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陕西韩城矿务局第一中学生活和工作了16年。在那里，我度过了职业生涯中一半的时光；也是在那里，我结婚成家，迎来了儿子的出生。那里给我留下太多纯真美好的记忆，尤其是我们那时的家属院。
　　 韩城矿务局第一中学（简称韩局一中）成立于1984年，由韩城矿务局斥巨资兴建，曾经是全国煤炭系统屈指可数的名校。学校建成后，矿务局又先后在校外建了两栋家属楼，以此来吸引五湖四海的一批名师。从那时起，就有了我们的家属院。
　　 我们家属院所在的片区共有八栋楼，全都没有院门，属于四通八达的那种。其中六栋属于矿务局一个下属单位机电总厂，两栋属于我们学校教职工的，包括我所住的四号楼及校外一条马路之隔的新楼。
　　 四号楼前有一排高大挺拔的梧桐树，夏天足以遮天蔽日，浓密的树荫像撑开的巨伞，将整条路面罩得清清凉凉。楼对面与三号楼之间，是排列得很整齐的一排排煤棚，是各家各户用来堆放煤球和杂物所用的。楼侧面是机电总厂的一个篮球场。那里是傍晚时分人气最旺的地方——大人们运动、打球、锻炼，小孩子追逐嬉戏，女家属们则拿出小凳子坐在操场周围，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一年四季，非常热闹。
　　 在我们两栋家属楼里，所住之人都是学校教职工及家属。大家相处日久，亲如故人。时隔二十多年，我的脑海里时常闪现着很多生动的画面。上下班路上，同事有说有笑，并肩步行出入校园；每到饭时，大家手提大水壶晃晃悠悠，去开水灶那儿排着长长的队列打开水；进入楼梯，炒菜的香味会顺着竹门帘的缝隙飘飞出来，让人忍不住猛吸几口，猜想哪家今天又炖了肉，炒了什么好菜；谁家包了饺子，扯着嗓子喊一声，楼上楼下都能闻着味来尝几个；你不在家时，老家来了客人，邻家会主动打招呼招待；我家的煤球炉子灭火了，去你家夹一块来救火……这些细碎的小事就像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温暖了我二十多年。
　　 在我们家属院里，除了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方的教师以外，还有来自各行各业抄着不同口音的职工和家属，其中一部分老教师的家属没有正式工作，有的在学校打零工。这些人来自农村，农忙季节回家务农，闲时陪孩子在校读书。他们特别质朴、善良、厚道，待人如己，实诚到骨子里。跟他们做邻居，我心里感到特别舒服。
　　 程嫂，是我们英语科组程欢英老师的爱人。她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却聪慧通透、和善温婉，待人赤诚，凭借一腔真心收获了全院人的敬重。数十年来，我与程嫂结下了深厚真挚的情谊。我们同住四号楼二层，两家阳台仅一墙之隔。程嫂做得一手好菜，是远近闻名的做饭能手。无论做了什么可口的饭菜，她总会盛上一碗，从阳台递到我家；时常也会邀约我们一家三口去她家吃家常便饭。跟着她，我学会了许多从前不会做的面食，蘸水面、搓搓面、油馍样样精通；也学会了腌制蒜苔、酱胡萝卜等家常小菜。她为人慷慨大方，每次从富平老家归来，总会带回小米、苞谷糁等土特产，但凡老家归来，总会分给邻里各家一份。她心灵手巧，还是编织能手，我和爱人的多件毛衣毛裤皆出自她手，我儿子从小到大的毛衣毛裤，更是全由她一手包办。
　　 2004年，我南下广东前夕，家中小侄子出生，程嫂特意亲手为孩子编织了两身毛衣毛裤，还购置了一床熊猫图案的毛毯，专程陪我回合阳老家探望弟媳。这条毛毯，弟媳至今仍悉心珍藏、完好无损。我远赴南方后，程老师在西安购置了一套矿务局为高级职称教师修建的人才房。退休之后，程嫂便随他迁居西安。如今每逢我们返乡，她总会主动致电问候，备好饭菜，邀我们去西安歇脚小聚。这般深情厚谊，让我终生铭记、感念于心。
　　 樊婶是一位勤快热忱、热心助人的老人家，是樊建章老师的家属。樊老师是韩局一中首批聘任的教师，在新家属楼二单元三层分到了一套宽敞的福利房。新楼前有一片荒芜的土地，樊老师和他爱人（我们称为樊婶。说来很惭愧，我现在都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名字）开荒种菜，既美化了环境，又可以吃上自家种的各种新鲜蔬菜。在那里，樊婶种了韭菜、西红柿、黄瓜、辣椒等，还栽种了香椿树和艾草，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给四邻八舍。每年端午节，按照当地的习俗，她都会趁天未亮，将一把艾草系在各家各户的大门拉手上驱虫避邪。
