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去菜场买菜，突然想起，应称他“五哥”。
　　 当年生活在贻榖堂老宅时，从来没有如此称呼过。见到他时总是点头而过，背后提起他时直呼其名，偶尔会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哥”。老宅里的人称他妻子五嫂子，我也如此称呼着，那是随着长辈们，似乎是一种通用称呼，却从来没喊他一声“五哥”——一个简单而亲切的称谓。
　　 今日想法缘起几天前朋友圈里一张游圌山后的题诗旧照。
　　 圌山，坐落于长江南岸的镇江，是一座临江雄险、江天壮阔的山。原名瑞山，相传秦始皇东巡至此，望见此地王气鼎盛，担心诞生新帝王威胁秦朝统治，便去掉“瑞”的王字旁，用方框围住造出新字“圌”，寓意锁住山中瑞气。它虽然仅海拔258米，但山体经火山活动与流水侵蚀，形成大量悬崖绝壁、天然岩洞，奇石遍布，岩洞幽深；每处岩洞都附带着民间传说，使其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登临揽胜、抒怀题咏之地。
　　 不懂诗的人，对那张用毛笔竖写、没有标点、已经泛黄的旧照片本不会在意，然而我却被这首诗的前言所吸引。
　　 诗前言：丁丑（1937/10/12）重九，偕赵子仰秀、陶子寿延、田生为宰，游圌北华严寺（俗名老虎洞），恭赋七言八韵诗一章以为纪念。健庵氏。
　　 健庵氏，是镇江东乡著名文人王树勋（清朝举人）之侄，其家学渊源颇深。赵子仰秀，时年35岁，清末地方书法名家；陶子寿延，也是地方名士。上述人物中的“田生为宰”，其资历逊于前面两位，被称作“生”，却让我心动，由此联想起祖宅贻榖堂里的田为哉。
　　 贻榖堂，一座建于晚清时期的江南宅院，位于圌山脚下。其先祖为晚清武举人，“耕读传家”是祖训；宅院中专设书房“自怡斋”，不仅供本宅子孙读书，还收纳外乡孩童，成了全村共用的私塾。
　　 丁丑重九，为哉时年18岁（1920年出生）。他读书十余年后，就在圌山北边设馆教书。据他回忆：“这个馆，就是我先生推荐我办的。”其长子后来也曾回忆：“当年我和父亲用板车拖石头时，北边一个宕口的人很照顾我们，因为他是父亲的学生。”如此推断，“为哉”“为宰”同音通用，他便是贻榖堂里的为哉，我的堂兄“五哥”。
　　 没想到五哥能与一众前辈文人同游圌山，既有前辈的提携，想必也自有一身才华。遥想当年的他，风华正茂，少年意气；虽身处山河风雨飘摇之际，仍保有乱世之中读书人寄情山水、坚守文脉的温柔风骨。可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一副畏缩拘谨的模样，就连不懂事的孩童也时常取笑他。此刻心中唤他一声“五哥”，却再也见不到他十八岁时的模样。
　　 他与贻榖堂的“八叔”同庚不同辈。那年重阳，五哥在家乡寄情山水之时，“八叔”已是在镇江城内任教一年有余的军事教官。彼时全面抗战爆发仅三个月，山河动荡，家国危局之下，两种人生轨迹在此日交汇：前线浴血抗敌，后方全民同心；江南文人却依旧守着登高赋诗的风雅。
　　 谁知两个月之后，是年冬月初六，镇江城沦陷；又隔两日后，“日军飞机肆炸圌山关，初九日，兵千余人由南而北，直登圌台。”敌军侵略，城乡没有一处宁日，“民人旦夕不安，纷纷迁徙。”
　　 贻榖堂虽位于圌山脚下，未遭不测。只因山下人家，依托圌山天然山地屏障，远离日军主力行军路线，以至绝大多数人家幸免于战火蹂躏，实是万幸，但宅里的私塾馆也就此停办。
　　 风华正茂的五哥与八叔，一文一武的命运分野，始于两位母亲截然不同的教育抉择。他们同为贻榖堂后人，年少时二人一同在自家自怡斋私塾跟随仲紫云先生读书。八叔十岁那年，被母亲送进镇江城里的洋学堂，自此告别旧式乡土生活。及至抗战爆发，八叔的祖母早已辞世，其母亲也离世，父亲又已再婚，只剩他独自扛下世间种种变故。而五哥则一直留在私塾修习传统课业，父母双全，又得祖母万般疼爱，终日被家庭温情环绕，从未被迫远赴他乡漂泊。
　　 1945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日。抗战胜利的欢欣尚未在江南乡野散尽，内战烽烟便悄然蔓延开来。彼时的圌山一带划归国统区管辖，却因临江依山，又扼守长江水陆要道，让这片看似静谧的乡村迅速成为国共两党积极争取、反复活动的游击交界区。彼时的八叔，生活在镇江城里，公开职业为小学教员，却肩负着地下党的工作。五哥仍在圌北地区（王家弄小学）教书。两人虽同为三尺讲台之上的教书先生，身处相同行业，却肩负着截然不同的时代使命。
　　 贻榖堂不过是江南乡间一座寻常宅院，岁月流转间，每个时代的风云跌宕，都在青砖院落里烙下独有的印记。居住镇江城内的八叔心怀两处考量：既想为乡间孩童打造一处安稳优良的求学之所，也盼着能为地下党组织寻觅一处隐秘安全的联络据点。几经筹划，八叔决意将老宅中的书房自怡斋改建为新式小学，由七伯出面公开筹措办学经费，聘请自己信得过的外村进步知识青年出任校长。
