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来路，发现我是个契合“近朱者赤”这句话的幸运儿。虽然，近朱者赤大有近墨者黑的可能，然而，相同之处在于，我确是“近朱”或是“朱近”，一生亨通。当然这个朱不是朱砂，而是活生生的人。
　　 其实我从来没搞清楚是我主动地“近朱”，还是被动地“朱近”，总之我偶然中遇见的朱姓领导，总是在我前行道路上予以教导提携，为我指出正确方向，规划光辉前景。
　　 朱处长是刚参加工作遇到的，他是单位的教导员，正营级。那时他四十刚过，风华正茂。我在一个月的青工集训队结束后，被分配到他辖下的理发组。当时一个服务部七八个小组，每个组人数五六个到十来个不等。比如冰棍坊冬天不生产只留下三四个维修工，夏天生产时一下增加到十七八个。糕点坊和缝纫组都保持着十来个职工。理发组和楼下的洗澡堂都是十个左右。大家平时把单位叫“支部”，正式的名称是第一服务部，却没人喊。朱教导员是党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主任，有两个副主任，一个会计一个出纳，组成小机关。“文革”刚刚结束，工作之外的学习教育尤其繁多。小组职工每周有三个晚上要集中起来读《毛选》，读了还要写心得。连没几个文化的老师傅也得在学习笔记上写下读过的篇目。每周五要把学习笔记本收集到支部去检查批阅。我虽然是“文革”运动中的高中生，但由于比较偏爱语文，所以写心得对我来说驾轻就熟。或许，正是在那个时候，朱教导员知道了我，认识了我。而那个时候，我还不怎么认识支部领导呢。职工大会时是溜边坐，听到领导宣布散会撒丫子跑，根本不去注意坐在前边桌子上的领导谁是谁。直到有一天教导员来理发，师傅们介绍，才算正式认识。朱教导员中等个头，中等体形，脸微长，眼眉周正，一口脆生生的普通话，比那位讲起话来口音隆重的张副主任要清晰得多。河北籍的师姐说，他是东北人，口音当然纯正，张副主任是山西人，有些话听不清楚很正常，我们听了好几年还听不全呢。在师傅那儿理完发朱教导员专门到工位看我工作，目光慈祥，声音平和地说：“你就是小x啊，好好干！”离开父母近半年的我听到领导的亲切嘱托，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嗯嗯地点头。还是师傅替我答复：“这个小伙子好学上进，领导要多培养啊。”
　　 不知道是师傅的话发挥了作用，还是他慧眼识人，总之，在我慢慢融入单位之后，先是被选到团支部当委员，后来在班组当副组长，还让我负责支部在洗澡堂进门大厅中摆放的黑板报。黑板报每月一期，如有节庆，比如五一五四，元旦春节，都要专门出一版。现在看一块黑板报特别渺小，但在我的眼中，它是工作之外压在肩头上的一个副沉重负担。不会画，就从报纸上描，写不好，就在旧报纸上练，没稿子，就每周到书店里翻，看到有用的资料书籍买回家学习。这块黑板报陪伴我走过班组工作的五年，直到被选调到机关工作才交给后来人。写到这里，回望当时，我才明白，后来能在机关当干事、做领导，起点就是那块黑板报。因为那样一个契机，有了领导推荐提携的理由；因为那样一个几平米的平台，让我养成了不断学习、不断超越的习惯。因为那样一种压力，让我不自觉地进入到抗压测试中，并通过了考验。而我能在全处一二百名青年职工中获得提拔，那块黑板报也居功至伟。我到政治处工作后才知道，机关领导非常看重各单位黑板报的宣传功用，而我们那块黑板报的更重要处在于，洗澡堂理发室基地领导经常光临，他们随便一句话，影响力远超出领导的一大堆汇报。
　　 当青工的时候，实在是什么都不懂，工作生活中的好多事情，都“任凭师傅领导主张”。参加高考进入中专录取线，师傅们跟我分析家庭经济状况后建议，还是工作吧，你父母弟妹都靠你接济，你要上学，学费也没地方出。于是我找到朱教导员讲了我的情况，请他替我退回录取通知。在那个冷峻的早晨，我在通往糕点坊的水泥路上找到教导员，听我陈述完后，他看了我好一阵才用审视的口吻问我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的，确实经济上有问题，不能去上学。他叹口气说了声好吧，翻身骑上自行车往机关办公楼而去。那个年代还没有文凭热，虽然单位几年里陆续有三四位同事考出去，也没引起我的重视。直到1983年，我被选拔到机关工作，才知道文凭的重要，才在自学高考开设后马上参加，经过两年艰辛学习取得了专科学历。
　　 朱教导员被调到机关时，我已经在班级工作五年，他被调任财务科任科长，升任副团级（基地机关编制，科为副团）。当时部队减编，转业人员集中，随调回内地的人员增多，机关空出的位子较多。消息灵通，或喜欢走动的年轻职工，许多人都蠢蠢欲动，只有我这种只知道干活，沉默寡言，不喜欢贴近领导的人还懵懂无知，毫不在乎。消息是师傅告诉的：“处里选拔年轻干部，要考察你，做些准备。”我被这个消息震惊到目瞪口呆，心情复杂。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被选拔到机关工作。心里这么想，嘴里却慢腾腾地答应着好好。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怎么准备。那天下班，遇到分在其他班组的舍友，都向我祝贺，打听我什么渠道，怎么被机关选中。我一问三不知，他们还觉得我神秘。直到通过小组和支部推荐、机关考察、通知我去财务科上班的时候，师傅才告诉我，是朱科长力荐，列举了我在小组工作优秀，被基地表彰为优秀共青团员，负责黑板报得到领导肯定等事例，说服了处党委常委众人，才得以列入选拔名单。
