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我还在少年之家上班，第二天我就来到了针织厂，每月工资和其他女工一样暂定30元，说好三个月的试验期，以后再定美术级。我查阅美术级最低是42、5元，我很好的表现，等待着定级。
　　 在这里我真是如鱼得水，快乐地畅游着。领导信任我，由我做主，每期板报该出什么，画什么报头，写什么文章，横额标题用什么字体……都由我自己说了算，卸板、刷洗黑板，也都由我一个人承担，我真成了一个和尚好念经了。我干得满有滋味，还经常画点自编的连环画，把好人好事画上，还结和当时的运动，在黑板上画些漫画、连环画，也有画在纸上的并着了色的，工人们很爱看，一到中午，我画的板报前就站满了端着饭盒的人，他们边吃饭边看着，说笑着。我还负责图书的借阅，及中午的广播……领导很满意，群众对我也赞扬，工会有事在工会干，工会没事了我就自愿到三车间的印花车间帮忙干。
　　 印花车间有十几个女工，还有一位会画花和图案的老师傅，他套我话似的说：“听说厂里准备把你安排在印花车间搞设计？”我说：“我哪会设计呀！要是能安排我来，我得向您学习呀！”
　　 印花车间当时还是用手工操作，就像油印机那样印花，印完一遍色，还得用锌钠水刷洗纱网，我勤快地给她们打下手，还没来得急向师傅学习制版技术，文化大革命的派性风潮又卷起来了。
　　 一天中午，一伙手持大木棒、满脸凶相的一群人向印花车间走来，我正走在过道上，吓得我已没地方躲藏，但心想，我是新来的，和他们无怨无仇，他们不至于打在我身上吧？但两腿还是不由自主地直颤抖，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并没理睬我，而是正直进了我们的设计室，只听一阵霹雳啪啦，玻璃、桌椅被砸得阵阵巨响，一阵狞笑叫骂声过后，他们扬长而去……。
　　 我赶紧回到设计室一看：满屋满地狼狈不堪，描图的大方玻璃桌被砸碎！桌子里边一排排40瓦的大灯管一个都不剩的被砸飞！桌子上方的灯管、墙上的镜子、连平时坐的椅子也全都被砸碎，我们设计用的图画纸也被撕碎扔了满地，上边还踩了许多肮脏的大脚印！画画的铅笔，一根也没剩！——他们想干什么？画画的老师傅是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得罪了他们？我新来才几天又怎么会得罪任何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活人所为！
　　 这是为什么？到底怎么了？！国家的财产就这样被毁于一旦，他们竟这样快活！肆无忌惮？我心疼地看着这被毁的一切！……
　　 正在这时，我忽听外边有人喊：“四车间的谁谁……被打破了头，谁的腿被打断！都被送到208医院去了……”我的心被吓得一阵乱颤！
　　 接下来，针织厂也停产“闹革命”了，和我在一起的人又都是公社派的了，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了。如果再出去游行，那个曾吐我一脸吐沫的，心系公社派的那个小男孩这回就不会再往我脸上吐吐沫了，倒是要担心哪个“红二”的小孩再吐我一脸的吐沫呢！
　　 我们公社派的没地儿可呆，就都到地质宫驻扎在学生的宿舍里“闹革命”了，这些人在宿舍里闹哄哄，有的打扑克，有的躺着睡大觉。我独自一人出去四处看看，只见地质宫后院的空地上堆起了十几座，摆放着男女大照片的新土坟。这些躺在里边的“勇士”可都曾是“地质学院”的大学生啊！——多么可惜！……
　　 在这些新土坟的四周，草已枯萎了，被风摇曳着哗哗做响，仿佛这些枯草也在为他们哭泣！四周静悄悄，我走到一座座新坟前，看着摆在他们坟前的一张张美丽、英俊的肖像，不禁为之惋惜！我看着他们，他们也在看着我，我问他们：“你们瘫倒在这里不后悔吗？你们的父母平时节衣缩食供养你们上大学，你们不好好念书却躺倒在这里！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他们无奈地望着我，是呀，我不也是无奈地呆在这里吗？
　　 一阵冷风吹过，更觉阴气森森，——比先时更觉凄凉，再看天色也昏暗下来，不似先前明朗，不觉毛发倒竖，周围没有一个人，心里也十分警畏，我要走了，用眼睛向他们告别，不由得脱口而出：“你们不要再在这里躺着了，你们如果有灵魂，就赶快回家去看看你们的亲人吧！他们一定非常地想念你们！……”
　　
　　 说来也怪，就在我转身往回走时，不知从哪儿掀起一阵大风，夹杂着凋零的树叶、草棍儿、尘土飞扬起来，卷成一个大旋风，旋转着，旋转着的飞走了，飘散了！
　　 我想，这也许就是这些大学生们的灵魂各自飞回家乡去了吧！……
　　
