达搬进了伍时的小区，不如直接说他走进了伍时的家。这个徐主席很奇怪，自从住进这个小区，几乎每周要主动走进伍时家里——伍时家里那个阁楼里——喝茶。不忙时，三次五次也有；比较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坐一次伍时阁楼那里的藤椅。
　　 他们几乎有说不完的话。从阁楼如何得来，到阁楼的布置；从家里的花花草草，到养花种草的门道；从茶叶的品质，到茶汤的益处。他们几乎无话不聊，但是又让人觉得“闲淡”得很。他们从不聊“正事”，比如家庭人员的情况，他们不聊；彼此的工作状态，他们不聊——即便如此，他们却总有说不完的话，只要坐下来，他们便会在茶香的氤氲里，开启一场智者的对话，就像田间地头的两位老农，一直聊到天昏地暗，月明星稀，然后心照不宣地拍拍屁股上的灰尘，依依不舍又心满意足地走回自己的院子，然后期待着下次见面。
　　 如果我们不懂关系，也就无法解释关系。就像伍时和徐明达一样，当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聊天内容之后，谁会欣赏和乐意加入呢？
　　 看不透的局，就别试着去探秘。与其好奇着别人的世界，不如筑造自己舒适的心房。
　　 伍时从不认为徐明达的来访会给他造成什么麻烦和不便，而徐明达也从不觉得自己的到访会给伍时一家带去麻烦和不便。他们简直让人惊诧——徐明达的造访几乎是伍时渴望的那样，时机也是刚刚好，就像猜准了伍时的心理；更可怕的是，无论是徐明达一周做客一次，还是一周登门三五次，伍时的爱人和孩子，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徐明达的到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至于他们两个到底聊了什么内容，伍时的爱人和孩子没有经过任何约定和商量，总是在有人好奇地探索中给出一模一样的答案：
　　 “鬼知道他们聊什么！”
　　 对于徐明达来讲，除了不知道伍时家房门的开锁密码，那个六楼的业主，被认定是自己，也没什么奇怪的。
　　 然而，即便他们两人这样相处，伍时却从没走进过徐明达的家。哪怕每天上下楼都会经过他家门口，就像经过自己家门口一样——那是他的必经之路。
　　 伍时没提过回访。一次也没有。
　　 徐明达也没发过邀请。一次也没有。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聊天纯属扯淡，也不尽然。比如这件事，徐明达就提过多次。
　　 “伍老弟，这件事你还是考虑考虑，毕竟你有这个爱好。”徐明达常常会在茶香里对伍时提出。
　　 “算了，我现在是工作之余，看看书，练练笔，就像泡壶茶一样，谈不上爱好，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伍时当然知道徐明达的意思。
　　 “现在的人啊，像你这样的想法太少了。就说我吧，前些年，一有空就写点儿东西，然后到处投稿，一是想着赚点小钱，二是想着可以搞点儿名头，在自己的履历上多那么几笔。后来有人推荐自己，自己也很乐意地加入了各级作协。如今看来，和老弟你比起来，还是有些思想上的距离。你是看透了一些事。喜欢就是喜欢，没必要把喜欢当成谋生的工具。”
　　 “我们不一样的，徐老哥。你的职业就是要写作，而我的职业就是要服务农民朋友。如果我把自己的工作丢一边，专门去搞写作，那不就是不务正业了嘛。你也一样，既然在文联工作，不搞点儿创作，不发表一些文章，不拿几个奖项，别人也不服你，对不对？”
　　 “话是这么说，但回头想想，我的创作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很多内容都是挖空心思虚构的，我懂农民吗？我得写农民的勤劳肯干；我懂工人吗？我得写工人的任劳任怨；我懂医生吗？我得写医生救死扶伤无私奉献。我懂谁呢？我谁都不懂，但在我的笔下，我谁都得懂，连我自己都在背地里害臊。我创作了那么多作品，除了拿点版税之外，还剩什么呢？我的作品，似乎只为赚取一点稿费，能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和你们比起来，有时觉得挺惭愧，你们才是社会的建设者，而我，简直就是沽名钓誉。”徐明达每每说到这些，就会狠狠呷下一口茶。
　　 “你太谦虚了。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主要靠你们撑起来的呢！这不是套话。如果没有你们这批专业作者，肯定不行，你们也很辛苦。”伍时善解人意。
　　 “我们不少人的世界毕竟是狭隘的，我们需要真正的农民，工人，医生，战士，科学家，公务员，快递员，教师，需要一切职业代表，需要你们这样的一批作者加入组织，你们的创作更真实，更接地气，更丰富，更有感染力，更有价值啊。按你现在的写作水平，加入市作协是轻而易举的事。作你的推荐人，我也感到自豪呢。”徐明达再次表达自己的愿望。
　　 “老哥，喝茶喝茶。什么入会不入会的，为农民服务，为农村发展做点贡献才是我的本分。入了会，也不代表我就比没有入会的更会写；不入会，我反倒更自由，更大胆，更放得开呢，你说是不？”伍时赶紧笑着举起茶杯。两人相视一笑，一饮而尽。
　　 当两人一起把各自茶杯里的茶水喝净，也意味着这个话题的终结。一直是这样，他们谈论的每一个话题，都在不知不觉中开启，又在同饮一杯后结束，似乎是约定好的，但真没有约定，实实的心照不宣。
　　 而关于“入会”这件事，伍时和徐明达聊过多次，每次都是徐明达提出来，伍时却一点儿愿望也没有。他不埋怨伍时，而伍时也没有任何歉疚。两个人就像聊其它家常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聊，没完没了，不求有结果，却总有相同的结果——伍时更愿意走到田间地头，更愿意和农民朋友闲谈，也不愿加入协会。徐明达从不放弃“拉拢”，却总无计可施，尽管从未略施小计。关于入会，他永远忘不了伍时的自我评价和定位：
　　 “不是我的局，我就不掺和。我不想成为别人嘴里的作家，但乐意成为一名热爱生活的创作者。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的生活不该困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