　　 1946年春日，这所肩负特殊使命、连通城乡两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红色小学，在贻榖堂正式开学。校内任教的老师，都是从镇江城里奔赴而来的进步青年。随着就学孩童日渐增多，原有校舍难以容纳，五哥家中主动腾出三间屋舍，供学堂扩充使用。彼时五哥仍留在圌北地区教书。八叔与五哥虽同为师长，立足的阵地却截然不同，两人皆以教书为掩护，于时代暗流中各自坚守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八叔入职中学任教，全身心投入教学与校务管理工作；五哥也告别故土，远赴几十里外的乡村执教。土地改革运动接踵而至，贻榖堂内同一始祖子孙的各户人家阶级成分各异：八叔常年在外不置田地，家中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家中有人吸食鸦片的，被划为贫农；唯独勤恳劳作、踏实度日的五哥一家，被定为地主，却是村里人口中的“瘦地主”。
　　 1957年反右运动展开，八叔仍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早年地下工作的特殊经历，让他在时代浪潮中多了一层难言的波折；留在乡间执教的五哥，因家庭地主身份，被清除出教师队伍，遣返回乡务农。往后漫长岁月里，“地主”与反右中被清退教员身份双重重压，使他只能终日躬耕田间。可他并非孤身一人，一身肩头还要扛起全家老小的生计重担，昔日握笔教书的手，从此终日与田地农活为伴，精神煎熬之外，更要扛住一家人衣食温饱的现实重压。
　　 等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个敛声垂目、局促畏怯的五哥，膝下有五子两女。
　　 时至此时，难以幻起当年他与前辈文人共同寄情山水、温柔风骨的形象，唯记得他借粮的一幕：
　　 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日子，只见他拎着一只米口袋，去生产队仓库借粮。
　　 “又来了，年年总是你家来借！新粮上来，你家又没有了。”远处就能听到队长的粗门大嗓声。
　　 “没办法，他家就是人多。”那是保管员凤姐的解释。
　　 没听到五哥说什么。
　　 他能说什么呢？儿子多，饭量就大。最小的儿子十岁左右，细细的脖颈撑着一颗大脑袋，捧着一只几乎和脑袋一样大的碗，碗里总是清汤寡水，难得有几口实在吃食。
　　 一日，他碗里浮着几个黄澄澄的团子，有个年纪相仿的同院女孩瞧见，凑过来好奇的问：“团子好吃吗？”
　　 男孩点点头：“好吃。”说着便分了一颗给她。
　　 “一点也不好吃!”女孩咬了一口，感觉上当了。那看似色质黄润的圆子，原来却是糠团子。
　　 岁月在缓缓流淌，日子在窘迫里一步步挪行。
　　 品性老实周正的大儿子，终日在生产队下地挣工分，年过三十没能娶亲。
　　 乡下本就女儿易出嫁、男儿难娶妻，他家不仅摊上地主身份，连一处独立婚房都难以置办，还有谁家愿意把姑娘许配给这样的人家？
　　 老二、老三兄弟俩，除了在生产队上工，得空闲便各自“一根扁担”去附近镇上汽车站帮人挑货送客，只为家里能挣几个“灯油钱“。可是“地主”两字，竟成为一些同行用来羞辱他们的称谓。体力劳作的辛苦尚能咬牙硬扛，这般侮辱性的称呼，两个血气正旺的年轻人如何去承受？
　　 环境无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无奈的承受，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也许在母亲面前，才是他们唯一可以松弛的片刻。
　　 这位母亲，便是五嫂子，五哥的妻子。她常年体弱多病，心脏一直不好，性子却温软和善。白日里跟着生产队下地劳作，家里洗衣清扫的杂活不能落下，特别是大女儿出嫁后，缝缝补补、针头线脑所有细致家务，便尽数压在了她一人肩头。她从不哭诉病痛，也不抱怨苦难。日子纵然清贫煎熬，面对性情各不相同的几个儿子，也听不到她高声呵斥厉声斥责，她柔弱多病，却用自己的温和隐忍将全家人紧紧粘合在一起，默默前行。
　　 世道终于回暖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乡野，压在五哥一家头顶多年的阴霾缓缓散去。反右运动中被错误清理回家的五哥，于1979年成为“光荣退休”的人，随着最小的儿子也成家立业时，五哥总算熬到能够舒展眉头、卸下满心压抑的日子。
　　 二十载风霜压抑、万般磋磨，彻底碾碎了五哥当年寄情山水的文人风骨，硬生生挫平一众后生满腔热血、一身锋芒。那顶永世难脱的身份枷锁，生生锁死父子两代人的青春傲骨与做人尊严，惟愿这般刺骨之苦，永不重演！
　　 如今贻榖堂老宅仍在，自怡斋里的小学旧址仍存，愿天堂里的五哥、五嫂，携手共游“圌峰点点云杳杳，山下人家碧笼纱”，世间再无冷眼与风霜，唯有山水温柔岁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