　　 我们在地院呆了几天后，“头头儿们”告诉我们可以回家等待，什么时候生产再通知，我们立刻解散都回家去了。一路上到处都被游行的队伍堵塞了马路，车辆也不通了，我们从地质宫向北，步行在“防化研究所”的门前时，只见一辆“红二”的大越野车满载着一车，头戴柳冠帽子的男男女女，各个雄纠纠气昂昂，手持带刺儿的大木棒和带钩的铁棍，停在了“防化所”的门前叫骂，“防化所”铁栅栏似的大门紧闭，院子里空无一人，而远处高高的楼顶上却站满了人。
　　 这辆“红二”的车，从这大门前转着圈地来回驶过，车上的人还在不停地叫骂着，后来车嘎然站住，那些人就全都跳下了车，也不知他们从哪儿拿出来现成的砖头和石块，一个劲儿的，孩子般地，朝“防化所”大院内撇去，但无论他们怎样拉着架子撇，也打不着远处那些站在楼顶上的人们。
　　 出不了这口气，他们除了眼睛鼻子吐沫一块参加谩骂外，还用铁棍子去戳立在“防化所”大门两边好端端的“膠合板”做成的宣传板。这时，我和我厂的两个师傅正从这宣传板后边要走，只听砰的一声，吓了我们一大跳，差一点没戳到我们身上！这帮“恶棍”把个好端端的宣传板竟戳成了个蜂子窝还不解恨，还在防化所的大门前的空地上用粉笔写满了骂人的口号，……什么，绝没有好下场！……不得好死！等等，闹腾了半天，又都跳上了车，再叫骂着最后转上几圈儿，才扬长而去！这样的事我已见多看广，所以也不觉得稀奇。
　　 回到家里，我专心学习绘画到深夜。一天夜里11点多，我突然听到街上一个老太太凄凉地悲嚎着，好像是叫着什么人的名字，我推开靠胡同的门借着路灯的光往大街上看，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正从东向西在马路边上仰着脸慢慢悠悠地走着、哭着，……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这拉长了音儿的哀嚎，真是叫人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是她的孩子遭到了不幸？！
　　 我的脑子立刻浮现出，前不久我们到医大基础楼参观一个活活被打死的无辜大学生的遗体，据说，这个大学生叫“廖文曹”，家住南方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是村里祖祖辈辈才出的这么一个大学生，他带着全村人的寄托和父母的希望，来到长春的地质学院专心读书，据说他平时并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别的同学都去搞“革命”了，唯有他呆在宿舍里看书。可就是那一天他出门了，就不幸被那些暴徒抓去了，……严刑拷打后，气绝身亡！
　　 可怜他不高的小身材赤裸裸地被装在玻璃‘棺’里，全身被药水炮制，脸已看不出生前的模样，……要是他的亲人，他的母亲看见她儿子这个样子，还不心疼得撞头，撞死！还不得发疯发狂！还能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吗？！——何等地悲惨啊！
　　 日本人折磨中国人，中国人骂它们没有人性，是丧尽天良！——那么这些“中国人”呢？可都是中国的同胞啊！尤其是些本该“文明善良”的大学生们，竟能如此的狠毒！——真不知他们是中了哪路‘邪魔’！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还要把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同学”，——无怨无仇的同龄人，给活活打死！——动力何在？人的本性哪里去了？！……
　　 在这场运动中死伤知多少？！——光是站前东南角上的那个“悦来客栈”，好端端的一幢大楼在枪淋弹雨，炮轰之后起火，里边的学生死伤多少？偌大的一座大楼，霎时间成了一堆瓦砾，废墟！灰烬！……
　　 市医院的墙上也弹痕累累，至今可见！那时候子弹嗖嗖过，打死打伤常听说。我们西院就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正坐在自家小棚子边上，低头摘菜，嗖的一声从西边越过远处的大二楼，飞过来一颗子弹，正好擦头而过，老人顿时鲜血直流。院子里的人们都慌忙跑来给他包扎伤口，兴亏只是擦破了肉皮，没打到深处的要害，不然老人不就白白地送了命。
　　 这种不长眼睛的子弹，还时常打进我家的院子里，早上起来一看，地上好几个子弹头，真是有点后怕。回想那个年代，真是一言难尽啊！
　　 后来我们又都回到了工厂，没有设计室了，我和李师傅都被安排在工会搞宣传，这天李师傅正聚精会神地往黑板上抄写大字标语，因为心急，少写了一个‘产’字，就成了‘共党’，刚要擦了重写，就被经常来我工会闲逛的一个女青年——王某，叫住了。她说：“李志文！你是不是习惯的称呼又出来了！？”，——她非要拿着黑板去汇报领导，被我们夺下了。
