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高大魁梧，面色黝黑，皱纹像山间常年流水的沟壑。他很少笑，总是板着一副面孔。话却不少，声如洪钟。他魁梧的身材，常让我想起小时候读的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我看他，须要高高地仰起头。记忆中，跟他说话，我总是低着头，垂着眼。他问我什么，我再说，也只是三两句。面对他，我似乎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该说什么；他不问，我也不说，不知道要说什么，怎么说。在他的面前，我像穿了一套薄薄的盔甲。
　　 我们小的时候，常听他在饭桌上讲故事——他自己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父亲与我们长时间说话的时刻。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在豫东平原的农村，还在襁褓中，他的父亲就因风寒去世，母亲终身守寡，将他拉扯大。他说，幼年时常在地头挖野菜，村头的树皮都被剥了一茬又一茬。在村这头玩耍，那头响起枪声，枪声过后，便有人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有的同乡外出逃荒，再没有回来。仗打完了，他成年了，娶妻生子。在父辈留下的一亩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大跃进”那些年，土地里长不出庄稼，饥一顿，饱一顿。父亲不得不带着妻女，去了云南昭通——听说那里可以吃饱。到了才发现，情况跟老家一样。他们被迫离开，辗转去了甘肃陇南。
　　 不久，妻子无法忍受漂泊的生活，带着女儿另嫁他人。这是父亲的第一段婚姻。饭桌上，他从不说。在我们长大后，选择感情或职业时，他认为极不合适，出面阻止，就会用自身的这段婚姻经历，警戒我们，说那是他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叫我们要慎重，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生活、婚姻都陷入了绝境，那段日子没有把他打垮。那时传闻新疆伊犁“牛羊成群，瓜果遍地”，能吃饱穿暖，父亲便和同乡一起，辗转去了伊犁。那个时期，全国很多地区的人向伊犁迁徙，有河南人、甘肃人，还有上海、武汉的支边青年。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伊犁开垦荒田，慢慢扎了根。
　　 最初是上山伐木，白天劳作，晚上对着满天的繁星与同乡聊天喝酒。山里没有酒杯，喝酒是拿起酒瓶，仰起脖子，一饮而下，小半瓶就不见了。辛苦也跟着酒一起下了肚。深山老林里，花草树木，野果草药，飞禽走兽，日日相伴。日子简单。
　　 短暂的山里日子结束了，父亲打好包裹，扛在肩上，下山了。他被安置在兵团农四师，从此，在那里定居。
　　 长大后，我常听身边的人说起我们的团场，笑称“疙疙瘩瘩”，仔细想才知道是可克达拉的谐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在边境地区屯垦戍边。父亲成了最早的军垦战士，那时的他也不懂这些，只为找到了一块容身之所，能吃饱饭。恰逢母亲从老家出来寻找弟弟——我的舅舅曾跟父亲一起上山伐木，又一起回到兵团。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相遇，组成家庭。
　　 父母在伊犁安顿下来，大哥和姐姐出生后，我那同父异母的姐姐从甘肃来伊犁，寻找父亲。在甘肃的日子更辛苦，她跟继父合不来。那时她正处在青春期，想起了亲生父亲，毅然离开，独身一人投奔父亲。不幸的是，她与父亲也同样合不来，两人经常吵架，大打出手，将对方的棉衣撕破。这是后来听我的妈妈说起的。
　　 在伊犁无法继续待下去，她返回了甘肃。多年后，她写信给父亲，请求他的原谅。他将所有的来信压在褥子下面，只字未回。
　　 父母亲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小。我出生时，父亲已四十多岁。父亲在酿酒厂上班，母亲在食品厂。他们在号角声中踏入工厂的大门，在号角声中去食堂吃饭，然后回家。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奶奶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
　　 我四岁的某一天，奶奶做饭时突然倒在地上，检查是半身不遂，从此要卧床。父亲工作之余要照料奶奶。他给奶奶做了一副拐杖，阳光明朗的日子，他会把她带到门口，靠着墙晒晒太阳。那时我还小，只记得父亲看奶奶的眼神很专注。现在想起来，才明白，那是他对母亲复杂又简单的情感——他只想对她好。后来奶奶彻底卧床，日常生活全靠家人照顾。他向团里申请了一套房，将奶奶安置在窗户边，在角落里搭了一张床，自己睡。奶奶大小便都在床上，他端屎端尿，随叫随到。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耐烦的话。那时，他常有一句话：“杀猪宰羊，奶奶先尝”。这句话成为我们的规矩，每顿饭第一碗，一定先端给奶奶。奶奶在床上躺了八年，他守了八年。