　　 我只在朱科长手下干了一个来月，跟师姐学习在途账务还没熟悉，就被政治处调去做文化教育工作。当年全国兴起初中高中补习活动，政治处“瘸子里面拔将军”，选择我去干这个事情。我在全处选了三个比较优秀的年轻人一起组成成人文化培训小组，同时参加基地语文教学培训班，回来为单位职工授课，做了几个月的兼职“老师”，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为后来的机关工作做了很好铺垫。我在政治处工作的几年间，朱科长“官运亨通”，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在他任处长期间，我已经基地政治部批准顺利由代干身份转为负责组织干部工作的干事，在他的亲自领导下，配合着完成了很多工作。他后来去职，退休，但在我心中，他是我最重要的领导，永远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初的领导像走马灯似地变动。刚到政治处时的李主任转业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接任的湖北云梦籍彭主任转业跟爱人进了北京，杨主任李主任分别提拔调走，朱主任从医院政治处调任，成为我的第四任顶头上司。听说她是基地政委的爱人，刚来时严肃得我们几个干事心里打鼓，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干好。在获得了她对我们的关怀照顾后，才知道这是位脸冷心热，处处为属下争取利益的好领导。那是部队职员第一次按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称评定职级，处机关基层几十名符合条件人员，名额限制不能一次性评任。政治处包括我在内五人符合条件，我们全部评任，尤其是我，年龄小资历浅，转为正式干部才一年多，据说在会议上朱主任据理力争：“政治处是全处最重要的部门，每个人都担负着相当于基层领导的职责，他们不被评任，谁还够格？”说得与会对我们全部评任有些意见的领导无法开口。我们明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朱主任的基地领导爱人身份，单位领导都不敢当面得罪她。朱主任成为我们领导，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身价倍增”。政治处的干事下基层，没有人敢敷衍。彼时单位的党建、团建、文化体育及职工管理都得到进一步规范，促进单位建设长足进步，而朱主任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更是让我们每个人从思想到能力都得到明显提升。她是一位严格到近乎刻板的政治工作者，坚定的理想信念让她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她曾回忆，当年去“支左”，孩子流产不在意，后来成了习惯性流产，儿子是住在医院才保下来的。我们开始不适应她的工作节奏，挨剋是经常的事情。好几次因为她安排的工作我想当然地有所拖延，都被当众训斥。从那时才知道，她要求明天交的报告，明天一大早就得上交，而不能等到明天上班再干，下班前上交；她指出要改的文章，得按讨论后的精神重新拟写，而不能只是改头换面地应付。在她离开单位，我们几个干事先后离开政治处多年后说起当时的情景，都无限怀念朱主任对我们的耳提面命，无不怀想她对我们人生道路的指引。
　　 朱主任是从部队提前退休的，因为她的爱人领导要让她做表率，主动退出第一次授衔。领导先后在山西、北京工作，退休后他们全家安居北京。我先后两次看望，每次都非常热情，还让赋闲在家的领导为我买北京特产带回让家人品尝。我心怀感激却不太会表达，只能在远方的戈壁滩上用勤奋努力、正派做人的工作略作回报。
　　 两位朱姓领导是我人生路上最贵的人，没有朱处长，可能没有我后来的机关工作经历；没有朱主任，我的能力水平及工作作风可能得不到多大提升。虽然“近朱”有年，却没能完整全面地承继他们的秉赋能力；即便“朱近”，我也没能完全像他们那样做得出色。当然，我的言行中确实比较多地沾染了他们的颜色：像朱处长那样提携后进，助力前行；像朱主任那样关怀孤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如今，朱主任已经在多年的疾病缠磨中逝世，唯愿逝者安息，再无病痛侵扰。朱处长年过九旬，电话里仍然中气十足。祝愿寿者康健，让我每天的祝愿有抵达的彼岸。
　　
　　 2026年6月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