　　 她又从李师傅画的黑板报上的向日葵图案上挑出了毛病，说：“向日葵怎么还有“头”向下的？”她来问我这样画是不是不对？我说：“没什么不对！李师傅画的是装饰图案，是点缀文字的，所画图案的方向要有变化才好看。”——我又说：“至于李师傅写的那块黑板，他是在我们工作室写的，工作的时候什么人都来闹哄哄的，谁都难免会写错，写错了，擦去重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又没拿到外边去展示！”那女青年听我这么说，歪着脑袋斜视了我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她走后，我的心却砰砰直跳。因为那年月，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咬”，那正是提倡大胆怀疑的时候，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随便抓人的年代。
　　 过了些日子，大喇叭广播了：“全厂职工都到厂大院席地而坐开大会，……”主持人就是那天到我们工会去的那个女青年，她在台前对着大喇叭发出那尖尖的、刺耳的高声调，就足以让人心惊肉跳了。她喊着口号说：“一定要揪出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开始念名单，——全厂的工人都一脸的沉闷，低着头不说话，全场静极了，一个一个的念着名单，念到谁，谁就得无条件地上前边站着等候批判。当念到我们屋的李师傅时，他吃惊地一哆嗦，唉吆了一声，我也吃惊地回头看着他，只见他费劲地往起爬，然后，从人们坐着的缝隙中，一瘸一拐地往台前走，立刻上来两个带红袖标的人，扯着他的胳膊把他象摔铃铛似的，趔趔趄趄的给拖到了前边，并使劲地把他的头往下按，还向他那有病的脚猛踢过去，令他站直了。
　　 接着又往下点名，全厂鸦雀无声，一共念了十多个人，全都被后边的红卫兵按着头，令其垂手而立。
　　 那时候不需要有什么证据，只要有人认为可疑，就可以提出名来报上去。当时派性斗争之厉害，叫每个人都心惊胆战，不知道哪里会有陷阱？你点了我这派的一个人，我就马上也点你们派的一个人！柿子拣软的捏，受害的都是那些老实人。
　　 审判开始了：“……李志文！我问你！你的耳朵为什么少一块？你的脚又是怎么瘸的？说！”——李说：“冻的，烂掉了。”“胡说！是不是以前你们家里特别有钱，被胡子（土匪）绑票绑去割的？！”李说：“不是！”——“你不承认？！”——啪啪！两个大耳光扇过来……扇的那个响！那个狠！叫全厂人咂舌！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我们工会找碴的那个女青年。她平时腰里扎个皮带，屁骨后边是一排修理机器用的工具，名义上是“保全工”，实际她什么也不会，女工的机器坏了，找她修，她半天也修不好，白耽搁时间，所以也没人找她修理，这样她就闲的四处逛，想在政治上捞把稻草，露露头角。
　　 接着又一个一个地往下审。有的是旧社会的“工头”，有的是旧时的文秘，还有一个才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父亲是民主人士，别人偷看了他的日记就断章取意地告发他是留恋过去他家的资产阶级生活。他才那么小的年龄，他是新中国出生的，他能留恋什么“过去的生活”？！真是有口难辩！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孩子何罪之有？！只怪他平时只知看书写日记，全然不会和周围那些“鬼头蛤蟆眼”的小青年们起哄随喜，这就遭到了算计！正是这无中生有的大胆怀疑，把这些无辜的人给打成了“黑五类”。
　　 大会结束了，不由分说，先把他们押下去，押解到南头的袜子车间的一个小黑屋里去，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自由。
　　 白天押他们出去干苦力，晚上工人们都下班走了，就成了他们最难熬的‘地狱’！有一次我在食堂吃过晚饭，就住在厂工会办公室里没回家，特意到后院来了解这些被迫害者的情况。还没等我走到跟前，就被那阵阵的“鬼哭狼嚎声”所震惊，我寻声来到一间小屋前，我围着那屋四处看，所有的玻璃都被黑板挡住了，根本看不到里边，那屋里的哭叫声叫我心颤，我鼓起了勇气，来到小屋前推开门，屋里的小灯昏暗，那些人愁苦地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看守他们的两个人是群专队的。我一进去，这两人愣了，但还客气地问我：“你——有事吗？”我说：“我听这哭叫声太惨了就进来看看！”——因我会画画，厂里的人都很羡慕。他们对我也还算尊敬。所以，我这样“冒犯”，他们并没对我不客气。然后他们解释说都是他们“自己互相打”的！