　　 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伊犁边境口岸地区实行一级备战，边境居民向内转移。父亲不走，他要守在奶奶的身边。他说，他想看看苏联军队打进来的时候，能将一个躺在床上的老人怎么样？声音洪亮，至今还在我耳边响起。一同出现的，还有父亲坚决又固执的面孔。大哥留下来陪他。奶奶去世前，经常昏迷，偶尔清醒时，她紧闭着眼睛靠在他的身上，叫他的名字。奶奶走后，伊犁电视台要采访他，他拒绝了。他说，照顾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不图什么。后来，他睡在了奶奶睡过的床上。
　　 改革开放后，兵团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不喜欢种地，正好赶上最后一批五十岁退休的政策，就退了。退休金很少，不够一家人的支出。年过半百，没什么手艺，只能做点小生意。那时的我，也到了青春期。
　　 那些年，他靠卖鱼养家。每天天不亮，骑上自行车去水库，驮上两半袋鱼，挂在后座两边，像两个沉重的包裹，骑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集市上去卖。
　　 有一天，他回来得很晚，外面漆黑一片。在他推门进来的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异样。他有些仓惶，急促地叫了我的名字。接着坐下，卷起裤腿，小腿被摔伤，露出一片鲜红的伤口。“下坡的时候撞到一块石头，摔倒了。”他叫我找酒精，可家里没有，我跑去邻居家借。他弯着高大的身躯，低着头，默默地清理伤口，一语不发。青春期的我，变得更加沉默。现在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是满脸皱纹透出的沧桑，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
　　 “生活，太难了……”他常摇着头，皱着眉，脸色阴沉。这让我莫名地紧张。还有，我害怕挂在自行车后座的两袋鱼，沉甸甸的，压在心头。那重量，至今都在。
　　 他常年抽烟，是莫合烟。有哮喘，胸口像拉风箱，经常呼呼地响。每天早晨醒来，使劲地咳嗽，扰得左邻右舍也一同早早醒来。
　　 有一次，他去马路边的旱厕，回来的时候，气喘吁吁地喊着我的小名：“刚才去厕所差点没能回来。”
　　 “怎么了？”我吃惊地问他。
　　 “站起来时有点快，喘不过气，扶着墙很久才敢动。”
　　 我看着父亲高大魁梧的身材，想象着他片刻前的风险：扶墙、低头，弓着脊背、几乎窒息的场景。很久，他才敢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地往家走。越过马路时，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担心自己这样慢，会不会迎面赶上一辆疾驰而来的车辆。我看到了父亲的难堪，也看到了他的衰老。
　　 从未向生活低过头的他，那一瞬，向我诉苦了，他说自己会经常喘不过气来，心梗更令他担忧，身边离不开人。经常犯，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家里备有速效救心丸，那天早晨他去厕所，没有随身带。
　　 “还好，”最后他说，“这一次我又挺过来了。”他轻轻地喘口气，庆幸地说。我却看到了那口气中的沉重，如严冬里开口说话时，凝固成的白雾。
　　 父亲的老年生活，一直在伊犁和老家往返。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老家，一切都是陌生的。他跟家乡的亲人合不来。又返回伊犁，可依然有他解不开的疙瘩。每一次，他和母亲总是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扛在肩头，放在火车上，默默扛出火车站，向家里走去——那头是家乡的家，这头是伊犁的家。而我，总是在他们离开或到来的时候，看着那堆成小山的包裹，默默地想，父亲的家在哪里？
　　 直到现在，我常常想起父亲从年轻时辗转全国各地的样子。他像一个逃荒的人，手里拎着、肩上扛着大包小包，匆匆行走、赶车，凄凄惶惶的模样。
　　 父亲执意要回到老家，他明知自己无法适应家乡的气候，更受不了亲戚们的指指点点。可他没回头。
　　 他最终归去，是在老家的床上。那天吃过晚饭，他说心口绞痛，想再吃点东西，压一压。从桌上拿起一根麻花，放进嘴里，还没咽下，头一歪，高大的身体就倒在了床上。悄无声息。当时，我不在场，这是后来听母亲说的。我想，一个人能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间，是他最大的福气。
　　 父亲的那些包裹，终于可以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