　　 樊婶没有正式工作，早年在学校门外的小市场售卖豆腐脑，后来承包了学校的小商店。她可没少帮我们年轻老师的忙。我们但凡有事外出、或是赶时间上班，无暇照看孩子，便会将孩子托付给她，她总会细心照料孩子吃完早餐，再送他们去上学。孩子放学归来，她也会招呼孩子们进店喝水、稍作歇息，再让他们外出玩耍。她做生意始终秉持薄利多销的原则，重情义、轻利益，信誉极佳，久而久之，她的小店便成了我们固定的早餐据点和购物老店。
　　 为了方便做豆腐脑，她把自家的煤棚改造成一个大厨房，里面有大的灶台，大锅以及各种厨房用具。结果，她家的煤棚成了我们许多老师家里蒸馒头时公用的“厨房”。有时，我们年轻老师忙碌时，樊婶就让我们把发好的面连盆端到楼下交给她。赶我们下班时，她会将馒头帮我们蒸熟放在大筛子（北方用竹子编成的一种底部有孔的用具）里晾好，让我们回家时顺路端上楼。夏天天气热，我们都喜欢吃凉皮，樊婶常常会围着烧得红彤彤的灶膛帮我们蒸好凉皮让我们带回家，她的善行常让我们非常感动。
　　 记得有一年夏天，她生了病，我带了奶粉、罐头、橘子粉等前往她家去看望她。樊婶开门后，看见我手里提着的袋子，立刻笑嗔道：“你这死女子，人来就行了，还破费买东西。远亲不如近邻，咱们都住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你客气啥？我只是一点小毛病，害得大家都操心。”我一边听她“数落”，一边放下手里的东西。看到她虚弱却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鼻子有点发酸。我搀扶她坐在床沿后，她双手握住我的手，掌心是干的，温热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透出来。目光所及，是她那花白而有点凌乱的头发。我抬手帮她理了理，然后，一手握着她那只留下几块淡黄的输液贴胶痕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在上面抚摸着。樊婶看见我难过的样子，她抽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好娃呀，樊婶又不是纸糊的，得的不是什么治不了的大病，养一阵子就好啦！”
　　 时隔多年，樊婶的话时常回响在我耳边。那声“死女子”，是我在他乡听过最亲的称呼，后来再也没有人这样嗔过我！
　　 朱淑贤大姐是我们的校医。在医务室，她一人身兼医生和护士，打针取药、消毒清理等忙而不乱，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把小小的医务室打理得妥妥帖帖。在家属区，谁家老人或孩子有病，半夜三更去敲她家的门，她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往外走。有时，有人需要打点滴，她独自一人往返医务室取药，直到陪病人打完点滴为止。我们都称她为“守护神”——有她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在我们家属院，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婚丧嫁娶，还是孩子考上大学，大伙儿都会主动凑份子。不用通知，也不用登记，只要谁家有事，消息一传开，钱就悄悄送过去，人也都热心地上门帮忙。
　　 有一件事迄今为止我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学校有一位名叫高宏的年轻语文老师，他的老家在咸阳。他结婚时，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父母没有提前到达。我们家属院的女士在郭烈珍老师的带领下，十几人帮高宏老师在单身楼布置了婚房。大家嘻嘻哈哈地分工：有人挂拉花，有人剪窗花，几个手巧的围着床铺平整被褥，很快让单身楼那间房子换了模样，漂亮抢眼。最后，几位男士在房门口及单身楼大门口贴了王仲谋老师写的红对联，在楼顶上挂起了一串串火红滚烫的红鞭炮，整栋单身楼都呈现出喜庆的氛围。高宏父母到达时，看到布置一新的漂亮婚房和那么多人在捧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的父亲连声道谢：“真没有想到你们一中人都这么好！”
　　 时光如流，带走了一院的梧桐落叶，也带走了煤棚上空的袅袅炊烟。可那些温热的名字和嗔怪的笑骂声，却像樊婶当年系在我家门把手上的艾草，虽已干枯，却余香未散。我常常感激那段岁月，它让我年轻时就明白：真正的“家”，不只是一套房子，而是一群愿意为你打开门、递出碗、伸出援手的人。如今，韩局一中的家属院早已物是人非，但在我心里，它从未老去。那些美好的记忆永远鲜活，那些充满温情的人始终让我魂牵梦萦，永远难以忘记！
　　
　　 202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