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丞相，最著名的无疑是萧何。从汉王占据川蜀开始，萧何就是汉王的丞相，一直到大汉统一天下，到他最后逝世。萧何是个非常称职的丞相，汉中始终是刘邦牢不可破的大后方，汉王无论在前方失败多少次，每次都能得到萧何输送去的粮草和新兵，从而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刘邦对萧何的作用心知肚明，建国后大封功臣，他将萧何定为第一。
　　 萧何是政治家，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早在刘邦攻占关中之时，其他人抢夺金银珠宝，萧何只取了秦廷的典章文书。秦王朝虽然实行法治，但以吏为师，没有颁行成文法，所有法律文书全部被收藏于朝廷的府库中。这些法律文书，是多么可贵的政治财富，只有萧何明白它的价值。萧何后来成为大汉丞相，他几乎照搬秦律为大汉设计了典章制度，只是废除了苛责的扰民条款，比如谤议法令之罪。所以说，汉朝也有法治。这也侧面说明了，秦朝灭亡并不是法治的错误，而是有着种种深刻的历史背景原因，单纯归罪于法治显然片面了。
　　 汉初实行黄老之术，即道家成为统治思想，是定论。然而，并不是大汉一开始就如此。刘邦建立汉朝，国力疲弱，于是休养生息，以不扰民为原则，这符合道家思想，但并不等于他就奉行道家思想。至少，没有任何史籍提到，萧何和刘邦两人接受过道家思想的熏陶。事实上，萧何务实用，类似管仲、吕不韦之辈。
　　 有公开史料记载的，汉初奉行道家思想的第一人，是曹参。曹参原为萧何属下的狱吏。在当初的沛县，萧何相当于副县长或者县政府秘书长，曹参相当于公安局局长。两人跟随刘邦起义之后，曹参随之征战，勇猛异常，后来论功时，那些功狗们就是以曹参为例，可见曹参的战功要超过樊哙夏侯婴等人。曹参超过那些人的另一方面，是他毕竟曾经做过秦吏，有管理才能，所以大汉建立后，中央有萧何为相，刘邦就把曹参派到了最为重要也最富庶的齐地为相，让他协助自己儿子刘肥治理齐地。萧何去世后，曹参是国家丞相的不二人选，史载国家还没任命，他就已经做好任职的准备了。从此，曹参从一个武将走向了治国文臣的道路。中国古代历史上，出将入相的人很多，但真正两方面都能做好的没几个，曹参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曹参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有指导思想的大一统王朝的治理者。他到了齐地，齐地盛行孔孟的儒家思想，他深刻研读并召集儒生讨论之后，认为儒家思想不适合治国。《汉书》中记载了原因，说儒家不能安民。确实，儒家实行的等级制度，是要有一系列操作规程的，儿子见了父亲要如何如何，下臣见了上官要如何如何，百姓见了官员要如何如何，那是“礼”。儒家对礼非常讲究，要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行等等，一举一动都要有严格的规范。在曹参看来，大汉积弊日久，百姓民智未开，现在需要的不是礼仪教化，而是不要扰民，让百姓自行恢复生产，先过上好日子。在这方面，他和刘邦考虑的出发点不一样，都不能算错。当然，刘邦施行的儒家礼仪也是叔孙通的简化版，并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
　　 当时社会，首要的是民富国强，严格的礼仪规制达不到这个效果。曹参摒弃了儒家思想以后，遇到了信奉道家思想的盖公。道家的主张，其实很简单，就是清静无为。道家认为，统治者不要整天想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哪怕什么都不干，百姓自然会达到自治的状态。道家思想看似很玄，看似不可能，但千年以后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完全验证了古老的东方智慧。首先是社会有机体学说。基本原理是：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有着自愈功能。当社会凋敝，民生凋零之际，百姓们自己就会想办法发展生产，想办法赚钱，想办法促进社会进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在初期起了巨大的稳定社会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纯计划体制根本改变不了社会上普遍的穷苦局面，这时候百姓自发的经济活动，如小岗村的承包到户，华西村的躲进山里悄悄发展工业，反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让百姓富裕，让社会繁荣。其次是凯恩斯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自然调整着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达到效果最大化。当然，凯恩斯主义有弊端，就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如果国家不干预，“看不见的手”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带来社会的极大震荡，社会产品的极大浪费。但是，在民生凋敝的经济发展初期，这些问题不存在。曹参研读道家思想之后，如获至宝，在齐地推行道家之术，大获成功。史载曹参“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曹参到了中央政权之后，依然实行他那一套。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他将无为做到了极致，每日上班就是点个卯，什么都不干，然后每天就是喝酒。有朋友看不下去了，想劝他，他看到朋友想说话，立马就明白他们想说什么，于是就劝酒，导致朋友有话都说不出口。当时皇帝是汉惠帝，看不下去曹参的作为，但他毕竟是老臣，惠帝为人仁慈，不便苛责，便要他儿子去问他。曹参听儿子说到国家的大政，立即大骂，说你黄口小儿，怎能对国家大政胡乱发表意见！惠帝没办法了，只能直面曹参，说是我要你儿子问的，你这样整天啥都不干，什么意思？这样不太好吧？曹参也很坦率，问皇帝：你觉得你比你老爸如何？惠帝说不如。曹参又问：你觉得我比萧丞相如何？惠帝说你好像也比不上萧丞相。曹参说那就对了，你老爸和萧丞相已经规定好了各项举措，我们不如他们，那折腾个什么劲，依着他们的规矩来就是了。惠帝无语了，只能听之任之。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这是历史的记载，实际上肯定是片面的。曹参当然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干，否则根本就不必设置丞相了。他只是把一切行政事务都规范在制度和流程之内，此外绝不心血来潮的扰民。
　　 我们常说要改革，因为社会在发展，所以管理方法也要顺时而变。这当然没错。然而，改革应该是很慎重的，不能为改而改。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都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很多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规程，我们应当依从。然而，社会上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领导者，总是高唱着改革，并将改革作为捞取政绩的砝码，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和以往不一样的举措，就大力推行，然后多方宣传，吹嘘成自己的政绩，作为晋升的台阶。至于实际效果如何，那是后任领导的事。后任领导也不含糊，哪怕改回原来的举措，又宣称为自己的改革措施。结果改来改去，社会无所适从，不知所以。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就是针对这样的乱象。改革有必要，但萧规曹随也不是错，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要好好研究，谨慎实行，绝不能脑子一拍，只要有变化就好，将萧规曹随视为墨守成规，视为懒政的典型。要知道，无为也是一种作为。
　　 苏格拉底说过，自知自己无知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从不炫耀自己的智慧，而是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任何一个人，哪怕孔孟那样的圣贤，也是有自己的知识盲区的，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不是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管理者的专业性也越来越强，这是时代、社会的必然。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各单位的一把手往往不是内部提拔，而是外部调任。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本单位的运行规则，不了解本单位的技术要求，而且他在本单位任职一般最多也就不过三五年，根本无暇也没有意愿沉下心来钻研业务。偏偏，他们还要发号施令做决策，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如果这些领导本人为人低调，能够虚心接受部下的意见，他的决策还能够英明一些；但可惜的是，更多的领导总是被阿谀奉承的话所包围，总觉得自己比部下能力更强，脑袋更聪明，大局观更强，自己的决策也更有道理。更有甚至，会认为自己不但超过所有部下的能力，还超过历任领导，从而敢于胡乱拍板，还认为自己有工作魄力。这也正是中国种种奇葩决策屡见不鲜的原因。这些人，更要好好学习曹参的“认怂”精神。
　　 中国从来不缺少大有为的领导，缺少的反而是不折腾，不扰民，不炫耀政绩的领导。所以，萧规曹随的故事，尤其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